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9月，作者宗城再次尝试抵达边境。在有限的选择之下，他决定前往海拉尔，和鄂温克族的朋友 D 会面。在这次远方的行走中，他跟随着 D 和 D 的母亲走进了鄂温克草原与蒙古包，学习了一些蒙古语，了解了鄂温克族的历史、民间故事与信仰，看到了一半海水一半焰火的天空，也试图理解生活在海拉尔的女性。
我们向往的是一种怎样的自由？逃离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去除对于远方的奇观和美好想象，呈现出真实的生活质地？在海拉尔经历了边境的丰富与碰撞之后，宗城选择感受它、提炼它、记录它。
2022 年 9 月，我本想去（），可惜，整个夏秋，（）都被疫情困扰，外人无法进入。在当时，我要执行“边境的褶皱”这个旅行写作计划，新疆、海南、（）等地，却都在疫情的阴影之中。我需要在没有疫情的地方进行探访，恰逢重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一个探访海拉尔、额尔古纳的计划在我心中冒出。
随后，这个计划具体为环绕大兴安岭、漫游呼伦贝尔、鄂温克草原的旅行。幸运的是，我的朋友 D 就是鄂温克人，她知道我要抵达海拉尔后，热情地邀请我走访鄂温克自治旗的牧区和林区。
这是一篇和您想象的鄂温克之旅不太一样的文章。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驯鹿，不是敖鲁古雅，而是我与鄂温克旗乡民的交往。
没有朋友 D 的邀请，这篇是无法写出的，因此我要感谢她。那些时光，在与 D 及其家人的相处中，我觉得自己收获了比去网红景观更重要的东西。至今，她们是我在这趟旅途中最难忘的部分。
2022 年九月底，我结束了这趟鄂温克之旅。十天后，听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也出现了疫情。
如果再晚十天，我的旅行也要变成隔离十四天了。
我认识 D 是在 4 年前的北京。四年前，D 写小说，在北京上大学，我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实习，我们曾在五道口的 706 青年空间见面。那已经是 2019 年的事情了。还没有新冠疫情，706 青年空间本部也还在。转眼四年过去，世界巨变，我们被抛入更晦暗的局面，口罩成了第二层皮肤，抱有侥幸心理的人遭遇封控。我离开北京，D 在毕业后去往一座陌生城市， 2022 年归家。她是一个如果想要消失可以消失得很彻底的人。我运气好，赶上她心情不错的时候。彼时，D 和父母一同住在巴彦托海镇，距离海拉尔不远。听说我要来，她招呼我去林场和草原，提醒我最好准备一双高帮鞋，草原上有一些高高的扎人的草，小布鞋顶不住。
九月份，我从上海出发，经沈阳北换乘到海拉尔。从高铁换绿皮火车，半个小时时间，中间扫了七八次健康码，山路十八弯般通过检查，填行程登记，进到火车站二楼，空荡荡，黑飕飕，只有去海拉尔的检票口排了长队。那里有手上留下烧伤痕迹的女人、穿绿色大衣的黝黑男人、扛着大袋的工人，也有年轻女人和长得像梁龙、范伟的人。去海拉尔的火车空间狭长，床铺下没有放行李箱的地儿，睡在上铺，只能靠别人帮你递行李箱，托到上铺边的储物柜，睡上面，脚蜷缩着，身体好像《悬崖》里躲避高科长一行人搜查的顾秋妍，耳边传来东北声音，使我想起双雪涛、班宇、郑执写的东北小说，还有王建国、李雪琴写的段子。长长的黑夜通往东北以北的林场。一个我从未去过又感到熟悉的世界。我在那里不认识一个人，却感受到了再次被抛到未知之地的喜悦。我把自己所有的设想放下，等待路上一切未知的冲击。落地海拉尔，D 邀请我去都兰蒙餐馆吃饭。她带上两位好友，一位在海拉尔暂住，爱人正在异国。一位计划考本地的事业编。夜晚寒冷，室内温热，饭桌上有手撕牛肉、肉饼、柳蒿芽汤 、咸奶茶 ，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柳蒿芽汤，喝起来像中药混合着青草。我在第二天见到了 D 的母亲格格阿姨。说实话，在没有见到她们一家人之前，我一度在想自己是不是要租车去草原，而我甚至不熟悉里面的地形，但会开车、精通草原内部的格格阿姨使我免去了这个巨大的困扰，旅行中有当地熟人带路，事半功倍。格格阿姨是个热心肠，她不但请我吃早餐，还送给我几本书，都是关于鄂温克族的科普著作，分别是：
陈刚著《生态鄂温克》、敖嫩收集《鄂温克民族民间故事集》、达·斯仁巴图主编《鄂温克语教程》、乌日娜主编《鄂温克民族服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鄂温克风光》。
我诚惶诚恐，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就得到这样的帮助，心里怪不好意思。格格阿姨笑着说：“你是客人！客人就要好好招待！”
我兴致勃勃地翻阅鄂温克族的民间故事，故事讲述者分别是：宝音图、那彩德、戴福祥、布库图、纳莫和巴雅尔、格喜日玛、托玛、巴拉登、敖福金、那才金。我想要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这里，因为如果不这样，随着时间流逝，他们就可能被遗忘，多一个人记录，至少，就多一个传承这份记忆的人。
在格格阿姨赠予我的这些故事里，我注意到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人物，名叫尼桑萨满，历史上不是她做的事情，故事讲述者都往她身上编。
在传奇故事里，这被叫做“箭垛式”人物，汉族读者熟悉的包青天、狄仁杰就是典型的“箭垛式”人物，因为他们太有名了，当时不是他们探的案，也被安在了他们名下。
当天早晨，我们从巴彦托海镇出发，向鄂温克草原的深处行驶，一路上我们仿佛来到了塞上江南，附近有个诺门罕战役遗址陈列馆。车开到半道，经过萨满天葬的地点，格格阿姨和 D 会把糖果扔出去。萨满选择天葬，并不留下墓碑，但鄂温克人能够准确记住萨满葬在哪里，而他们丢糖果的行为，是一种传统，他们会对自己尊敬的对象赠予糖果，以示好感或纪念。
向鄂温克草原的深处行驶，一路上我们仿佛来到了塞上江南，附近有个诺门罕战役遗址陈列馆。车开到半道，经过萨满天葬的地点，鄂温克人会把糖果或牛奶糖投掷出去，作为对萨满虔诚的纪念。萨满选择天葬，并不留下墓碑，但鄂温克人能够准确记住萨满葬在哪里。在他们看来，萨满是鄂温克族里能够与神灵感应的人，萨满并不是等级名称，不是说一个人成为萨满就是鄂温克族里最优越的人，萨满是族人对于通灵之人、聪慧之人的尊称。我乘车在鄂温克草原深处，格格阿姨期间几次停车，都是在萨满的葬身之处，或者鄂温克族眼中的圣地。一路向西，到达目的地。那是格格阿姨亲戚居住的蒙古包，在辉道嘎查、木毛当、乌兰保力格嘎查之间。那地方原来叫九间房，因为当地人最初在这里建了九间房子。我走下车，向草原张望，远处是天际线上朵朵棉花般的羊群，近处是草垛子、蒙古包、金毛大狗。草原上的狗讲礼数，不进蒙古包，只是在门口守着。除非狗受了重伤主人把它抱进来，否则它不进去。我们到那儿时，迎接我们的是一位憨厚的鄂温克大叔，他养的金毛大狗名叫可可，这是他家姑娘起的名字。有趣的是，我的名字叫宗城，而这位大叔名叫希德日胡，在蒙语里有忠诚的意思。大叔是鄂温克人，有蒙古名字，因为他们年轻时上蒙授学校居多（蒙语授课）。相应的，如果鄂温克族的孩子上汉授学校，就会用汉名。在 D 这一代，用汉名的鄂温克族不在少数。在希德日胡的邀请下，我们弯腰走进了他家的改良版蒙古包，这种蒙古包中间立着一根铁柱，四面用铁条固定，披上外面白色里面红色的布料，相当于把原来的木架改成铁架，即便在强风之中也不会被轻易吹倒。在他的蒙古包里有 Wifi ，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很适合躺一下午。铁篮子里装着牛粪，箱子里有草原民族常见的毯子和帽子，挂着一幅装饰画。蒙古包里没有水龙头，大家用清水洗手，清水是从附近的井里打的。希德日胡家属于鄂温克草原里的标准人家，他家除了蒙古包，还有装修好的现代化平房，电视、空调、热炕头一应俱全，墙上挂着弓箭。现在他们已经不用弓箭打猎，鄂温克人在 20 世纪时就已经用上了猎枪，而射箭在如今主要用于比赛，属于那达慕项目，它同时也被视作一种民族文化符号。我们抵达的那天，蒙古包里还有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们都是格格阿姨的朋友。男人名叫那仁巴图，他和希德日胡一样是鄂温克族，有蒙古名字，那仁巴图在蒙语里寓意强劲的太阳。他体态结实，宛如武侠小说里的豪杰，绰号南霸天。据说他曾经独自坐火车去香港，在那里认识了一个铁岭人，赵本山老乡，他认那人做了自己的干姐姐。
希德日胡的妻子名叫乌云娜，鄂温克人，她的名字寓意智慧。那仁巴图的妻子是巴尔虎蒙古人，名叫图雅，译成汉语是曙光、霞光的意思。我跟他们学习了一些简单的鄂温克语和蒙古语。例如：“阿德苏（谐音），鄂温克族里的谢谢。阿德 song（谐音），牲口的意思。阿德季灭（谐音），我高兴的意思。乌德几个（谐音），吃肉。耳个就（谐音），蒙古包。”希德日胡夫妇热情好客，为我们准备了鲶鱼、沙果、李子、奶干、全羊、玉米、土豆、柳蒿芽汁、榨菜、辣椒。羊肉肥美，入口柔软，并无多少膻味。以羊骨熬成的热汤，温热身体，饭后情愿熟睡，管它俗世任务。在这里，一个人可以通过消失获得一种稀缺的自由，前提是，他愿意虔诚地向自然学习，回到与土地、动物深度相处的方式，而不是将自己所有的经济收入依赖于现代工商业体系的发放。自由并不美好，自由意味着承担相应的责任。希德日胡夫妇与牛羊为伴，早晨放牛放羊，牛羊中午回来喝水，然后又出去。在蒙古包，我听他们感慨，今年牛羊的价格贬值，一头牛犊前年能卖七八千到一万块钱，今年变成四千块钱，羊羔前年一千块钱，今年八百块钱，大牛原先两万块钱，现在一万三四块钱。草原人家走出家门，天地广阔。在习惯了都市逼仄生活的人看来，希德日胡家开阔得很，但如果没有汽车，要从他们家去城市也不容易。粗略计算，从他们那儿开车去巴彦托海镇要三个小时。草原空旷，嘎查与嘎查之间是漫长的小路。沿途可见滚草机、湿地、圣山、天池。格格阿姨在车上放歌，我听见了《星星点灯》：在草原，D 对我说，鄂温克族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的语言隶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现在通用蒙古文字，以前试过罗马文字，但没有成功。最早的鄂温克族发源地是石勒喀河，他们从西沃哈特山北，经过黑龙江发展而来，如今散布在鄂温克自治乡、陈巴尔虎旗、根河、满归、额尔古纳、黑龙江讷河市乃至新疆塔城等地，人口超过三万人。鄂温克族有太阳崇拜传统，在他们的传说里有一位名叫希温·乌娜吉的姑娘，希温是鄂温克语里太阳的意思，乌娜吉是姑娘，希温·乌娜吉寓意着太阳姑娘。这个崇拜太阳的民族曾住在森林里，他们的传统住所名叫撮罗子，又被称为“斜仁柱”或“撮罗昂库”，是一种用松木杆和树皮搭成的圆形窝棚。在赫哲人的说法里，“撮罗”是“尖”、“昂库”是“窝棚”的意思；而在鄂温克人、鄂伦春人的说法里，“斜仁”是“木杆”，“柱”是“屋子”。顾名思义，就是“用木杆搭起的尖顶屋”。在中国历史上，鄂温克人曾先后以“室韦”诸部落、“鞠国”、“鞠部”、“林木中百姓”、“野人女真”的名义出现在史书里，中国史书对他们的记载可追溯到汉代。更早之前，鄂温克人的祖先生活在贝加尔湖畔。将鄂温克人形容为驯鹿民族并不准确。早在元末明初，有一批鄂温克人在步入氏族社会后，已经演变出牛马饲养业和园地种植业，过上一种走出森林的生活。今天人们说的驯鹿鄂温克人，准确来说是生活在根河·敖鲁古雅定居点、满归·敖鲁古雅乡的使鹿鄂温克人，他们的现存人数约在 300 人左右，祖先生活在勒拿河流域，后来迁徙到了黑龙江上游、大兴安岭北部的原始森林，又被称作“雅库特人”。第二天，再入草原，准确来说是林区和牧区混合的地方，我们去了红花尔基的一处嘎查人家，房主人是一对夫妇，妻子名叫乌云格日勒，乌云是智慧，格日勒是光。当地人是使鹿鄂温克族的后人，更久远的时候，他们的祖先从贝加尔湖畔迁徙而来。一位脸色红润的叔叔跟我讲起过往，说起玛利亚·索，也说起使鹿鄂温克部落的生活习惯。大叔爱喝酒，我见过的许多鄂温克人都爱喝酒，大叔中午吃羊肉，一瓶白酒就下肚了，他喝酒就跟我喝水一样。他们吃羊肉也很会吃，用小刀精细地刮着，硬肉，肥肉，骨头里白色柔软的骨髓，夜晚他们会在星空下烤肉。鄂温克人与土地为伴，从土地与自然中获取生存资源，又对自然保持敬畏。他们在神灵和自然面前保持虔诚，因为这份信仰，他们收获了一种自足性。在草原深处，时间可以变得很慢。夕阳下，鄂温克草原上方的天空一半是蓝色，一半是红色，就仿佛这无尽的天空由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组成，如同巨型油画挂在渺小世人的面前。那是我前半生看过最壮观的天空，它会让你发自内心赞美天地的造化，感受自我的渺小，当几匹小马驹在红蓝色的天空下闲散，一只野兔飞快穿过斑马线，这一刻，你只愿自己沉醉入此刻的生活。尽管你知道，那只是片刻，你终归要回到日常，但至少，这一刻你感到了自由。
当我回到草原上的城市，早上，浅浅的车流声传入房间，蓝天中耀眼的白照拂冰冷北国的子民。北方的城市里常有烤冷面或煎饼果子的味道，如果去巴彦托海，走在大街上，会有牧羊人跟随羊群迎面而来，它们啪嗒啪嗒登着小步，靠近你时，弥散出土臭土臭的气息。呼伦贝尔大草原宛如昨日的世界般静谧安详，这里牛马驰骋、水果充沛，人们享用着蓝莓、香瓜、西瓜、草莓、沙果、野山楂、山荆子、蔷薇果、马奶子、杏子、脆枣等自然的恩惠，这里的蓝莓饱满甜润、价格实惠，当地人喜欢用蓝莓酱拌面包，招待我的格格阿姨一家就大方地让我品尝了蓝莓的滋味。但这样的安详往往只能持续到九月，十月寒流袭来，飘雪降临，呼伦贝尔草原就会进入漫长的冬季，有些地方大雪成冰，到了来年春天消融甚至可能威胁到附近人家。这里的寒冷季节能够持续到第二年三月到四月，五月—八月是一年中比较暖和的时候，也是旅行的旺季。因此我在九月份来，其实刚好是那里旺季结束、寒冷袭来的时候。到了十月份，从俄罗斯来的白色天鹅会驻足在贝尔湖畔（不是贝加尔湖），残阳下飞鸟略过，下方的草原闪现野兔。从巴彦托海回归的鄂温克人，将会耐心搭建自己的草原之家，守望新一年春天的到来。出行途中，我在看三本与在地者的非虚构写作有关的作品，分别是《敖鲁古雅·敖鲁古雅》、《梅里雪山》和《在雪山与雪山之间》。它们题材各异，共性是作者都在一个地区长期生活、观察、反思。他们不用抽象理论去给予解释，而是细心地记录当地人的生活细节、自然风物的状态。这些作品会让我意识到，迷恋才华是并不可靠的，才华能给予作者一时的激励，但如果没有持续的生活的滋养，才华容易成为作茧自缚的魔咒。一个人沉浸入一种生活，去充分地感受它、提炼它、记录它，这种对于生活的耐心与敏感，对于人类、自然、生活暗面隐线的捕捉，其本身也是天赋的一部分。才华不只是玩弄语言，更高的才华是认清生活依然热爱生活，有能力去表现出生活中诗的时刻。热爱自我，但不迷恋以自我为中心的才华，敢于把自己抛入新的生活中，去打破、去放下、去把不完美的自己和不完美的生活互相碰撞，那最后留下的，就是你所珍视的东西。夜晚，在巴彦托海的烧烤店，我和格格阿姨母女谈论起旅行。格格阿姨至今没有去过长江以南，她曾游玩北京。因为 D 曾经在北京上学，研究生复试前夜，格格阿姨陪 D 去北京，在那里她吃过一家四川菜，有些印象。她曾先后四次去过北京，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像前方合影，也爬过长城，到此一游，北京给他的印象就是很大，一座格外庞大、复杂的城市。至于其他地方，东北和内蒙她也常去，印象最深的是大连，她也去哈尔滨，觉得那儿的街道都好像，但她最喜欢的还是故乡，是那片辽阔无边的草原，那是她的安防，她与自然之神最隐秘的联系。我在海拉尔做一次单管核酸要 16 块钱；在（），新增一例阳性封控就会延续；在鄂温克草原的深处，因为户与户之间距离太远，组织起来做核酸并不现实，核酸检测反而有些名存实亡。这形成了一种现代社会的悖论——进步分子曾以为，越现代，越自由。在今天，逃离已不只是一种现代犬儒主义，而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种普通人用脚投票的无声抗争，因为它同时意味着反抗者不惜放弃系统内晋升也要退出内耗游戏的坚决。但对于远方的美好化现象也不真实。内移民的人群，大部分去往的是成都、重庆、武汉、珠三角、江南二三线城市，离开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疫情，疫情像是最后的稻草，在北京和上海等都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他们心里也知道内移民躲不过疫情，譬如成都 2022 年夏天就遭遇了封控，逃离封控，更像是一种概率游戏，起初抱有侥幸心理，祈祷不会轮到自己，到后面麻木了，心想爱咋咋地，反正总得轮到自己一回。人们像是被绑在铁路上的人质，不知哪一条会有火车碾过。另外一批人群，他们会去往大理、万宁，这样更南方且具有嬉皮士精神的地方。精神游牧民在这里汇合，作家、艺术家、教育实验者、数字游民、民俗手艺学习者、酒精爱好者等等，在大理和万宁暂住的人们，往往都放弃了对于一种虚无缥缈的安全感的向往，转而接纳更加流动的活法。他们或多或少都曾在北上广深这样的都市客居，异乡人行走，在祖国的大地上如异国人，去南方以南，不是断定那是终点，而是放弃了对于主流生活的幻想，却又不确定自己真正的重点在哪。也许，在路上就是嬉皮士的故乡。但是在东北以北，在内蒙古和黑龙江这一片地区，外来的旅游者不少，定居的并不多。这主要是由于东北以北漫长的寒冷。在那里，4-8 月份是比较温暖的时候，9 月份就降到零度了，国庆节之后有些地方开始下雪。像根河、鹤岗、漠河这样人口外流的城市，产业萧条，又无多少夜生活，夜晚八点以后，路上行走如游魂野鬼，外来者待得久了，大多无法习惯这种孤寂，转头又会思念起南方的温暖。在东北以北的小城，常驻者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少量年轻人，也有一些中年光棍，大多是男性。年轻女人大多外流，去往哈尔滨、沈阳这样东北的大城市，或者一路向南，去到经济前景更好的北京、青岛、江南、珠三角和海南。当我在根河行走时，我注意到这里没有太多可供女性获得稳定收入和意义感的工作，除了事业编单位，就是串吧、小商铺、浴池、餐饮店、萧条的购物广场，没有几家书店和文化机构，没有互联网大公司，没有多少像样的 Live House 和酒吧，而八九十年代那种大型集体主义的国营企业也今非昔比了。有抱负的年轻人不选择出走，就会有一种生命停滞的感觉。少数剩下的年轻女性，流入公家单位，或者披着 KTV 幌子的灰色地带。因此，如果你对她们说起远方的美好，她们会说，对于她们，那只是很普通很普通，甚至是她们想要逃离的生活。异乡人心目中的远方，是她们朝夕相处的附近。你渴望草原与边境，她们或许渴望都市和大海。人类对远方会有一种天然的美化，在疫情年代，去远方都成了困难之时，有时候，你觉得走出小区都挺美好。说起来，或许是与打交道的人有关，此番边境之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多是女性。这当中有格格阿姨和 D 母女俩、我听很多人说起但已经去世的使鹿鄂温克部落长者玛利亚·索、出租车女司机，也有行走在海拉尔的夜色中，在 KTV、酒吧、陋巷中出没的女人。我跟当地人聊起，在海拉尔，其实有一些灰色地带，是打着 KTV、洗浴行业的幌子，不过这其实是常态，基本上每一座城市都有类似的灰色地带，但与之相对的更具有东北边境色彩的是，在诸如海拉尔、根河、（）这些边境小城里，女性的外流比男性更加明显。我没有明确的数据作为论据支撑，但一个直观的感受是——这里的男性明显比女性多，在 20-30 年龄阶段尤为明显。我尝试思考女性外流的原因。产业变迁和社会结构调整显然无法忽略。林业、煤矿产业衰弱，本地又无法建立丰富的互联网产业园，引进新兴产业力量，在当地，适合年轻女性的就业岗位并不多，大学本科学历及以上的女性，如果要追求更体面的收入，或者要去往特定行业，比如计算机、金融、出版社、媒体、医疗、法律等等，她们只能背井离乡，去到沈阳、北京乃至更远的地方。另一层面，尽管东北经历了建国后工人子弟文化的洗礼，工厂生活和单位制取代了传统宗族（当地人互相招呼，会问你是哪个厂的、哪个矿的，或者有少数民族成分的，问你在哪个自治乡），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生活、建国后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工作、“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意识形态，客观上改善了东北女性的社会地位，但女性在这片土地上行走，仍是一个在父权森林里小心周旋的过程。这种父权幽灵的体现在于：对于女性身体、道德和服装更严格的审视、对于女性婚姻和生育的期许乃至要求、要求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内部事务、女性在就业上面临更多的区别性对待等等。而对于青年女性来说，她们感受到的更具体的压迫感，来自于家庭——以父亲为中心建构的家庭。南下，经常是对于家庭的逃离。所以，在远方，既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生活，也有很现实的庸常、琐碎、无聊乃至压抑的一面。在以男性侠客、男性游牧人建构的远方浪漫叙事里，普通人所面对的生存困境其实是被这种浪漫化遮蔽了，而底层女性（此处的底层是指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维度下）是一个具体的缩影。和 D 聊天时，我能明显感受到在地者和外来者之间的差异。当我还是一名游客，在热情好客的当地人接待下，我所感受到的自然是好的一面。虽然你内心知道这是局部的、浮光掠影的，但在那一刻你会被那份好打动。当然，还有新鲜感。从旅行到旅住，就像谈恋爱，从周末恋人变成同居伴侣。而生活就是老夫老妻了。比如 D 在鄂温克待久了，此地和她的关系就像老夫老妻，她看到光鲜，也看到破瓦，看到给游客看的靓丽家园，也看到消逝的语言、日常生活中潜隐的暴力。而我，作为一个外地人，诚实地说，我无法自欺欺人这是我的家，我没有那么深厚的情感，我的这份感受、移情、试图理解，不是因为这是土生土长哺育我的生活，而是源于一种陌生的诱惑，一种从他人生活中看到自己童年记忆的移情。D 可以云淡风轻地跟我说父辈的“为你好”、蒙语/鄂温克语在商铺招牌下的位置变换，也会诚恳地讲述自己写作事面对的困惑。比如在写到本民族故事时，自己是应该足够诚实，还是选择隐瞒一些生活的暗面？是要写那种大众期待的鄂温克故事，还是忠实于自己的感受？D 曾经在北京上大学，她形容自己在北京的状态像是一个塑料袋，被风吹，被摇落，处在一个看起来很热闹，但你其实什么都没有的异乡。后来，D 离开北京，也曾去其他城市生活，直到回归呼伦贝尔大草原，鄂温克，这才是她的家。在故乡，她开了一个读书会，召集三五朋友，专心读一本书，表达彼此对这本书选段真实的感受。D 说，比起酒吧、迪厅，读书会能给她更多精神的慰藉，提供一些具体的实感。当我和 D 漫步在巴彦托海的大街上时，我说自己其实感到很多亲切，比如 D 和妈妈在一起聊天时，周末她们一起去草原里的亲戚家。D 建议我有机会在草原人家住上半个月，这样我对此地的认识就不只是草原的宁静、神秘，而是生活，是家里没有可靠的 WIFI 信号、捡牛粪烧牛粪的味道、吃羊肉吃到像出租车司机看红灯、听两个鄂温克人聊天，自己听不懂又没有其他朋友见，天苍苍，野茫茫，那种千里之外一人孤寂的感觉，慢慢把新奇感洗去，体会无聊，逐渐，逐渐，就是那份无聊长出了新的生活感。在巴彦托海镇和 D 散步的那个下午，我对她说的一件事印象深刻。她说，自己写故事最大的阻力不在于灵感，也不是缺乏素材，而是害怕被族人看到，让后者带入到某个现实原型。鄂温克族只有三万多人，他们就像一个联系紧密的社群，族里如果有人写以鄂温克族为背景的小说，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会在族人内部传开。熟人世界的声音，令小说写作者不得不小心地拿捏分寸，毕竟不是谁都像写《我的奋斗》的克瑙斯高那样大胆地给现实人物添油加醋。D 的另一个困惑在于担心自己的写作变成迎合读者的远方猎奇想象，令人们对少数民族的观看变成一种对于猎奇景观的凝视。D 知道编辑喜欢怎样的素材，如果她想，她可以炮制一锅民族符号大杂烩：驯鹿、原始森林、汉人看不懂的名字、少数民族神话……但 D 担心这样做让写作变得功利化——你知道怎么写能迎合读者，但总是这么做，容易把自己毁掉。这是她真实的困惑，也是我在旅行中思考的问题——如何去除对于远方的奇观和美好想象，呈现出真实的生活质地？在与 D 及其家人的相处中，我觉得自己收获了比去网红景观更重要的东西。至今，她们仍是我在这趟旅途中最难忘的部分。
巴彦托海大街上强风依旧，这趟旅程似乎发生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如同疫情这三年的记忆，如此深刻如此清晰又悬停在混沌的梦魇中，使你仿佛沉睡在一个大夜，醒来后仍是无尽的荒原。
我们祝福彼此，各自坐上计程车。再回头时，只剩自己一个人了。
夜晚回到海拉尔。酒店窗外，寒风吹彻，大叔和婆婆的烤冷面店依旧明亮。离别前，D 的母亲发来我们在草原里的照片。一周后，我结束了这一趟边境行走，坐上飞往南方的班机。在路上，我想起人类学家项飙在《十三邀》里谈到“附近”。项飙担心附近消失了，我更担心，远方消失了。
作者在鄂温克草原
我的心头萌生出一个想法，在 2020 年-2021 年，日渐清晰。那就是，在放弃幻想，明确疫情会成为这一代人的常态后，如果国外探访成为困难，有没有可能以中国的边界，做一次经年累月的长期探访。这个边界，包括新疆、内蒙古和云南的腹地，也包括东北朝鲜族聚居的地方、我的故乡湛江所处的雷州半岛，乃至，或许身处“中心与边缘”话术的人们淡忘了，像上海、香港这样的远东经济大都会，其实也处在中国的“边界”。 边界是多重文化交汇之处，也是时代季风最先吹拂的地方。长期以来，边界的丰富与碰撞，那种越界又一步之遥的质感，令我深思，也令我决心开启这样一个漫长的计划。它需要长期的阅读、走访、写作，不可能很快完成，但或许，找到这样一个锚点，能让我在疫情中动乱不安的内心，能稍微从容一些。
「边境的褶皱」系列是一个耐心的写作计划，欢迎每一位落座的读者，收录进这个系列的文字，专注于对边界的漫游、对于边界内部褶皱的一次次勘探，并期待着，下一次一见如故的重逢。
/关于作者/ 宗城
广东湛江人，1997 年生人。文字学徒，足球爱好者，做了一个方言味比较浓的播客《席地而坐》。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广西师大书评奖，入围深焦影评大赛决赛。作品散见于《单读》《西湖》《ONE》《作品》《广州文艺》《端传媒》《财新周刊》《SIX TONE》等杂志或媒体，出版作品集《至少还有文学》，目前正在写小说和做公共空间观察。
https://www.getrevue.co/profile/youthology投稿联系：tougao@chinayouthology.com业务联系：open@chinayouthology.com招聘联系：hr@chinayoutholog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