近期，我们和《乐园之丘》的作者进行了一次访谈。在唐山暴力事件引发关注后，作者与我们联系，希望能分享书中的第八章《暴力，“她知道什么”》给读者，以此，再一次正视性别暴力和女性的处境。《乐园之丘》一书博引了大量案例，从人类的起源追溯父权制的形成历史，讲述女性独特的身体部位如何使其拥有权力，最终又如何被无情地剥夺。它一方面肯定女性曾经的权力地位；另一方面，它通过研究大量的谚语、神话故事、民间习俗、历史资料确认了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性别偏见、母职惩罚......是一个从远古流传至今的传统。我们作为现代女性，一个最普通的个体，对于性别歧视、性别暴力、性别不平等，可以做出一些怎样的行动或者改变？作者米尼克·希珀教授认为，作为女性，我们需要知道，对于女性的侮辱是长期存在于历史中的。为什么自古以来男性贬低女性的事件层出不穷？因为女性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她们拥有很多令男性感到恐惧的陌生力量。正式因为这种恐惧，男性才会想要去贬低女性，或者把她们描述为“敌人”。书中的所有章节都是在讲述男性对这种神秘力量的渴求与恐惧。我们首先可以做的，是意识到为何有些人总是拥有更多的权力，并且尽可能地揭露、分享正在发生的不平等事实。但同时，女性不应该永远将自己锁在受害者的位置当中，在过去的历史中，面对性别的不平等，女性之间并不总是相互支持与理解的。所以，尽可能地去分享与传递我们拥有的知识是实现性别平等的更好方案。这篇文章依据《乐园之丘》的内容进行摘编，并援引了其他资料作为补充，梳理了家庭暴力、性暴力在不同的文化历史、民间习俗、谚语中是如何长期被合法化的，以及性别暴力的归因。作者: [荷] 米尼克•希珀
译者: 王晚名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针对女性的暴力始终存在，这一人性的弱点源自一个事实 ：男人们通常身体较为强壮，且通过狩猎锻炼出了更有力的肌肉。在不同的文化历史中，都能瞥见鼓吹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的影子。在俄罗斯流传着一句谚语，“对于殴打自己妻子的人，上帝会改善她们的伙食”。而在西非，谚语“定期打你的妻子，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她会知道为什么。”仍旧十分流行。这些俗语、谚语在世界各地被以玩笑话的形式提起、传播，但鲜少有人会为这种赤裸的歧视感到不适，意识到这种说法的错误，或为之感到一丝羞耻或羞愧。在各种新旧故事中，妻子和情人们被普遍视为丈夫的所有物。在中国明代，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写道：女人必须被训诫 —— 一个不改变自己生活的女人该打。她必须趴在长凳上，解开裤子，按规矩在臀部被打五到六下。“间有责妾，每必褪裸束缚挂柱，上鞭下捶，甚至肉烂血流，是乃害彼害我，以闺门为刑房，不可不慎也。”
丈夫们认为，殴打妻子是控制她们的有效手段。欧洲伊比利亚的一句谚语反映了这个心理：“要想让你的妻子保持言行合乎规矩，打她；如果她行为不轨，打她。”中国也有一句谚语在说：“好老婆是打出来的。”诚然，暴力面向所有人。男性同样可能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但许多数据都在说明，女人与孩子往往处在更脆弱的境地。联合国妇女署访问了全球 137 个国家与地区，在 2021 年发布了《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2018 年估计值》报告。该报告主要估计了亲密伴侣暴力和非伴侣性暴力两种类型的暴力。《报告》指出，2018 年，约有 7.36 亿 - 8.52 亿的 15 岁以上妇女表示至少经历过两种暴力行为中的一种，约占受调查女性的三分之一。（编辑注）家庭暴力的成因很复杂。联合国的多项研究确认，在男性比女性拥有更高的地位、女性没有有偿工作的渠道、伴侣本身有家暴史、性暴力法律制裁的薄弱等等情况下，女性都会更容易遭受到家庭暴力。家庭暴力之所以在大部分的文化中被默许甚至鼓励，是因为男性从小接受的性别教育。许多文化中，男性为了施展的权威，他们拥有使用女性身体的“合法性”，是妻子、女儿的“合法主人”。对于女性身体的约束，一直广泛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它们是必须要带上的面纱、是被切除的阴蒂、是不被允许与外界接触的深闺幽居。所以，针对女性的暴力成为了许多男性施展权威、管教自己所有物的一种方式。几个世纪以来，父权社会都喜欢把妻子、母亲限制在家里，而公共空间则完全由男性掌控。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让家庭暴力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默认为是“别人家里的私事”，不方便插手，更不适宜谈论。荷兰的一句老话也说“当丈夫和妻子吵架时，旁人要保持距离”。家庭暴力被视为正常的事，人们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家暴”成为了社会谈论中禁忌一般的存在。舆论的缺失让受家暴者往往很难有勇气与机会站出来说明他们的遭遇。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罗马天主教主教团在 2002 年正式公开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其中，他们清楚地、强有力地承认了针对女性暴力的存在，并声明，这样的暴力无论在家庭中或之外，从未被合理化。罗马教廷教导说：以任何形式针对另一个人的暴力，都是因为没有将这个人当作值得爱的人来对待。相反，它把这个人当作被使用的物品。除去长期受父权意识影响的社会成因，法律的缺失也是家庭暴力如此猖獗的原因之一。直到 20 世纪后半叶，大部分的国家仍然没有反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即使在大部分制定了家暴相关法律的国家，家暴仍然是一项犯罪成本低、犯罪惩罚弱的违法行为。这几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家暴事件开始在社交媒体中被曝光、被讨论。从被家暴的网红宇芽到拉姆案，从疫情中的家暴援助到越来越多的家暴科普讲座的出现，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力量与声音开始介入家庭暴力的讨论与援助。而这些力量与声音也真切地给予了许多被家暴者发声的勇气，讨论与推动着更完善的保护机制的形成。（编辑注）强奸在历史上经常出现。一部分人认为，强奸是男人控制女人的策略，强奸也是男人物化女人的最有利证明。在卢旺达大屠杀、缅甸军事暴力与南苏丹内战中，强奸被用作是一种武器，甚至把性侵女性作为对士兵的战利品与补偿，使其合法化。施暴者在军方默许下，将强奸作为一种羞辱敌方阵营和树立威信的手段。特别是在种族战争中，大规模有组织的强奸行为、逼迫妇女生育，被用作对异族实行种族灭绝。而在大部分情境下，受害者往往需要比罪犯担负更多的责任。女性在战争中遭受强奸，往往会获得比施暴者更为严厉的“处罚”。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女人不愿谈论她们遭遇的性暴力，因为这样的“坏消息”会使她们受到二次惩罚。在战争期间，遭受强奸的妇女除了会面临意外怀孕、性传播疾病或艾滋病、妇科问题等切实的身体伤害，以及恐惧、自我厌恶、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她们更面临着因社会对女性贞洁的道德约束带来的孤立与排斥。在二战遭到强奸的十万妇女中，有数百名认为失去了名誉，选择或被鼓励自杀。部分男性认为自己的妻子被玷污使家庭遭到羞辱，愤而杀害全家后自尽。不只是男性，当强奸发生后，除了直接施害者外，女性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成为性侵害的助长者。在传统家庭中，女性贞洁联系家庭荣誉，女性长辈为了避免性侵害带来的其他不良后果而采取合作。性侵害发生后，“贞洁没了”“还怎么嫁人”“一辈子毁了”的言论，表面上看似关心与担忧，实际是变相为受害者进行物化划分，将受到性侵害的女性归类到“二手货”，默认了女性地位低于男性。早年人们将战时强奸看作战争带来的必然产物。直到 2000 年，南斯拉夫战争罪行法庭中，第一次对战时强奸罪行进行了审理，结束了数百年来司法实践对战时性侵犯的忽视。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规定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认定：强奸、性奴隶、强迫为娼、强迫怀孕、强迫绝育、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性暴力”。如果该行为是普遍或精心设计的，就构成反人类罪。但是在国际法庭起诉过程中，尤其是群体性的强奸行为，难以对施暴者主体进行明确确认。强奸罪也并不是《日内瓦条约》中规定的犯罪，因而它更常被归置于反人类罪或种族灭绝罪下，但忽略了女性在强奸中，会被当作残忍性行为实施者容易获得的猎物。（编辑注）战争地区性侵害的亲历者拒绝保持沉默，她们希望让世界看到战争掩盖下的性犯罪，努力为自己争回正义与公平。在刚果遭受性侵害而产生精神创伤的妇女们，在纪录片《上校夫人》中将虐待公之于众。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受害者女性以及对社会的解放。但直至今日，世界各地的多数战时性暴力受害者依旧处在控诉遭遇和被迫噤声的僵持之中。在二战期间遗留的“慰安妇”问题，日本依旧采取否认事实、篡改历史的态度。据估算，二战期间全球至少有40万名女性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占 20 万。2017 年，纪录片《二十二》上映。如今，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只剩下 14 人，在镜头前讲述自己故事的二十二位老人仅剩两位。（编辑注）纵观这些国家的历史，大大小小的统治者总是认为臣民的身体和劳动力应当任由自己处置。他们似乎并不把属于下层群体、阶级、人种或性别的人看作和自己同样的人。战时极为过分的暴行就是这一方面的极端例子。在历史进程中，主导位置往往被男性占据。但人类的任何倾向对女性来说都不陌生。她们同样滥用权力，就如美国女兵对伊拉克和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的狱囚所做的那样。在军队中，女人们同样要接受审讯技术特训，以羞辱来自伊斯兰教传统国家的男人们。权力并不以 男性生殖器为条件，每个人走过这一生，都经受了很多侵害。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迄今为止，男人强奸女人更多，而非相反。强奸恶习是历史悠久的性别不平等传统的副产品。在广告营销中，广告商将女性作为吸引人的商品，销售“乳房形状的蛋糕或布丁”；或在商品周边装饰性出现，烘托商品价值；裸露女性身体及带有性意味的姿势，再带上具有一定性暗示的文案，将女性困囿于男性的审视之下。在许多影像制品中，女性的身份位于从属地位，以男性为主导的情色片充斥着对女性的暴力虐待与人格侮辱，而其中的女性往往以“被征服”的形象出现。女性在流行文化、影像制品、广告图案中成为肉体的美好想象，也加深了对性的错误观念：男人不必为自己的冲动负责，女人是导致这一冲动的原因并需要对此负责。在农村地区，为了维持生计，女性辍学外出打工而被迫卖淫。遇到性侵害后，女性长辈不去帮助受害者寻求法律援助及相关帮助，而是对受害者进行批判，试图从其身上找到遭遇性侵害的合理化证据，这无疑是对受害者的沉重打击。（编辑注）暴力受害者的发声，本不该受到如此多的质疑，和带着理中客的嘲笑与打量。过去，暴力受害者一直处于历史的掩盖中，现在则不那么频繁地被忽略、嘲笑、 置之不理，或者被带着冷漠和怀疑打量。如今，有更多的暴力受害者在发声，这意味着希望的到来。在起源神话中，权力斗争反映了充满变化的社会关系。对于占据主导和优势地位的女性的蔑视和暴力，反映了男性对女性最根源的一种情绪 —— 恐惧和不确定感。女性的力量贯穿了书中的所有章节，因此，贬低女性或将她们描述为破坏性敌人，具象了这种古老的恐惧。
男性对女性的巨大的恐惧，在神话中表现为男神对女神权利的占有与抢夺。最初，这种权利指的是生育和孕育生命的权利，而恐惧和不安的源头也来自于男性对女性生育功能的不了解和对女性身体的嫉妒。男性对于自己所没有的不同自己的生殖器官、经期及子宫，都产生了忌讳，这直接影响了传世神话、宗教起源及一些部落传统。至今，在我们国家的某些地区，依然相信男性如果目睹了女性生育的过程，会造成不幸。在不同文化和地区中，有不少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女性因为其拥有孕育生命的能力，从古代开始就受到崇拜。中国神话有“女娲造人”的故事，女娲用自己的手创造了人类，没有任何男性的介入。我们还将地球比喻作人类的“母亲”，认为母亲天然地在孕育着生命。有趣的是，“母神”能独自一人完成整个生育后代，这些神话或者世间故事中，鲜少有男性神的贡献或干预。这揭示了女性在古代曾经有过的地位。随着父权社会的建立，也是为了弥补这种天然的劣势，男神的贡献被毫不忌讳地夸大了。比如，他们将女性的生育能力述说成一种性合作的形式：地球在能够孕育各类物种之前，天堂必须先降雨、肥沃土地与种子。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男人将生命的气息或“灵魂”嵌入子宫的人。之后，男性通过改写神话故事、宗教起源故事，或是偷天换日地将“母神”描绘成亦男亦女，或是男女合体的人物，或是将“母神”描绘成带有暴力倾向的人.......逐渐地，“母神”的贡献被男性掠夺，被崇拜的形象也沦为被恐惧的形象。就如在之后的各种故事版本中，女娲也失去了她富有创造力的独立性，成为伏羲的姐妹和（或）妻子。他们被一同呈现为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紧紧缠绕在一起的蛇的形象。人们逐渐发现，在绝大多数的创造故事中，地球母亲不得不为全能的天父上帝让路。例如，在印度的故事中，被誉为天父的男神无法将地母拥抱在怀，因为地球太大了，他说：“虽然你是我的妻子，但你比我还大，我怎么能和你做爱呢？把自己变小吧。”人间也有同样的机制：小者仰望大者，小者尊重大者，弱者屈从于强者。即使在今天，为了避免女性争夺有限的权力和资源，他们宣称女性是更劣等的性别，会警告那些去求爱的人寻找一个在身材、年龄、教育等方面皆一个不如自己聪明的人；或是认为女性的理性与智慧不如男性，不适合从事政治、文学、艺术、体育等行业。为此，他们创造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谚语，打压有智慧、有能力、有野心的女性。“女子无才便是德。”（汉语）
“一个智慧的女人就是双倍的傻子。”（英语）
“男人的荣耀是知识，女人的荣耀是放弃知识。”（葡萄牙语）进化心理学“危险的鸡尾酒”还指出，女性遭遇身体上的，甚至是致命暴力的概率，与其伴侣的自我价值成正比：年纪更轻、更有吸引力的女性比年纪更大、更没有吸引力的女性更容易被她们的伴侣虐待。他们还创造了一系列关于“打女人”的“脍炙人口”的俗语。“女人、狗和核桃树，打的越多就越好。”（西欧和美国）
“车上的钉子和女人的脑袋只有被狠狠地打才会管用。”（印度拉贾斯坦族）父权社会用神话故事、文学艺术、学术理论、评论、宗教戒律、笑话、社会禁忌等手段传达对女性的曲解，想方设法把女性排除出公共领域，以此来扼制女性力量，把女性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在他们的描述和想象中，女人是弱者、他者、牺牲者、神秘者，而不是一个有着同样拥有真实自我、自由权利、渴望进取的群体。我们还想重申，现如今大多数的性别暴力受害者都是女性。因为男性相信，暴力是有效的控制手段。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暴力在相对安全的社会里从未停止的重要原因。
源于对女性的恐惧与不确定性，一代一代男性互相影响，沉淀下来男性需要控制女性的思想，这期间没有一片无辜的雪花。
/关于作者/
米尼克·希珀（Mineke Schipper），荷兰莱顿大学教授，以比较文学、神话和跨文化研究方面的作品最为知名。在此之前，在希珀教授的代表作《千万别娶大脚女人》中，通过对全世界数以万计的古谚进行分析，进而全面详实地解读过各个文化中的性别观念。她也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荷兰作家，文体不限比较文学、散文、小说等。希珀教授与中国的学术合作非常密切，曾被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参加史诗和创世神话的合作项目以及第六届中欧国际文学节。
[1] 搜信源.《并非男性都是施暴者，但是女性都生活在系统性恐惧中｜搜信源》，2022.06.[2] 联合国妇女署.《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2018年估计值》，2021.[3] 王虹. 《女性意识的奴化、异化与超越》，2004.4[4] 甄鹏.《联合国两法庭关于战争强奸的认定与判决剖析》, 2011.[5]Wietse A Tol,Vivi Stavrou, M Claire Greene, Christina Mergenthaler, Mark van Ommeren & Claudia García Moreno,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areas of armed conflic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interventions. Conflict and Health ,2013https://www.getrevue.co/profile/youthology投稿联系：tougao@chinayouthology.com业务联系：open@chinayoutholo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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