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正出现一个超大规模的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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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吕德文《社会之癌：一个乡镇的赌博业调查》

笔者有几个至亲，家庭都因赌博而闹得鸡飞狗跳。或许，很少有时代像如今这样，赌博会和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密切勾连。

因赌博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事例，却更为常见。赌博已成乡村之癌，不可不治。

01. 

乡村赌博业态

我调研的乡镇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农村，总人口不到2万，共17个行政村，100余个自然村。乡民们在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外出打工，如今生活在乡里的以中老年人及小孩为主，以及少部分在家带小孩的年轻留守妇女。

尽管该乡几无生产功能，集市经济却甚为发达。除了少量几家农资、化肥店，街上全是为乡民"现代生活"服务的商店，包括超市、饭店、家具店、服装店、理发店，蛋糕店、快递服务点等，一应俱全。不过，最大的产业当属"赌博业"。

根据笔者的调研，该乡的赌博业态如下表所示：

当地的赌博业主要有三种形式：

1、茶馆

当地人所称的"茶馆"其实是麻将馆。单单是在集镇就有近30家麻将馆。而通常每个村，甚至于每个自然村的小商店都兼营着麻将馆。

根据胡牌大小，当地麻将馆分为三个等级：

（1）打大牌的，胡牌在20元以上，每盘输赢可在几百上千元；

（2）打中牌的，胡牌一般为5元或10元，每盘输赢在几十上百元；

（3）打小牌的，胡牌为2元，每盘输赢只在十几二十元间。

集镇上的30家麻将馆，打大牌的只有1家，打小牌的只有5家，绝大多数皆是打中牌的。不同等级的茶馆，其消费人群有显著差别。

打小牌的均是老年人，尤其是那些在集镇上租房子带小孩的爷爷奶奶们。这些人打牌纯粹是为了消遣时间。打中牌的则基本上是中年人和留守青年妇女。大概有一半的消费者也是在集镇租房子带小孩的爷爷奶奶们。

打大牌的多是那些在集镇上做点小生意，有一定收入却也谈不上大富大贵的中年男子。他们有一定社会接触面，有些许"面子"，却往往经不住茶馆老板的拉拢以及狐朋狗友的怂恿而踏入大茶馆，深陷其中直到不堪承受。

在一般乡里人的认知中，茶馆是当地人常规性的休闲娱乐活动，多数人并不认为其具有赌博功能。在"赌博"和娱乐之间，界限其实是很模糊的。

2、地下六合彩

六合彩在乡里也甚是普遍，其覆盖人群甚至比"茶馆"广。说是"地下"，主要是从法律意义上界定的；但对于当地人而言，它是再公开不过的赌博形式。

每个乡民都可以在邻居、亲戚、朋友那里轻易地找到"码庄"。再不济，就到村里的商店去，它们不但兼营着茶馆，也兼着小"码庄"的生意。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赌博，但奇高的"回报率"却让人欲罢不能。

六合彩似乎也有了莫名其妙的极具乡间特色的娱乐功能。一些电视节目，如央视的天气预报、动画片及美食节目，在乡间有极高的收视率。彩民们天天盯着这些节目，希望从节目细节中寻找到有关"特码"的"玄机"。

某种程度上，"运气"这个飘忽不定的东西，竟然在六合彩中具象化了。比如，家中有个老人80岁去世了，其子孙立马会联想到下一期的开码数字必定和8有关。

大部分乡民都将六合彩当做"小赌怡情"的节目，一周开奖三次，节奏刚好，算是日常生活中有了个共同话题，人们也有个"盼头"。但是，每年总还是有几个乡民因赌六合彩而弄得倾家荡产的。

3、赌场

乡间有两个大混混，都有黑道背景。一个大混混经营着大茶馆，不定期地在其茶馆组织超大规模的"局"，如50元或100元开胡。还有一个则专门组织"八点场"，运用乡间所称的"龙虎斗"（老虎机）和"掐八点"（推牌九）组织赌博。

大混混每次"组局"时，都亲自上门邀请那些目标任务去他的茶馆玩玩。那些有点小钱、平常本来就喜欢打牌中年男子，多半以为这么大的"人物"邀请，真是有面子。结果，一旦进了别人的"局子"，总得输个几万块钱，有时还欠一屁股赌债才算完。

这个大混混也甚是大方，凡是向他借赌债的要多少给多少，根本就不怕这些赌徒们还不起或故意不还。

"八点场"也是一年组织几次，其特点是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却未必有隐蔽性，因为普通民众都知道），每天打一枪换一炮，或在这个混混自己家中，或在别人家中；或在街上、村中某户居民家中，或在山头野外搭棚。

由于资金规模大、参与人数多、输赢变化快，甚是适合赌徒的需求。该乡的"八点场"几乎是赌徒们的狂欢，规模一般在几十上百人之间，有积极参与的，还有纯粹是看热闹的，每次赌资都有几十万之多。

02. 

乡村赌博的灰色产业链

在我调研的乡镇，赌博业有一个较长的产业链。在这个链条里面，处于高端的是两个大混混，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制定了"消费"及服务标准，其组织性也较强；处于中端的是那些打中牌的茶馆及各个码庄，他们是乡村赌博业的中流砥柱，为赌博的去污名化、培养基本"赌徒群众"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处于低端的，则是那些数量不多的小茶馆，客观上为赌博生态的塑造提供了掩护。

组织大麻将局的大混混，在乡里人的形象中是一个"乡绅"，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组织的牌局也甚是"文明"，感觉就是去一个高档会所。笔者在调研期间，从未听说过其在乡间耍过什么黑招，却所有人都对其敬畏有加，谁都可以感受到其温婉笑容背后的杀气。

只要是在乡间有点社会接触面的人，只要受其邀请，多少得给其"面子"。如果不去其赌场玩玩，甚至都觉得是在驳这个大混混的"面子"，就怕哪一天会被其下阴招。因此，乡里人明知其组织的是鸿门宴，却也得装得很高兴的样子前去"送钱"。

组织"八点场"的大混混，则风格迥然，其霸道、阴狠是写在脸上的，其血债累累也是众人皆知的。在乡里随便问几个人都可以说出其故事之一二。

2016年，一村民因欠了"八点场"的高利贷共7000元，被几个混混拖至债主家中非法拘禁、暴打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此人被发现在死在了他自己家。

2015年一年即有两起恶性事件。一妇女也因欠了"八点场"的高利贷，被逼无奈躲在一个山头两天，最后在山上自杀身亡。乡政府为了安抚受害者家属，让其丈夫及小孩吃低保。在这起事件过后，又一位乡民被高利贷所逼，自杀身亡。派出所出面调解，让债主赔了17000元，乡政府再"人道主义救助"了4万元。

（1）安全。

无论是赌场的组织者、提供场所者，还是参与者，都知道他们在从事赌博活动。因此，保证赌场安全，有效防止公安机关打击，又要有足够的力量防止现场有人闹事。

（2）组织。

该乡的"八点场"之所以屹立多年而不倒，关键还在于这个大混混有一个成熟的运作团队，对组织赌场可谓是驾轻就熟。

其核心圈有五六名小混混，负责赌场的设备、坐庄、放贷、安保、服务等等。外围还网罗了不少协助者，如乡间的多名"摩的"司机，就兼职帮忙网络赌徒，除了赚取正常车费，还可以向组织者讨些"抽红"。那些愿意提供场所的居民，每晚可以"抽红"几千上万元，也是积极的合作者。

（3）赌资。

多数赌徒肯定会血本无归。为了让赌局维持下去，提供资金周转就是必要的一环。而赌场上的周转资金，一般都是高利贷。提供高利贷既是活跃赌场的必要条件，又是混混们谋取利润的主要来源。

在"八点场"上借钱，条件可谓苛刻：借1万，只能拿到8000赌资（2000元算是利息），且要求当晚还清；不能还清者，则每天再加500元利息，一月一结。

通常情况下，混混在组织赌场时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在赌场关闭时，主要工作即变成是收贷。回款差不多了，下一场赌场又可以开始了。

（4）利润。

赌场的利润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正常的赌博输赢（或"抽红"）；二是高利贷。

组织者如果是自己坐庄，则可以从赌桌上获利。赌场上总是有输有赢，但终归是庄家赢。也可以不坐庄，而是通过"抽红"来获利。但这些大混混真正赚取的利润，主要源自于高利贷。

他们会了解每一个赌徒的家底。死赌烂赌者一般没什么家底，只能放个几千块钱，他通过打工就可以还清；而家里有一些生意，或子女、配偶可以依靠的，可以多放。

收贷也要很讲究，最好可以用平和的、商量的口气让赌徒按时还贷，如到了还贷时间就约他去县城某个宾馆聚聚，直到他找遍自己的关系还清贷款为止。退而求其次，就骚扰其家人，时不时上门去催债，说一些狠话，直到其家人烦不胜烦替他还了。

再不济，就耍点暴力，折磨其身体和意志，欠债总是要还的。当然，对那些实在无法还债的死赌烂赌者，狠狠地教训，让众人所知。2017年春，一位赌徒被这个大混混的几个马仔挑断了脚筋，至今未能痊愈。甚至于，逼死人也是常有的事。

赌场之存在，是以休闲娱乐之茶馆为基础的。乡村里赌场之盛、组织者之明目张胆，实则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让赌博寄生的合适社会生态：

（1）以茶馆及六合彩之覆盖面，使得乡里人对赌博的接受度极高。在茶馆不劳而获的体验，与在赌场押注、在地下六合彩押"特码"企求一夜暴富的心态，并无本质区别。乡里只要开赌场总是可以吸引众多乡民参与、观望。哪个人在赌场赢得多、或买中了六合彩"特码"，立马会传遍全乡，羡慕者有之、求教者甚多。

（2）本质上，茶馆为赌场培育了基本的赌徒群体。赌场从不缺客源，茶馆的存在居功至伟。

（3）茶馆培养了一种畸形的消费习惯。茶馆间的竞争甚是激烈。而今大型一些的茶馆，其服务标准是：为打牌者及其家属免费提供午餐（午餐按照当地待客的最高标准定制）；免费提供茶水；车接车送；如有小孩，茶馆可负责照看。

茶馆甚至承担了诸多家庭功能。比如，很多人快到午餐时分，就拖儿带女找个茶馆消费去了。不少在集镇带小孩上学的家长，根本不用自己做饭，小孩放学了直接到茶馆即可。

那些"八点场"，对所有到来的赌徒，无论其是否参赌，都报销车费、进门即发20元（或一包烟），赌场内好吃好喝招待。

03. 

赌博是乡村社会之癌

传统农村是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绝大多数农民多少闲暇时间；有那么一点闲暇时间，也是在节日的公共生活中度过。其结果是，赌博是少数有钱人的"特权"；少数无钱的"烂赌鬼"，也会招人唾弃。他们是乡村道德世界中的"败家子"，"光棍"。

在工业社会中，人们的时间为流水线所控制，闲暇（假日）本质上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因此，大部分在在工厂打工的农民工，早就被卷入了消费社会的逻辑之中；他们名义上已经返乡，农业却早就告别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他们身在农村，心在花花世界。而在某种意义上，赌博具有麻醉精神生活的作用，它既可以有效地填充闲暇时间，又可以时不时刺激已经毫无人生斗志的麻木神经。

于是，一大批人寄生于赌博场中：聪明者从中牟利，普通者及时行乐，失败者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它将社会中最赤裸裸的两极分化呈现于人们面前。以至于，乡民们竟然不自知地有了一种对权势的畏惧感。

那个开茶馆的大混混，只要办喜事，乡民们便争先恐后地上礼；街上给乡民们打声招呼，乡民们也会觉得很有面子。另一个逼死多条人命的大混混，人们心里虽有怨言，且从不敢招惹，就怕哪一天被他报复。

出入茶馆的那些乡民，无论其实际消费能力有多少，消费支出的标准却不能下降：烟总是要抽好的（普通人都要抽25元/包的，稍微讲究一点的得抽30元/包的）；饭也要讲究（当地流行钵子菜，在茶馆一餐不少于6个钵子）。当地很早就与城市"同工同价"，如多年前建筑小工即达到120元/天，却经常招不到工，人们普遍认为干这种活不划算、没必要，还不如到茶馆打牌挣得多。

人们对因赌而生的丑恶现象，丧失的价值评判能力。哪怕是高利贷逼死人事件，乡里人也仅仅是唏嘘一番。至于茶馆赌博闹出的家庭纠纷，则数不甚数，人们早就习以为常。

比如，2016年发生了一件传遍全乡的丑闻。一位在家带小孩上学的奶奶，因天天在茶馆赌博，不仅私吞了在外打工的儿媳妇寄回来的人情钱，还不断编排各种理由索要儿子儿媳妇的血汗钱。这一年，儿子儿媳在家的新房落成。乔迁之喜时，竟然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前来道喜。

对赌博业的治理和打击是两码事。打击是专门机关的职能，党委政府并不参与。因此，乡间赌博业的治理主体实际上是乡镇派出所。可是，专门机关打击农村赌博行为，存在非常大的技术困难。最直接的是，派出所并无足够的警力处理如此之多的事务。

派出所能做的是，只能对那些茶馆进行阶段性排查，并时常告诫经营者不要越界，将其控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如欲有效治理，则必定涉及到乡村政治社会生态的总体改造。甚至于赌博不是治理的主要对象，农民的闲暇方式才是治理的主要内容。

乡间这几年兴起了广场舞、腰鼓队等娱乐方式，乡镇党委政府也对针对大操大办等做了些许移风易俗的工作，但从治理赌博这个社会之癌的角度上看，还差太远。

赌博是社会之癌，它与乡村衰败、道德滑坡、法治不彰、权力腐败等都有密切关系。

赌博业或许是很多农村地区最大的第三产业，其参与者之多、利益相关者之众、产业链之长、创造的GDP之大，都是别的产业难以望其项背的。

这增加了其治理难度。安置好农民的生活，让其有更为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才是有效打击农村赌博的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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