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刚升（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来源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孔子的。《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问：“敢问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季路是孔子的十大弟子之一。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我们连生都没搞清楚，怎么能搞清楚死呢？孔子不太关注死亡，他更多阐发的是一种关于现世秩序的哲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儒家哲学的特点。但如果不能回答死亡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回答人生的终极意义，死亡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深刻的人生哲学都要回答何谓死亡。耶鲁大学有一门哲学网络公开课，就叫“死亡”。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通向死亡、当一种哲学把死亡这个问题屏蔽掉，会带来许多问题。第二个故事出自《列子》，叫做杞人忧天。古代杞国有个人总担心日月星辰会不会掉下来，同时代的人非常不理解他，甚至还嘲笑他。从根本上讲，何谓天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本体论问题，是宇宙学、天文学和地球学的起点。但在《列子》一书中，同时代的人普遍地嘲讽这样一位忧天的杞人。而我恰恰认为，这位忧天的杞人是先秦时期最具宇宙观的古人，但他却被视为不可理喻。在那个时代，中国古人把天地这个问题取消掉了，或许是中国科学的很大损失。第三个故事跟唐太宗有关。在《贞观政要》中，魏征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深以为然。当然，它更早的文本出自《荀子》。唐太宗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好皇帝，他说：“王者以天下为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把君民关系视为舟水关系，得到的结论就是应该做个好君主，统治应该考虑天下黎民百姓的福祉。换言之，舟水关系唤醒的是唐太宗作为君主的统治自觉。但问题是，君主的统治自觉是一个概率问题。中国的历朝历代，会出现若干很有统治自觉的君主，又会出现若干没有统治自觉的君主，但无论是唐太宗，还是中国思想家与历史学家的认识，都止步于此。他们没有继续往下分析，没有追问：既然统治自觉是一个概率问题，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办？结果，就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出现好皇帝，王朝更能实现善治；反之，王朝则趋向衰败。如果进行中西比较，欧洲同时代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等都比较过不同的政体类型，比较过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优点与缺陷。这也是思维和认知的重大差异。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民族，但是我们的老祖宗们在认知模式或思维模式上存在着某种重要的缺陷。我们刚刚只是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故事，老祖宗们不严肃思考死亡问题，我们的人生哲学是欠缺的；第二个故事，老祖宗们不认真思考天地问题，我们的科学精神是欠缺的；第三个故事，老祖宗们不思考比载舟覆舟更深层的统治问题，不思考什么样的政治秩序真正可以实现良善与持久，我们的政治学是欠缺的。这样一类的思维模式长久地影响着中国的思想家和中国的历史。从汉朝的司马迁、贾谊，再到后来的柳宗元、韩愈、朱熹、王阳明，甚至是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他们的思想不可谓不精深，但他们往往还是受着某种特定认知模式或思维模式的束缚。西方有一个有趣的概念，叫做think in the box，还是think out of the box，“在盒子里面思考”，还是“在盒子外面思考”。其实，这跟中国的两个成语非常像，坐井观天和井底之蛙。中国所说的“井”，就相当于西方人所说的“盒子”。“在盒子里面思考”就是“坐在井底思考”，只能看到盒子里面的东西，或者只能看到井里和井口的东西。认知模式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观念。而每个人的认知模式，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那口井，我们通常就是坐在认知模式这口井里思考问题的。第四个故事跟深圳罗芳村有关。这张图片里有一道围墙，左边是香港，右边是深圳，右边深圳的村子叫罗芳村，图片大约拍摄于1979年。那时的罗芳村跟当时中国很多落后的地方差不多。故事中的人物非常重要，他是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吴南生。1979年到1980年前后，由于紧挨香港，罗芳村出现了大规模的偷渡现象，偷渡到香港去打工。当时围墙以内，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大约是134元人民币；围墙以外的香港，偷渡者在香港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居住地，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人民币。如果你是当时的决策者，你会怎么思考问题？这里有两种认知模式，第一种（预设A）强调，需要强化边境管理，打击偷渡，大陆不能像香港那样搞资本主义经济。但以吴南生为代表的改革派干部还有另一种预设（预设B），怎么才能让人挣钱，如何正视围墙两边的发展差距？所以，人想流出去，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两边的发展差距实在太大了。但人流出去又是非法的，而且并不能帮助大陆的发展。所以，以吴南生为代表的改革派干部转变了认知，他们开始想如何让钱“流进来”的问题，即如何鼓励港资来大陆投资。从预设A“如何限制人流出去”转到了预设B“如何鼓励钱流进来”，是认知模式的重大改变。可以说，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之一。与之相关的一个案例是，1979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国友人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今天，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会觉得很普通，但如果回到40年前，这种认知模式的改变彻底颠覆了当时的主流观念。透过罗芳村的故事可以看到，同样面对偷渡现象，基于不同的预设会得到不同的结论，从而会引发不同的政策，最后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第五个故事也跟中国改革开放有关。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跟李光耀探讨：中国必须要打开国门才有发展机会，但问题是怎样搞开放呢？当时，中国的对外关系存在着一种认知模式（预设A），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是要让革命走出去，亦即输出革命思维。而另一种认知模式（预设B）是，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中国能否让原材料和商品走出去，让资本、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走进来。李光耀说，中国要想赢得周边国家与外资的信任，首先要停止“文革”时期在周边国家“输出革命”的做法。邓小平采纳了这一建议，从而实现了中国外交思维和外交政策的重大转换。这对中国后来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家变成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初步的现代化国家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第六个故事跟中国与WTO有关。2000年左右，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WTO，国内其实有一场论战。当时也有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一种认知模式（假设A）认为，中国加入WTO，一些承诺条款可能会导致民族产业的垮塌，可能会造成外资控制中国经济的局面。另一种认知模式（预设B）认为，中国只有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才能搭上全球化快车，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提高。20年后回望历史，大家都认为预设B才是对的，但回到当年，可能更多人认为预设A更正确，或者至少是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正是不同的认知模式，或者说不同的预设，改变了我们对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也改变了中国的政策选择，进而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我今天讲的六个故事，人们不只是观点不同，这些观点的背后有着一套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或者说，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和视角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到底是怎么思考问题的？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对同样的事物有着很不一样的理解，这是为什么？认知模式或思维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时的一系列假定或预设。进一步说，这些假定或预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到底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比如孔子，他对死亡问题不感兴趣，他只对现世问题感兴趣。孔子对问题是有选择性的。换言之，人们通常只对那些自己能看到的、能识别的、认为重要的问题感兴趣。所以，看起来面对同样的问题，但人们重视的从来都是那一部分自己重视的问题。这意味着，认知模式或思维模式决定了我们对事实的选择性。我们并不会对所有事实“平均分配”自己的兴趣，而通常更关注一部分事实，并认为它们比另一部分事实更重要。比如，在中国加入WTO这个问题上，很多持反对意见者更关注的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把个别产业“冲垮”了；而很多持支持意见者会看到另外的事实，比如长三角或珠三角的许多企业走出国门，产品行销全世界。所以，人们对事实本身也是有选择性的。表面上看，似乎大家看问题都很客观，都是从发现问题，到搜集事实，到逻辑推理，再得出结论，进而决定相应的政策。但实际上，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知识网络，这个庞大的知识网络决定了每个人实际的认知模式或思维模式，而这决定了每个人认识重大问题上的一系列假定或预设。这又进一步决定每个人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和关注什么样的事实。所以，认知模式或思维模式，就像一个人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它决定了你看到什么样的问题，重视什么样的事实，得到什么样的结论，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这里的讨论，还能帮助我们理解许多常见问题。比如，无论是美国大选、疫情处置、英国脱欧，还是中美关系，人们时常互相争论却很少达成共识。这是为什么呢？关键的分歧不在于推理的逻辑过程，而在于推理之前的一系列假定或预设。而这是由我们不同的认知模式或思维模式决定的。有了这样的理解框架，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很多重大问题，能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接下来要讨论第七个故事，是我们最近几年非常熟悉的所谓卡脖子产品或技术问题。这要么涉及到芯片等高精尖技术领域，要么涉及到能源与粮食等必需品领域。在这个领域，我发现，人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模式。第一种认知模式（预设A）认为，中国未来可能会跟掌握这些关键产品或技术的国家处于冲突或敌对状态，而它们会以这些卡脖子产品或技术来要挟中国。有了这样的预设后，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事实呢？我们会看到一系列的选择性事实，比如，关注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潜在的冲突点，关注中国在关键产品或技术上的自给率，关注历史上或其他国家受制裁的案例。实际上，正是我们的预设决定了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基于这样的逻辑，它导致的政策选项自然是提高关键产品或技术的自给率，或者至少寻求其他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具体来说，我们首先要列出一个清单，哪些属于卡脖子产品或技术，然后针对每一项提出改进措施，比如自主研发和提高技术能力，改变产业结构和布局，扩大种植面积等，目的是想办法提高这些关键产品或技术上的自给率。这样做的好处我们都知道，但这样的做法会导致哪些问题呢？一个是“可得性”问题。有些高技术产品需要长时间投入，五年、十年甚至更久。我们在探索自主研发的同时，别人还在进步，相互间的差距未必会缩小。这就是可得性问题。另一个是成本问题。有些领域我们能做到提高自给率，但成本非常高。第三个问题是他国的对等政策。本来，有的国家生产小麦，有的国家生产皮鞋，有的国家生产红酒，各国内部实现专业化，外部通过贸易获利，彼此都受益。但如果红酒生产国担心别国不卖小麦给它，或者买不到皮鞋，它就考虑生产红酒的同时还自己生产小麦和皮鞋。这不仅成本高，而且会引发别国的担忧：你为什么要摆脱对我们的依赖呢？结果会不会是我们单方面依赖你呢？这样的话，我们也要摆脱对你的各种产品和技术的依赖。这种对等政策搞下来，估计大家都会受损。此外，这种做法还会导致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全球互赖格局中，如果单方面采用这种做法，是否会主动创造了一种“1+N”的格局，进而导致“1对N”的不利局面呢？如果中国单方面担心关键产品或技术被别国卡了脖子，自己单方面搞自主开发和自给率提升，而别的国家互相之间并没有采取类似的政策或做法，就会变成这样的结果：中国变成了“1”，而其他国家是“N”，其他国家仍然共享技术、产品与资源的互赖网络。这显然就会导致一种不利的局面。问题是，这个难题怎么解套呢？另一种认知模式（预设B）认为，在深度全球化和彼此互赖的时代，中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跟掌握这些关键技术或产品的国家处于冲突或敌对状态。这必须成为一条根本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相反的选择性事实。比如，几乎没有国家能够完全实现所有关键产品或技术的自给，因为深度全球化就意味着全球分工与互赖格局。而如果一定要列卡脖子技术或产品的清单，这个清单只会越列越长。再比如，即便中国能够实现所有关键产品或技术的自给，成本和效率上的损失也是难以想象。又比如，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基于互利互惠原则可以跟主要国家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至少能够避免重大冲突。正是这种不同的认识模式让我们看到不同的选择性事实，从而导向不同的政策：中国需要在内政和外交上作出调整，关键是要跟其他主要国家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当然，必须承认，这种认知模式也会导致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那就是：万一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发生严重冲突，那又该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中国不掌握大量的关键产品或技术，就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所以，这里并没有完美的选项，两种认知模式各有各的问题，都有其对应的收益和风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究竟哪一种预设、哪一种政策和哪一种前景，是中国更需要的？社会政策领域也有类似的问题，不同的认知模式会带给我们完全不同的政策选择。一种认知模式（预设A）认为，户籍是一种本地化的权利，新增户籍人口将大大增加教育、医疗、养老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方面的压力，城市将不堪重负。在这样的预设下，人们看到的更多事实，往往是大量新增户籍人口带来的问题，以及尚不拥有户籍的外来流动人口带来的问题。在政策上，它自然就导向相对更紧缩的户籍政策。但另一种认知模式（预设B）认为，户籍是一种基本权利，便利的户籍政策将极大降低社会成本，新增户籍人口将带来大量的新增资金和人才，其创造的财富足以弥补公共设施的成本，一个城市将会因为新增户籍人口而变得更加繁荣。在这样的预设下，人们看到的事实与采取的政策自然就完全不同。有人把流动人口视为一种负债，但有人把流动人口视为一种资产；有人把流动人口视为一个问题，但有人把流动人口视为一个机会。跟户籍人口相类似的问题，还包括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一种认知模式（预设A）认为，城市规模过大将不堪重负，人口应该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合理分配，城市化应该有序推进。但另一种认知模式认为（预设B）认为，超大规模城市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人口会根据效率原则自行决定流向，只要管理得当，大规模的人口聚集优势完全可以弥补由此带来的成本。这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也会决定我们在大城市人口聚集这个问题上看到哪些事实和采取何种政策。卡尔·马克思曾经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实际上需要从改变认知开始。如果历史回到1980年，如果你是深圳的主政者，当你看到不断有人偷渡到香港，你会不会有新的认知，进而采用不同的政策呢？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当时却需要突破既有认知模式的巨大勇气。而困难在于，人们往往很难摆脱旧的认知模式。尽管难度很大，但并非没有可能。基于前面的相关讨论和八个故事，我最后想给大家贡献一套有效改变认知的原则与方法：第一，重新定义问题。首先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每天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真问题吗？很多时候，人们花大量精力来处理“假问题”。又有很多时候，人们关注的问题其实不过是另一更实质问题的表面症状。第二，重新界定假定或预设。当我们现在思考或分析一个问题时，现有的预设是什么？有没有其他预设，甚至是相反的预设？第三，重新发掘事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关键事实是什么？这是全部的关键事实吗？有没有其他事实，甚至是相反的事实？第四，重新思考结论。经过这样的思考，我们会不会得到另一种结论？第五，重新反思政策。基于上述反思，会不会存在另一种可能的政策？第六，重新规划未来。由此，我们或许还能规划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我们每个人、每个组织，甚至整个社会都可以列出一个关键事务清单。在这样一个清单中，我们可以这样问自己，我们是否需要重新定义问题，重新界定我们的假设，重新发掘新的事实，重新思考我们过去的结论，重新反思既有的政策，进而重新规划一种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