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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对我而言是充满坎坷的一年,当我躺在病床上思考问题,重读《古田会议回忆资料选编》的时候,我甚至想到了1927年。熟悉党史的朋友都知道,1927年对我党是决定生死的一年,二十八画生同志曾经形容这一年:“中国口口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但是问题来了,“路径依赖”一度是那时那党那人几乎绕不过去的问题。很多同志都幻想打下大城市,特别是能打下广州,复刻北伐的经验,传檄而定,越快越好。那个时候我们的党发动的起义很多,但是失败之后,坚持不散帘子,此路不通找他路,硬是带领千把人的残余队伍钻山沟打游击的,只有“朱毛”,其他人都失败了。朱老总因为经历复杂特殊,能够调动的个人社会关系有其个人特殊性,其路径具有不可复制性,只有二十八画生同志闯荡探索的新路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答案,但在当时并不是所有人,甚至多数人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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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将军回忆井冈山斗争时代,毛委员如何把传统以打仗为主要责任的旧式军队,改造为全新的革命军队,提到了一个“宣传兵制度”。红四军的每一个机关,营、连部也好,政治部和卫生队也罢,每到一新地区,都要派出五人担任宣传工作。他们不带枪支,不担任军事任务,就是接近群众,做好深入的宣传工作。而且还要分成两个组,一组负责口头宣传,一组贴布告和写标语,执行我党我军有针对性的规范化宣传口径。这对于群众了解红军和扩大新兵队伍,起到了极好的作用,也是二十八画生建军思想,造就红军并非单纯打仗工具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的党团员和地方机构都能有此责任,多做一些贴近群众,让群众听得懂,听得有所感的宣传,何至于意识形态阵地前几年丢盔弃甲,何至于好事没办好,民心工程有时成了扰民……![]()
年轻时,我挂职过乡镇,也驻过村,还在国营纺织厂蹲过点,有一个结论:基层工作辛苦,基层干部难为。
其实,站在大历史的角度回望中国革命,当年的小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猛地担当起基层干部职责,面对一个基层单位,又何尝不是如此?半年宪兵养成所速成出来的萧克,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派到宜章农军的一个团当连长,那年才21岁,人称“娃娃连长”。农军有个问题就是纪律差,乡土意识严重,最要命的就是一离开本乡本土就想着回家,搞不好就炸营。炸营古已有之,史书上叫“营啸”,大家都紧张,训练又不足,一点疑神疑鬼就全军慌乱,官兵脱节,大家撒丫子散伙。宜章农军这个千把人枪的团,没半年就闹了一家伙,跑的就剩一百多人,成建制的部队只剩下萧克这个连了。简单说就是抓细节,不许外单位插队,不许本连下面的班排混编。两年后萧克当了纵队司令,百人连变成千人纵队,还是管农军,可愁死人了,但党派你干,你就得干,而且还要干好!![]()
总结经验教训,把工作做得更扎实细致,其实我们做手头工作,不也是这样吗?![]()
参加过秋收起义的黄埔生张宗逊,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回顾秋收起义之后,总指挥卢德铭牺牲,部队死走逃亡,士气低落,那些同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黄埔同学,几乎公开讨论“回归”蒋校长、方教育长的时候,心情一定糟透了。![]()
秋收起义的军官底子是叶挺独立团分出来,我党以黄埔生为主搞起的,他们多数都有过硬的学历和耀眼的铁军出身,还有如火的革命激情。可万没想到,起义没几天,老团长卢德铭牺牲了,这个打击太突然,太致命了。其实,说是“老团长”,卢德铭烈士牺牲时也不过22岁。今后跟谁干?那个说着湖南话,粗布衣裤短打扮,完全湖南农民感觉的毛委员?估计张宗逊也有点心里没底,但他毕竟是坚定的革命者,要坚守岗位,无愧初心。也就在革命最危险,这支队伍要散帘子的时候,他看到毛委员找干部战士谈心,调查研究,并设法找当地的同志,调查当地和附近的情况。以特有的坚定和敏锐的洞察力,很快找出部队的失利原因,并决心在短暂休息期间,抓紧对部队进行整顿,为大家今后找出路,中国革命的出路。这就是历史教科书都会提到的“三湾改编”,张宗逊形容当时:“暴风雨之后泥沙俱下,只有坚信革命必胜的人们,犹如中流砥柱,在风浪中搏击!”
人这辈子,千难万险多的是,有人溜号,有人坚持,这就是大浪淘沙,考研如此,做事如此,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更是如此。老话也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失败是成功之母,更是人生常态,面对失败和苦难怎么办?
本文系「党人碑」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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