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功大师的革命征程：俺从河南逃陕西

Original dangrenbei 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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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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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党我军」系列的第16篇文章

河南和陕西两省，作为陇海线上的邻居，从民国以来的历史，就是相爱相杀，纠缠不清。

陕西人管河南人叫“河南蛋（担）”，但奇怪的是河南人却没给陕西人起外号。按理说，镇嵩军祸害陕西之前，靖国军在河南祸害力度那么大，河南人也没给陕西人起外号，编排段子，为啥呢？

要说河南移民陕西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大量六国“豪杰名家”移民关中，这其中的河南人，最著名的就是大侠郭解了。卫青能替他求情，汉武帝非要他迁居茂陵，您说这“名声”得多大？

到了东汉末年，董卓焚洛阳，挟天子西迁，“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二百里内无复孑遗。”

花园口决堤后逃难的河南灾民

若非一千七百多年后，蒋介石扒开花园口，逼迫河南灾民再次大量西迁，不使董卓专“美”于前，后者很可能就是空前绝后的历史记录创造者了。

其实“陕西”之名，得自河南，所谓“分陕而治”。中国有“省”这个行政区划，始于元代，但几百年来，两省行政区划再怎么变化，潼关之外的陕州（今三门峡），也没有回归本体，名至实归。

陇海铁路开通之后，河南和陕西两省人民，因交通带来的移民潮和战争，紧密程度更加提升，既有打生打死，也有抱团取暖，这方面的文章容后安排。咱们这回，先说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河南农民移民陕西的故事。

如今的河南省会郑州，南边有个县级市叫“新郑”，不少坐飞机经停郑州的朋友都熟悉。有新郑就有“古郑”，郑国最早封在陕西凤翔，此后不断东迁，这群陕西人最终把家搬到了新郑。

光绪廿一年（西历1895），新郑有户姓宋的农民家，生下来第四个儿子，姑且叫他“老四”。

老四家里条件，搁那年月还算不错，三间草房二亩地，又打了口井，把自家种粮食的地改成菜园子，下了新鲜菜就卖到县城里，收入比种粮食强多了。眼看着日子好起来，就让老四去念私塾，这在宋家是头一遭。

可好日子，哪能平白便宜咱河南人？

书还没念五年，入了民国，一个荒年，就把宋家的好日子终结了，老四只能辍学，家里的两亩地也卖了。虽只是个半大小子，就得去做泥瓦匠，可那年月，除了地主老财、土豪劣绅，谁家需要你盖房？更别说啥城市基本建设，于是很快就失业了。又跟着哥哥们做粮商小贩，到豫南贩卖粮食。开始还不错，一趟能赚几升粮食，后来卖粮食也不行了。

“宅兹中国”，把家搬到河南去！

为啥呢？

你忘了土匪和兵燹，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粮食可是硬通货，说抢就抢，你敢瞪个眼？分分钟就弄死你！

人总要活下去，老四又跟着本家亲戚，学了两年厨子。那时候，穷人办红白事，都是自己随便做点，自己还没吃的呢，哪请得起厨子？有钱人家办事讲体面，至少请个县城里馆子的大厨，不找他们这种野厨子。

说句题外话，如今不少人都知道豫菜，知道长垣是“厨师之乡”。从北洋政府到如今的钓鱼台，长垣厨师都是很厉害的存在，这个基础就是那个时代奠定的。为啥总出厨子？因为饿不着，顺手尝尝，自己就饱了；趁人不注意，就有口家里吃的了。但这是有身份的厨子，才享受的“福利”，老四这种新郑野厨子，没名没分，给人打杂都不要，还是难以糊口，遑论养家！

这样的民国，如今的影视剧里看不到了，都是灯红酒绿美人醉，西装旗袍大白腿，穷人的血泪，没人看，但我得写下来，因为我信一句老话：

“盐打哪咸，醋打哪酸？”

老四在河南混不下去，改行好几次，却难以养家糊口，这时候就有早先跑陕西的亲戚说了，跟我到陕西给那边的老客当脚夫吧？关中人生活太安逸，吃不得苦，这行就是个辛苦钱，挣钱不多，他们不愿意干，只有咱河南人愿意掏力气，你去吗？

豫陕道上逃难的河南灾民

为啥不去？再苦再累，也比在河南水旱蝗兵加土匪，加强版的人间地狱，搞得郑州—开封之间的郊县地带，都活不下去，强得多？

1918年，23岁的老四拉着一辆架子车，作为全部家当，从河南新郑，徒步千里，走到西安，很快就找到活儿，专营西安—潼关的专线运输。

关于这段生活，50多年后，老四仍记忆犹新：

“为多挣钱养家，我不分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从乡下到城里，从这家商行到那家商行，两脚不停地干了几年。”

河南人在陕西的吃苦耐劳精神，即便个别陕西作家再说酸话，也得承认这点，而柳青和路遥的小说里，更是称赞有加。

顺便说，陕西省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如赵梦桃、吴桂贤等人就是河南人，她们都是到陕西后，被纺织厂招工，以吃苦耐劳不惜力，而成为中国纺织业领域内的标兵。

吴桂贤从副总理下来，重新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工作，乘车返回咸阳的当天，不顾鞍马劳顿，就去上当晚的夜班。跟从前一样，一人挡四台车，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当天的工作任务，当时她可已经40多岁了。

赵梦桃（前排左二）和吴桂贤（最右）

甚至有资料说：建国后，陕西的劳模，大部分都是河南人和河南人的后裔、因为他们和她们，过惯了苦日子，知道新社会来之不易，所以掏力下力不惜力。

但在民国那年月，如此掏力下力不惜力的老四，还是在陕西活不下去，如果说他有啥大罪过？那就是一个字：穷！

五十多年后，老四回忆起在陕西干脚夫那几年的遭遇：

“在大城市当脚夫，被人看不起，常受欺侮。在大街上，走的慢了，或因歇脚停车位置不当，就会受警察的打骂。为了省钱，我不住旅馆客店，经常住在商行的门楼下，或露宿宿街头，熟睡的时候，会被警察一脚踢打，赶东撵西，有时还被搜身拘留。我感到大城市，不是穷人栖身之地。”

一赌气，老四到西安城南五十里外，长安县子午镇的天子峪口讨生活。他有个本家哥哥当卖油郎，说这边都是穷哥们，谁还瞧不起谁，也不分啥陕西人、河南人，你来吧？

不当脚夫，小宋跟大宋，借住在当地一家陕西农民家里，挖药、担柴、卖山货，日子倒也过得不错。

陕西作家路遥、陈忠实爱说河南人是吉普赛人，但河南人可安土重迁得多。老四在陕西待了几年，爹妈就要他回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外面终究不如咱家啊！

1930年代的西安

可一回河南，就被人给坑了，还是本村的老乡，人家说了：

“入我们同善社，有了困难，社里可以救济。社里都是善人，可怜穷人。”

我信你个糟老头子啊？这不就是非法传销吗？入会还收钱，你拉来一个新会员，你就升级别，人家再交入会费，你还能抽头。

入会有一阵子，老四穷得叮当响，稀粥都喝不上，这个狗屁社，也没救助一分钱，NGO果真不靠谱，都是坑爹货！

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三枪，今有传销老鼠会，民国有个同善社。

老四在陕西谋生不易，被当地土匪和警察欺负也就罢了，好不容易被爹妈叫回老家河南，就被同村没出五服的亲戚，给坑了一块现大洋。搁当年，那得是老四多久才能挣到手的血汗钱？

顺便说这个同善社，就是个反动会道门，今天叫邪教组织，跟一贯道一个德行。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以“气功”静坐方式，导引信徒冥想，借以进行思维控制。骗财、骗色那都是轻的，后来勾结日伪当汉奸，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当然解放后就被镇反了，现在外面这垃圾还往国内渗透，大家要警惕！

反动会道门，都一个德行

被这个同善社的伪善亲戚坑了，老四一怒之下，再不留河南，回到子午镇天子峪，继续挖药材，跑单帮。

按理说，你个河南人，挤进陕西人的生活圈，在那个小农经济时代，难免被人家视为夺资源、抢饭碗，不排挤你，不歧视你，是不可能的，起个“河南担”的外号是轻的。

但老四不怕，我以心换心，我不说那么多，不解释那么多，我就踏踏实实做人做事，看你们咋办？

做买卖，他不坑不骗，宁愿自己吃小亏，生意做完回家，先挨家挨户打招呼，大哥大嫂大爷大妈，您家缺人手，有啥活做不了，需要搭把手的，尽管说，咱不惜乎力气，也不要您钱。谁家有了困难，他就慷概相助，主动帮忙，又好交朋友，讲义气，替人主持公道，打抱不平。

长此以往，老陕能不感动，能不跟这个河南小伙儿，处成亲人？

没多久，老四累倒了，又得了场病，村里人知道了，纷纷来照顾他，送饭送热水，洗洗涮涮不说，看病抓药，也分文不要。

病好了，老四忘不了乡亲们的恩德，加倍报答。

如今的子午镇天子峪

有年旱灾，一个穷哥们家里揭不开锅，缺衣少食，又有病人，生活十分困难。老四知道了，翻箱倒柜把钱拿出来，二话不说送过去：

“恁家缺啥？情叫娃到俺家里拿啦！”

这家老人伸出干瘦的手，拉着老四坐在炕沿上，眼泪哗哗的啊……

“这娃也真是的，小本生意能挣几个钱？你都送过来30多块钱啦，再要，真张不开口了。”

老四笑了：

“这有啥？在困难中我接济你，你接济我，这才是朋友！”

如果您是河南人，或者陕西人，这两段对话，用各自家乡话念出来，一定场景感十足，彷佛看豫剧、秦腔。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日子，小人物的历史，活生生的场景。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1942。河南人张钫是陕西民元革命，打响反清第一枪的老前辈，看到老家一批批灾民西来，心痛不已，以个人名义，电话到各个派出所，请转告西安市民，他卖房卖地，拿现钱出来，请西安的乡亲给河南的灾民，蒸馒头，某日某时，他让人取走。

一声呼喊，西安人民震动了，纷纷响应！

1942年西逃长安的大量河南难童

这就是情谊，陕西人民和河南人民的情谊，小处了了，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

不光是周济乡邻，村子里有人家因为交不起苛捐杂税，被衙役们抓走，没人敢吭声，更没人敢阻拦。唯有老四一身胆，在路口等着他们，断喝一声：

“把人放下，这是好娃，不能栓。”

衙役们气坏了，河南蛋，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劈头盖脸，又打又踹。老四人没救下来，自己倒被打得鼻青脸肿，还一瘸一拐去安慰人家：

“我再去跟他们说道说道，看能不能把娃放回来！”

可到了县城，衙门口都不让进，又白挨顿打，气得老四跟这家人说：

“这帮贪官狗腿子，早晚得收拾他们！”

乡亲们笑了，就凭你个河南担？

1925年，在关中讨生活的河南人老四已经三十岁了，在那个年代，绝对是晚婚的年纪了，可谁让咱穷呢？好在上年生意还不错，又因为仗义疏财，周围的乡亲，乃至富户人人都对他挑大拇哥，年底一算账，不但没赔，还大赚了两三百块。干脆开个杂货铺，经销煤油、水烟、火纸，顺带收卖山货，往外倒腾。

顺便结个婚，正好有个逃荒的人家，也是河南老乡，这家姑娘人也朴实，老四就娶她为妻。

不过说实话，我看大半是“半卖半送”，在水旱蝗兵接踵不断的河南，往西走就是活路，只要能活下来，其他的就不说啥了，1920年代如此，1942更是如此。

可好景不长，幸福短暂。

这年，陕南军阀吴新田入主西安，升任陕西军务督办，他的部队军纪极差，跟土匪没什么区别，要粮要款，抢劫财物，驻在哪里，哪里的百姓遭殃。

一天夜里，一伙大兵从子午镇，摸到天子峪口，围了老四家。冲进来二话不说，先把老四摁在床上，用刺刀连捅几下，后者当即昏厥。等第二天再痛醒过来，发现家里和商店，已经被搬空了，村里其他人家也遭了殃，一问才知道是镇上的驻军！

乡亲们说，咱到长安县告他们。几个冷娃说，跟这帮畜生拼命去，可这不是异想天开吗？

七嘴八舌后，老乡们各自散去，除了咬牙切齿、唉声叹气，别无良方。

老四受伤最重，更别说倾家荡产了，他这时的想法就是，不能这么算了，我得报仇，不但给自己报仇，也要给乡亲们报仇！

可怎么报呢？人家有枪，你有啥？

当兵吧？可军阀部队和土匪一样。

想来下去，老四突然想到，俺河南老家最近不是正闹枪会么？据说刀枪不入，神鬼难拿，我要学了去，来陕西，救乡亲，报了这个仇！说干就干，养好伤，变卖所有财产，他就跟天子峪的乡亲们告别：

“等我学成神功，就来给大家报仇雪恨，整死这群鳖孙！”

所谓“枪会”，我前面也写过，说白了就是义和团大师兄玩剩下那套金钟罩铁布衫。

现在人看来觉得好笑，但在那年月，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义和团运动都失败多少年了？到河南枪会大起的1920年代，有点知识、见过世面的，谁不知道大师兄这套不行？可不行，你说什么行，怎么对抗匪患和兵燹？

别跟我说咱们党啊，要论探索农民运动，国民党左派都比咱早，但在当时，国共都没找到太靠谱的办法，彭湃和二十八画同志这样的先行者，也还在摸索阶段。

没文化、没见识的农民兄弟，能想到的就剩下大师兄那套早就破产的玩意。只有这个，才能凝聚人心，让咱穷人，咱庄稼人团结起来，跟土匪和匪兵们死磕！

老四见过世面，这点跟豫北天门会的韩欲明经历相似，所以他回到新郑老家一看，就明白了，这不扯淡吗？凭这套假把戏，怎么能报仇呢？

没办法，路费也花光了，陕西是回不去了，只好又回家种起庄稼。

哎！可惜河南还是依然苦不堪言，水旱蝗兵接踵而来，哪个都不让穷人省心，更要命的是还变着花样，联合起来折腾穷人。

没办法，1926年，老四第三次到陕西，好歹比河南能活下去啊！

子午镇当时正闹“神团”，其实就是河南的枪会，陕西的师傅还不如河南师傅骗术“专业”呢？更要命的是这些狗屁玩意，还骗钱讹钱，土豪劣绅还帮着乱摊派，你不交钱都不行，分明狼狈为奸。

老四就怒了，跟陕西的乡亲们说：

“别听这帮鳖孙放狗屁，他们跟地主老财是穿一条裤子的，不就是刀枪不入吗？我在河南学过，比他们强！”

说练就练，老四先把刀枪都处理过了，不服气照这儿来；咒语念得各路神仙俱全，合辙押韵，嗓子又好，跟唱河南坠子似的。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陕西的穷哥们纷纷表示，还是老四这个好，不收钱，还知根知底的好汉子，就你了！

要说老四当时的觉悟有多高？这就扯了。其实他想法很简单：一来是为自己和乡亲们免除摊派的苛捐杂税，二来是打干净土匪，好做生意，顺带脚名气打开了，等于广告费。此外，你们进城的来往车辆，帮我捎货，我不出脚力钱，算给我的劳务费。

场子一开，周围方圆百里，陆续有五、六千人来投“宋老师”，他精选一百人，随后先打了鸡窝山的土匪。别看土匪有快枪，但老四他们敢拼命，不怕死，一个冲锋就打进山寨，全歼匪徒，缴获枪械，几方无一伤亡。这下整个长安县，乃至周围的柞水、宁陕两县都轰动了。乡亲们挑大指称赞，说你们这个才是真“神团”，神兵下凡，横扫妖孽！

人怕出名猪怕壮，土豪劣绅也打起了歪主意，想拉拢老四给他们当狗，让这支神团成为地主武装，既看家护院，也欺压农民。没多久，县政府找老四单独谈话：

“你是个外乡人，大家不服你，想找粉店刘先生的二儿子当队长，你手下的那谁当教练，你看你是去是留？”

老四拍屁股走人，重操旧业，又回到天子峪做生意。当时洋货泛滥，低价倾销，县政府不但不支持民族工商业，还打死儿子招女婿，帮着洋货打市场，搞得老四再次破产，只能另谋出路，改行倒腾猪鬃。

猪鬃能做刷子，是擦洗枪炮机器，乃至给飞机军舰汽车刷漆的必用宝贝，在当时是世界列强都渴望的战略物资，有多少收多少。所以作为养猪大国的中国，就成为猪鬃的第一资源出产国，数量最大，质量最好，还便宜。

收猪鬃跑单帮，老四在陕南，又混得风生水起，他是个聪明人，更是个厚道人，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做生意，谁不觉得舒服，觉得放心？

说话间就到了1935年，老四有天到江口镇（今属陕西宁陕）厘金局办事。局长是河南老乡，俩人挺熟，老四小本生意，资金少，进货常得借钱，能帮上忙，又肯当及时雨的，也就这位了。当然人家也不能白帮，你得上路，都懂的。

所谓“厘金局”，类似今天的税务局。

拿到钱，刚走出厘金局，几个粗布衣褂的壮汉，袭击了老四，破布塞嘴，绑个结实。到了僻静处，他们也不要钱，更不打骂，只是让交代“罪行”。原来错把老四当成了厘金局长，盘问半天之后，又派人到子午镇和天子峪打听老四的为人。弄清了身份，这些拿枪的老总，向老四赔礼道歉，说我们红军保护民族工商业，现在就放你走。

临走还要留他吃顿饭，老四看这群人苦哈哈的，吃得还不如自己呢，却秋毫无犯，和颜悦色，就仗着胆子问：

“你们是红军，‘红军’是干啥的？咋和我见过的各路老总不一样？”

为首一人，大家叫他“刘主任”，老四也不知道这是个多大的官儿，但这个官，没架子，递过来一碗野菜糊糊，说：

“红军是CP领导的队伍，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

经过一番解说，老四茅塞顿开，这不就是《水浒传》上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吗？遂要求入伙，但刘主任没同意。

老四不知道，因为“马儿崖事变”，被红29军收编的西乡“神团”首领张正万勾结陕军51旅，突然反叛，把这支红军给一勺烩，除副军长刘瑞龙逃脱外，无一幸免。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两位青年烈士的首级，被旅长赵寿山挂在城门口示众。同为“神团”首领，殷鉴不远，刘主任怎么可能如此草率答应？

老四不知道这些事儿，刘主任当然也不会说，毕竟头次见面，但后者还是给了他一张委任状和五十块现大洋。说你要真有诚心，就拉起个队伍，到时候我回来再找你，咱们一起消灭各路害虫。并且告诉老四，他们的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25军第74师，他叫刘守斋，是该师政治部主任。

红74师，是红25军余部与鄂陕、豫陕两个特委，“资产重组”的革命武装。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下辖两个营、一个手枪团，若干直属部队，约七百多人，当时主要活动在陕南。

随后，大家各自赶路，老四回到天子峪后，以卖山货为名，到西安、周至、户县、蓝田、临潼等地联络群众。他要在神团的基础上，组织一支像红军那样的队伍，为穷人打天下。

当地谁不知道“宋老师”的威名，不过也有人质疑，说当初你不干“神团”团长，怎么如今又要拉队伍了？

“为百姓，打土匪，凡是好事都做，不讲升官发财，你们敢不敢来跟我干？只要你们好好干，将来亏不了你们！”

老四向来快人快语，办事利索，不到半年，就发展了四百多人，报号“西北佛军”，一面生产，一面打击小股土匪和国民党军。

附近有个匪窟，经常拉票子、抢东西。所谓“票子”，河南叫“叶子”，这都是黑话，就是人质的意思。土匪把当地的农民拉去，用火烤，用铁丝穿锁子骨、耳朵，大雪天把你衣服脱光捆在树上冻，逼得家里人带上钱粮等物去赎人，不赎就弄死你！

顺便说句，陕西的匪患，虽然没有河南那么严重到动辄攻城略地，绑走整个学校，一抓好几个县长，但也是大小股匪遍布全省，搞得农民不安，商旅裹足。1930年代中叶，陕西匪众多达10余万人。陕南匪患尤为严重，其中千人以上的大股土匪有18股，当地群众戏称为“十八路诸侯”。百人左右的小股土匪与三五成群的散匪，更是多如牛毛；作为统治中心的关中，一样土匪成群，千人以上的土匪并不罕见；陕北土匪就更不用说了，千百人的比比皆是，有次差点没把咱周副主席，给弄死在甘泉劳山。

老四活动的区域，也是如此，土匪猖獗，使这一带的人不敢外出，开铺子的不敢开门。他也是霸气，多次独闯匪窟，反倒吓得土匪们磕头如捣蒜：

“烟土、银子和枪支，您要什么拿什么，千万别用‘神功’伤害兄弟们！”

佛军所到之处，土匪望风归附，肉票放归，抢老百姓的东西送还，愿留下的严肃纪律，愿走的发放路费，告诫他们再当土匪，祸害百姓，定斩不饶，多年匪患，自此解决。同时为非作歹的土豪劣绅、反动团总，老四他们也不放过。老百姓当然喜欢了，没多久就给老四送去了50多面“打富济贫”、“开路先锋”、“为民除害”的锦旗。

不过问题来了，周围的国民党武装，陕军和各县保安队，还有东北军，都觉得这支队伍有点“红”，得预防他们和红军合流，防患于未然。

老四没什么军事斗争的经验，不过是个农民出身的小贩，手下的穷哥们，不是河南逃荒来的农民，就是本地的穷苦百姓，还有商铺的学徒，标准的农民起义军，组织松散，武器多是刀矛，极少快枪，没有多大战斗力，更谈不上指挥水平了。打打保安队，勉强可以，遇到正规军，就要命了。

有次遇到东北军一个团，负责侦查的说是一个排，结果一打，损失惨重，差点没把老四自己都给搁里面。

此时，老四的西北佛军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被陕军，要么被东北军收编，等于洗白上岸，荣华富贵，唾手可得；要么继续打下去，长安县政府出了赏格：活的一千现大洋，死的三百。

同期蒋介石给朱毛报价，活十万，死八万；彭、林，八、五；老蒋的黄埔“老朋友”和王稼蔷，五、三；红军的军长，也有三、二的起步价。

但此时的老四，记得当初在江口对刘主任的承诺，他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河南逃荒来的穷哥们，对得起陕西揭不开锅的穷哥们，走上这条路，就再也不能回头，不管多苦多危险，都要坚持斗争，等待红军到来。

1936年4月，老四的队伍终于在江口，重逢红74师。

说实话，红军原本对老四根本没抱希望，基本是有枣没枣打三竿的态度，谁知道竟然屡仆屡起，发展壮大了。所以这次见面，红74师师长陈先瑞，非常担心他们跟有些“神团”武装一样，变坏了，成为准土匪武装。就先把他们包围起来，进行调查，结果群众对反映很好，这才把大家召集起来，讲了一次话，宣传红军政策，重点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给了老四一把手枪，两挺坏机枪和每人一元钱，给了个“抗款抗捐军”的番号。

别看机枪是坏的，摆在那里，可够吓人的，一般别说土匪、民团了，县保安队都未必有两挺。

可看到亲人了，老四强烈要求编为正规红军，跟部队一起走。但领导不同意，说你们在当地群众基础好，可以大力发展，既可教育群众抗日，又能为将来整补到队伍上去，提供人力资源。

朋友们可别小看陕西的“抗捐军”，商县（今属商洛）有个红枪会首领刘实通。带领乡亲们打土匪，拒民团，抗捐税，除恶霸，被地主武装击溃后，跑到湖北去找红军，跟着红25军长征的足迹北返，最终在洛南蔡川（今属丹凤）才找到人。又随着走了七、八天，才被红军接纳，回去组织了“抗捐第一军”，带着乡亲们再举义旗。

1935年1月6日，刘实通烈士牺牲在洛南灵官庙，时年46岁。

还有山阳阮英臣的抗捐军，这也是一门忠烈，他的妻子焦秀英、大哥阮英才、二哥阮英隆和他本人，都是革命烈士。这支武装的基础是大刀会，性质上和老四、刘实通烈士的农民武装一样，都是“神团”。

阮英臣告诉红25军政委吴焕先：

“我们这里是穷山区，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太重，再加上粮、款、丁、伕，还有地主的租子和高利贷，压得穷人没有出头之日，我愿意出头组织抗捐军，请红军来救救我们！”

此外，陕西还有无数支靠拢红军的抗捐军，作为红25军的地方武装游击队。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多的抗捐军呢？

我们以陕南的商南县为例，全县总户数仅4.2%的地主豪绅，占有47%的耕地，完全没有耕地的农户占总户数的66%。他们只能靠租种土地生活，遭受前者的高租掠夺和重利盘剥。地租交一半，那是良心价、起步价，交七成的都不罕见，税赋也由你承担，地主老爷可不管。灾荒年间，粮食减产甚至绝收，他们也不会大发善心，减免课租。

此外，佃户平时还要为地主家帮忙做工、跑路、叫人、抬轿，逢年过节给地主家送礼，这都是你的义务，谁让你租我家的地了？如果你借了地主家的债，那更是驴打滚利滚利，印子钱还不起。

有个叫王华怀的农民，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借了地主陈义才的八斗玉米。八年后，按当地“钱加三，粮加五”的通例，八斗变成三十石。十斗为一石，等于翻了36.5倍，平均年利率56.78%，这可比土匪收益高多了，如今臭名昭著的日本贷金公司都得甘拜下风！

就这还没算政府的各种苛捐杂税呢？您说老百姓怎么活？

红军和抗捐军来了，有了苏维埃，还是商南县，仅刘家花屋区，就没收了27户地主的土地，这些土地的收成，经统计达到1355石，分配给了五百多户贫苦农民。

所以无数个河南的宋登贤，陕西的刘实通、阮英臣，组织起抗捐军，加入到革命的洪流中。红74师组建时，只有七百多人，到抗战爆发，奔赴抗日前线，已经发展到了两千一百多人。

宋登贤同志在八路军留守兵团主要做民运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当月，老四的“抗款抗捐军”改编为红74师补充团，他任团长，师里派来了政委。改编后，部队进行了半年政治军事训练。政治方面，主要学习中国革命史、社会发展史；军事训练科目，有队列、投弹、射击、刺杀、爆破等。

1937年6月，补充团政委彭华钦、教导员阎德旺介绍老四加入了党组织。

其后，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红74师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留守处，老四带部队奔赴陕北。临行途径子午镇，他特意回了趟天子峪，让勤务员牵马先走，自己步行，挨家挨户和乡亲们告别。

有位姓萧的老大娘拉着老四的手，笑着说：

“他四叔，听说你修成正果，做了大官，有钱了？”

老四大笑：

“哪里的话？我是为老百姓办事，不是为做官、挣钱，CP只讲为人民服务！”

在陕北，老四上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满回老部队改编的警备四团当民运股长，后相继转战大别山、太行山和华北平原。期间随军南下，开辟豫西根据地，抗战胜利又参与中原突围，战斗中三次负伤，丢了条腿，被定为二级残疾，才转做地方工作，当过家乡新郑的民主政府县长和专署党支部书记。

在新郑他做了件事，当年的老百姓都还记得，这就是“倒地”。把农民在1942年灾荒时“因糊口出卖之土地”原价赎回，“穷要倒富，富不倒贫，贫富相等，协商处理。”

新郑在河南的具体位置

此前国民党也搞过，说实话内容上你挑不出毛病，绝对顺民心，合民意。但到了政策执行层面，涉及到地方豪绅的切身利益，由其控制的地方政府就上推下拖，歪嘴和尚念歪经，再无下文了。

我党我军来了，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不办，拿过来我们办！”

无数老四这样的我党干部，深入基层，真抓实干，尽量以耐心说服的方式，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鼓励先进，推动中间和后进者，对极个别抗拒不退的，则予以严厉打击。

买卖双方，当场协商，当时在场而又了解情况的群众证明属实，说清一个，办理一个，一手交钱，一手交契，并当场烧毁卖地契约。

这项政策深得民心，不光是穷苦百姓支持，一般的地主和富农也不反对。我军走后，国民党来了，除极个别恶霸地主勾结还乡团，打杀倒地农民，抢回土地外，80%左右的被倒地户都没参与反攻倒算。

人心有杆秤，国共分胜负。

抗战胜利前夕，一个“倒地”就看出了民心向背，其后解放战争的走向也验证了这点。“民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更是执政党的政治基础，关乎生死存亡，谁忘了这个初心和使命，就看看国民党的百年历史吧？

再说我们的老四，解放后，作为老红军，又是二级残疾，原本可以在疗养院颐养天年，却仍然坚持为党工作。他不争名誉地位，不管职务高低，先后任河南省农业试验场场长、开封市酱油厂厂长，始终兢兢业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一直到1960年12月7日逝世，享年65岁。

老四的大名叫“宋登贤”，陕西的老乡喜欢叫他“老四”、“四哥”、“四大”。

刘健挺少将

宋登贤同志遇到的第一位红军，红74师政治部主任刘守斋，后改名刘健挺，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1983年逝世；

陈先瑞中将

宋登贤同志的老领导，红74师师长陈先瑞，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1996年逝世；

前排左起：郑位三、徐海东；后排左起：李隆贵、程子华、陈先瑞

红74师政委李隆贵，1937年8月，在随部队向泾阳移防途中神秘失踪，关于他的下落，至今众说纷纭；

宋登贤同志入党介绍人之一的营教导员阎德旺烈士，1938年牺牲在抗日前线，时年42岁。

宋登贤同志曾经工作过的开封酱油厂，由他主持了公私合营，把几家百年老字号组织起来，厂子虽几经改名，如今依旧红火，成为了“河南老字号”。笔者这样的老饕，偶尔也会搭同学朋友的便车，去开封买些，带回郑州。

当我写完这篇文章，开始配图工作的时候，突然在网上找到1953年5月11日，他写给开封市政府房产科的一份报告。关于修缮小福寿胡同开封酱油厂工人家属住宅，宋登贤同志提出了两个方案，大修和小修。分别需要用工多少，大工、小工和二工各多少，用砖用瓦多少，废弃的残砖还能用，都别浪费，还有黄土、石灰和麻刀各多少，主要建筑材料需市场采买的，有哪些，分别用多少，价钱如何，都计算的清清楚楚，有整有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