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的成长史，作风建设绝不是小事！

Original dangrenbei 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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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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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党我军」系列的第23篇文章

上海黄浦区淮海中路526弄的和合坊，始建于1928年，是爿连体石库门房子。红砖墙、黑漆门，三层楼、六门户，整齐划一．左右各有六排．成两个“非”字形。前弄为淮海中路，后弄为长乐路。

当年这里是法租界，淮海中路叫霞飞路，长乐路叫蒲石路。

和合坊弄堂的整体格局为主弄宽、支弄窄．与上海大部分灰墙石库门弄堂相比，显得别有“腔调”。

1929年11月11日，晚11时左右，和合坊后弄蒲石路上，开来一辆牌号为“6730”，隶属于苏州出租车公司上海经营处的出租车，会同4弄43号范争波公馆的自备轿车，准备开往十六铺码头。

乘客中有两人身份特殊，一个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另一个是原我党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前者是中统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同时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

就在他们有说有笑，走出和合坊后弄，还有两步，就要登车而去的时候，突然一阵枪响，范争波身中三枪。白鑫警惕性非常高，随即拔出手枪，抬手便射，边打边跑，向北逃窜，可最终还是没跑了，被击毙于霞飞路71号门前。

次日清晨，一名上海《时报》记者得到消息，赶到案发现场，看到白鑫的尸首：

“侧身蜷卧，背傍门榜，而其右手执有手枪，其食指犹伸入于扳机之上，作射人势。身衣灰哔叽之衬绒袍子，藏青丝品西装裤，黑色皮鞋，其创在后脑，子弹出处白脑赤血殷然而流，厥状甚惨。”

对于这起暗杀案，上海各界华洋报纸议论纷纷，一般都认为目标应该是上海的中统头子范争波。有家极端亲国民党的小报叫《经验报》，发了篇社评，就叫《暗杀案中之真相，某党之下马威》，想当然的认定：

“这是个捣乱中央军的后方，做脱范争波的计划！”

其实他们真错了，暗杀目标很明确，只有一个，这就是白鑫。范争波固然可恶，但他和他的弟弟范争洛等人，纯属被殃及的“池鱼”。

白鑫何以如此重要？这还要从他的成长史说起。

我们现在有个词叫“三门干部”，就是“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机关门”，几乎无缝对接。

黄埔四期步兵科毕业时，只有23岁的湖南常德小伙子白鑫，就是个标准的“三门干部”。出黄埔军校大门，就被分配到我党的中央军事部（军委前身），深受信任和重用。

为啥他能一毕业就进中央军委呢？

因为读书的时候，白鑫就是学生干部了，而且是重点培养的学生干部，担任国民党黄埔军校第四届特别区党部的候补执行委员。

这意味着什么呢？

白鑫前面的正式委员有两位：蒋先云和范荩，在他后面还有监察委员熊雄，这三位都是烈士。

范荩烈士的经历曲折，南昌起义后被蔡廷锴拐跑了，作为国民党将领牺牲在抗日战场。但黄埔老同事和一同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聂荣臻元帅，曾对他有相当正面的评价，认为“范荩既是一名出名的团长,也是一个很忠诚的共产党员。”

蒋先云更不用说了，黄埔一期的翘楚，“黄埔三杰”里的老大，国共双追授的烈士；范荩是保定八期生，陈诚的同学，在黄埔当老师，后来跟叶挺北伐河南，屡建奇功；熊雄是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走后，主任邵力子没能力，也不管事，所以他才是黄埔军校实际上的政治部主任，而这个国民党的支部，其实就是我党的支部。

这说明白鑫作为学生干部，起码是恩来同志看好的青年才俊，所以才能直接进中央军委机关。

不过白鑫的短板也非常明显，这是个典型的“三门干部”，一切都太顺，所以一身小资产阶级的毛病。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和12月的广州起义，白鑫都参加了，也由此暴露出一些问题。

特别是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转移到东江时，白鑫任红四师第十团团长，跟他搭班子的党代表就是一期老大哥徐象谦，也就是日后我党著名的军事家徐向前元帅。

后者对这位“三门干部”很有看法，认为白鑫平时咋咋呼呼，革命大道理比谁都懂，但一见真章，打起仗来就往后跑，身上还带着很多银元，生活和工作作风都很不严肃。

带那么多银元往后跑干什么？随时准备溜之大吉啊！

老徐是山西老西儿，考上黄埔之前，在山西五台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属小学做过三年小学老师；黄埔毕业后下部队，被安排到河南安阳的国民二军第六混成旅，这是个旧军阀部队，前身是陕军，在冯玉祥系统属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尴尬存在，而且毫无军纪可言，徐向前吐槽说：

“军队没有固定的军饷，靠各显‘神通’”，捞外块。贪污、吃空名子、抢老百姓的东西、糟踏妇女的现象，司空见惯。与黄埔学生军的革命精神，不可同日而语。”

黄埔军校时代的徐向前

所以根本不需要徐向前来做什么，可他还是坚持搞不讨喜的军事训练，努力跟基层官兵凑近乎，还经常到驻地附近的安阳中学和六河沟煤矿，跟师生和工人打成一片。

与白鑫相比，徐向前的社会阅历丰富得吓人，他入党不是激情使然，更不是老师安排的，所以看人看事，也更趋周全，因此一路看到白鑫的各种做派，觉得此人日后必出大问题，必须及时吹哨，否则定为大患！

为此向特委谏言，说白鑫是个动摇分子，请撤销他的职务，开除他的党籍。

可东江特委书记，海陆丰的当家人彭湃同志，却认为白鑫还年轻，人才难得，可以扶上马再送一程。

1928年6月，白鑫到上海，任军委秘书。

说是秘书，其重要性不亚于秘书长，因为凡是军委的一切会议，都由他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彭湃烈士

日后被白鑫出卖而牺牲的杨殷、彭湃、颜昌颐和邢士贞四位烈士：

杨殷是军事部长，彭湃是军委委员，颜昌颐既是军委委员，又是江苏军委秘书，邢士贞是军委兵士科科长。

跟白鑫经常见面，业务上对接，这家伙在军委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在当时，没人想到，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白，会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雷”！

白鑫叛变，中统的那网碰巧了，特别是“农运大王”彭湃和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看似收获不小。其实如果范争波有点耐心，放长线钓大鱼的话，当时我党在上海的中央都可能被连锅端，起码军委书记周恩来是跑不了的。

而且原本这次军委的工作会，除了彭湃、杨殷、颜昌颐和邢士贞外，周恩来也是要参会的，只是临时有事才没有来，否则后果真就不堪设想了！

杨殷烈士

说到叛变，这里面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白鑫的一个表弟，因在海陆丰叛变投敌．逃跑路上被抓回来，按律当斩，时任根据地负责人彭湃下令处决，这件事就成了白鑫叛变投敌的一个契机。

换言之，它最恨的人是彭湃烈士，杨殷、颜昌颐和邢士贞三位烈士，还有同时被捕的张继春都是陪绑者。

如果1929年8月24日下午四点的那次会议，周恩来也到场的话，这个狗叛徒同样不会放过，哪怕后者是悉心培养，一路往上提携的恩师。

周恩来在上海的几年，就是对人性的不断拷问，得空我再讲几个黄埔出身的叛徒。

说完偶然性，再说必然性。

徐向前吐槽过广州起义后白鑫的表现，无独有偶，南昌起义后撤退途中，也有人发现这家伙有问题，这个人就是我微博提到的王志之，给原72团团长，牺牲在三河坝战役中的74团团长孙树成烈士当书记官，而白鑫是72团的党代表。

当时正在渡河，为了运送武器弹药，叶挺和恽代英作为军政首脑下令任何人不许骑马，一律徒涉，马用来驼运物资。于是起义军中的领导们，日后成为共和国元帅、将军的英雄，牺牲在革命征途上的先烈，纷纷下水。

当时是夏天，倒也无妨。

偏偏团党代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委的白鑫，让战士背着他过河。你是比叶挺官大，比恽代英党内职务高，还是比朱德年龄大，比孙树成进黄埔早？

于是王志之就站出来，当面批评白鑫搞特殊化，说你看其他同志，不说叶、恽首长，咱们团的孙团长怎么做的？你怎么做的？

你是党代表，是党的代表，直接代表了党的形象，要给大家做表率，不能给党抹黑！

白鑫这货也够阴的，当时没说啥，扭脸走了，王志之也以为这事儿就算完了。大家都是年轻人，都是革命军人，都是党员，我批评你也是爱护你，话讲在当面，光明磊落，有啥不能说的呢？

可走到宜黄，特务连连长突然把王志之捆起来，孙树成团长出来讲情也不行。白鑫给王志之扣上贪污公开，携枪潜逃的罪名，这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的节奏。黑材料打到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负责肃奸、保卫的李立三跟前，后者不做调查研究，偏听偏信，命令很快就下达，要立即执行。孙树成没办法，连王志之的身后事，如何埋葬都准备好了，可突然不杀了！

是白鑫改主意了，觉得打击报复太无耻太下作了吗？

显然不是，直到嗡嗡嗡搞外调的时候，王志之才知道，幸好24师的党代表阳翰笙同志仗义执言，据理力争，拍了桌子，才给拦住。

如果王志之被冤杀掉，孙树成烈士的遗孤孙淑珍，也就不可能在几十年后看到王志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纪念文章，这辈子就找不到父亲的音讯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容后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