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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刚 ‖ 人生的“三度”

李宗刚 山师散文专栏
2024-09-09

人生的“三度”

李宗刚


       不管我们个人对人生是否有着精细的规划,都会在时间的河流里顺流而下,最后奔向大海的怀抱,在大海中获得永恒的栖息地。而那些成功的人生,尽管其展开的内容差异甚大,展开的形式差异甚大,但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则都具有“三度”,即长度、高度和密度。当然,这“三度”的组合尽管有着万千的差异,但“三度”还是恰如其分地融汇在一起的。

       所谓人生的长度,是指生命在时间维度上漂流的长短,一般说来,在人生的河流上漂流的时间越长,其所感所悟、所作所为就会越多。所谓生命的密度,就是在单位时间里所创造出来的精神的、物质的财富的多少,一般说来,单位时间内的创造越多,则其精神的、物质的密度越大。所谓生命的高度,则是指生命在其存在的长度之内,所创造出来的精神的、物质的财富所积累的总和。人生的“三度”,基本上可以标示出生命的价值高低。



       其实,如果借用西方哲人的话语来说,就是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然而,人如果不思索,上帝说不准还会耻笑。毫无色彩的笑总比耻笑要使人多一些美好的想象。由此说来,对生命的价值高低有个思索,上帝也会颔首称是的。否则的话,在生活中就不会留下诸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俗语了。这恐怕也是人为什么总祈求“长命百岁”的缘由之一。有了生命的长度,就有可能使生命的密度有了积累的过程,并为累积起生命的高度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如季羡林,生命的长度使得他登上人生的山顶,而那些和他齐名的、甚至比他更负盛名的大师,多已驾鹤西去,当世间仅余下空悠悠的黄鹤楼时,作为坚守者或者守护者,便天然地填充上原来的空缺,成了大师,至于其“国学”如何,人们是无须顾忌的。再如周有光,他驾着轻舟,已过百岁大关,依然谈笑间书写春秋文章,他尽管还没有被神化,但是,如果假以时日,再过三五年,也许会被当作“大师”予以推崇的。

       如果说人人都已经意识到了长度之于生命的价值,那么,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密度之于生命的价值。当生命在空转时,生命是无所谓密度的,这恰如泡沫一样,它经不起人们轻轻地一戳。当我们耕耘着肥沃的大地,播撒下可以孕育生命的种子时,才可能使生命的幼芽能够破土而出。像彪炳于历史星空的那些闪烁着星光的一代代文化名人,他们的生命大都是在20多岁到30岁之间便焕发出了最为耀眼的光芒,在自然科学方面卓有成就的牛顿、爱因斯坦,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拜伦、雪莱,还有徐志摩,他们的生命密度,在有限的单位时间里,一下子获得了升华,书写了最为瑰丽的人生篇章。至于他们的生命长度,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核心问题了,仅仅依靠这样的高密度的人生,他们就已经实现了登顶的目标。由此说来,人生固然需要足够的长度来支撑,但是,人生更需要足够的密度来淬化。


       至于人生的高度,这显然是人人知晓的。遥想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他们在比我们还要艰苦的条件下,实现了人生的登顶,进而成为人人敬仰的一代宗师,而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要匍匐在地上,无法昂起我们高傲的头颅,为什么就创造不出如此辉煌的人生呢?这里的偏差,也许出在我们过分地沉溺于世俗的欲望中,缺少了为人类代言的使命,没有了胸怀寰宇的胸襟,致使我们在物质的诉求中,迷失了自我。人们关注的是生命的长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长命百岁”,但是,恰如古人所说的那样,“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人对于外物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实际上,人总是赤裸裸地来,最后还是赤裸裸地走。随着文明的进化,人在“来”时无法做到穿金戴银,便在“走”时来个穿金戴银。其实,人在“走”时不穿金戴银还可以毫无叨扰地安眠于地下,如果穿金戴银了,反而会深受其害,届时连安眠也做不到,搞得其在地下也提心吊胆的。如果每个人想开了,穿金戴银实在是没有任何必要,这都是人用所谓的文明制造出来的幻影,金银并不是永久保值的物什,真正保值的是传之久远的道德文章与创造发明。

      在人类浩瀚的星空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名一文的人,如徐志摩、路遥、王小波等,其生命的长度没有所谓的高寿,但是,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显现出了最为炫目的花姿,尽管如昙花一般,却成为后人永远敬仰的对象。由此说来,没有长度的生命无法承载起高度,但是,仅仅有长度的生命,也并不见得会耸立起人生的高度,因为,没有密度作为人生的龙骨,仅仅依靠浮华的荣誉堆积起人生的高度,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人生大厦的坍塌便是早晚的事情。


               ——本文原刊于2013年3月25日 《齐鲁晚报》,感谢李宗刚教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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