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中国才能救妈妈，地下党员李大夫的抗日征途
1933年，13岁的张广胤小学毕业，正想着考上中学，出人头地，可以实现人生夙愿：
“长大了一定要替母亲报仇，把父亲打个半死才解恨！谁让你整天有事没事，就拿棍子打我妈，而且没轻没重，打得我妈都神经错乱，每天以泪洗面，整宿整宿的哭泣？”
河北大平原的深县（今河北深州），距离京津和石家庄都不算远，交通便利，经济作物和农副产品丰富，特别是“深州蜜桃”驰名天下。然而在小张生活的那个时代，军阀混战，捐税繁重，又连年歉收，民不聊生，广大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煎熬度日。
我老婆大我八岁
张家原本条件不错，还能供养老大去读县里的高等小学，指望着这孩子能出人头地，光耀门庭。可人算不如天算，随着农村经济的日益凋敝，张家迅速破产，经常要举债过活，已经完全无力供养小张升入中学了。为今之计就是让他迅速成为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再娶个媳妇，增加个劳动力。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那个时代，婚姻完全没有自由恋爱的概念，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张的父亲甚至替儿子看好了一门婚姻，那家姑娘竟然大了小张八岁，这不是胡闹吗？
好在小张的父亲是个场面人，知道变通，并非完全的倔脾气。于是小张跟老张算了笔账，当农民没啥出路，不如把我送到表哥的关系户，束鹿县（今河北辛集）的一家中西医小诊所去当学徒，将来有手艺了，谁不得求着看病抓药，这可比当农民划算。
小学毕业的小张
从此，小张踏上了学医之路。三年下来，看病抓方，拿药打针，河北医学院毕业的院长都倾囊教授，他也由此对医疗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努力学习内、外、妇、儿、病理、生理方面的医学知识，具有了一定的医疗水平。
而更大的收获，则是大开了眼界，结交了一大批青年朋友，对社情时事开始感兴趣，对国家民族的命运关心了，认识到学当医生，不但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还要奔着更高的前途。但这“前途”是什么，小张还说不清。
我的入党介绍人都牺牲了
三年学徒期满，小诊所外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了我们的东四省，还要蚕食我们的华北，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民族救亡的思想如同熔岩愈加炽烈。
鬼子杀人放火，国民党还要攘外安内，共产党宣传抗日救亡，小张和无数的华北青年，都在思考一系列的问题：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如此胆大包天，敢去同时招惹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我倒要找找共产党，看看他们是群什么样的人？
1936年初，春节过后，拿着当学徒三年积攒的三块现大洋，小张到北平找出路。五个月都没找到正当职业，坐吃山空，完全无法生活下去。好在介绍他学医的表哥刘锡九，此时在耀西医院安平县分院主持院务，说你干脆来帮忙，好歹能生存。
民国时代协和医院病房
小张没想到，这所医院是安平地下党的交通站，而安平党组织有河北，乃至中国最早的我党农村党支部——中共台城特别支部，群众基础非常好。在这里，他认识了表哥的朋友，深县老乡吴建民。1937年10月，经保南特委书记吴建民介绍，张广胤和表哥刘锡九同时入党，他们的介绍人还有位女同志，叫刘品端，这是群10后的青年。
吴建民是深县乡村师范毕业的失业学生，凋敝的农村找不到教学岗位，只好帮人看书摊卖书；而刘品端的身世更传奇，是地主的小老婆出身，因不堪压迫而参加革命。可惜他和她，都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那天，早早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牺牲时也都只有二十来岁。吴建民烈士，面对鬼子的屠刀，坚贞不屈；刘品端烈士，嗤笑门外鬼子汉奸的威逼利诱，拉响了手榴弹。
什么样的人适合干地下党
小张参加革命之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利用掌握的医疗知识，当个人民军队中的好医生，为咱队伍上的抗日志士和根据地老百姓治疗病痛。冀中的党组织，也是这么考虑的，所以安排小张担任晋察冀北方分局党校校医院的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同时担任校医，毕竟专业人士，不能浪费专业不是？
但冀中反扫荡的惨烈，逼迫我党必须重视城市工作，也迫使小张大夫得转行了。
这是因为：一方面，无论是在敌占城市伪军、伪警中，及时了解军政情报，进行政治瓦解工作和情报工作，还是对大、中学校和市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教育，秘密发展地下组织，拓宽情报工作的点与面，都离不开城市；此外，我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必需工业品等人财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周围的沦陷城市。
刘仁同志
而与此相反的现实情况却是抗战初期，我党中央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的指示，要求地下党，在敌占城市的主要任务是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所以此时问题产生了，我党在敌占城市的地下工作，因大部力量撤出到根据地，而相对薄弱，必须重新给予高度重视，并加强城市地下工作，抽调大批优秀干部，重回城市，做好组织和情报工作。
无独有偶，晋西区党委同期总结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时，就说得很深刻：
“过去我们遭受损失的原因，就是敌人对我的调查研究是无微不至，而我们对敌人的了解微乎其微，这就是缺乏调查工作的原（缘）故，因此调查研究是对敌斗争的首要一环。”
这也说明我党地下工作在抗战中期日臻成熟，不再满足于单纯从敌人手中搜集现成的军政情报，而要通过扎根到社会各个阶层的办法，通过无微不至的调查研究，进行大面积的社情民情和敌情分析，得到更加一手的情报资料，以便进行战略决策。简单说，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践。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样的同志，适合被派往敌占区从事情报工作呢？
首先需要政治立场坚定，因为随时面临生死考验；其次需要有一定的城市社会关系掩护，能在城市中扎根，同时群众观念强，能埋头苦干，能交接四方朋友，能独立谋生。
争取在平津呆下去
此时我们的小张大夫，正在分局党校校医岗位上干得热情似火。分局组织部长刘仁同志给他一个任务，利用自己的诊疗和熟悉中草药的经验，全力以赴，尽快救治好伤病员，由于工作出色，得到后者的表扬。可小张没想到，不久晋察冀组建城工部，聂荣臻任主任，刘仁任副主任，曾在平津从事过多年地下工作的这位老领导，二话不说就点将了小张。
聂荣臻同志
张大夫何德何能，能转行从事地下工作呢？
从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为人活络，不死板教条，小张的家庭环境就是这样培养的。其父虽然是个普通农民，却结交广泛，做小买卖的、要饭的，三教九流都交往，甚至还认识一两个土匪头子。干农活是个好把式之外，吃喝玩乐，吹拉弹唱，也样样精通。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那位1935年入党，也从事过地下工作的祖父，同为河北人（我老家清丰今属河南），也曾在我小时候培养过我类似的才艺，叫做“一笔好字，二黄西皮，三两老酒，四方好人”。
其次就是具有一定的城市生活的经验和社会关系，城市地下工作的基础是能在城市中扎下根，关键点就是千方百计利用好关系。可以说，关系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工作的广度和质量。小张大夫是抗战初期的“老干部”，已经具有几年的革命斗争经验，对党忠诚，对敌坚决，社会经验也算丰富，找党之前曾在北平生活过几个月，跟三教九流都接触过，而且有基础而全面的医疗技术，医疗经验丰富，扎根城市怎么也饿不死。
此后，又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培训，23岁的小张大夫，穿上久违的长衫，穿越几道封锁线，奔赴平津。这一年是1942年，刘仁的晋察冀分局城工部，一共派遣了76人打入华北的各大中城市。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说到这里，我讲个技术细节：大家有没有想过，小张大夫和他的75名同学，是如何接受地下工作的初步培训呢？换言之，你有没有考虑过，这76人怎么上课，是不是跟我们上课一样，济济一堂，老师同学课上课下热烈交流呢？
抗大的教学方式
显然万万不能！
必须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切断一切可能的横向关系，防止个别人被捕后，引发连锁反应。万一出了叛徒，又是个活跃分子，岂不要把同学、老师一锅端？
所以师生和同学之间，不来往，不交流，身份一律保密，都使用化名，籍贯和原来的工作、社会关系也一律守口如瓶，不准相互询问。尽量上一对一的小课，如果听大课，课堂里用床单隔成一个一个小单间，每人一间，只能看见讲课的人，学员之间互相看不见。要求不见其人，只准听，不准记，更不准发问，甚至有时候师生都要在脸上蒙上一条挖了两个洞的毛巾，选择大晚上上课，还不许点灯。
请大家注意，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宝贵传统，没先例、没条件、没经验，就不干活？活人就得让尿憋死？
胡扯！
我们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土法上马，自我武装，照样能解决困难，能把敌人干死，这充分体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良医医人更医心
北京故宫东侧有条挨着北河沿的街道，叫“骑河楼大街”，可今天看来，这里既无骑楼，更无河。早先这条大街曾是通惠河，也就是“玉河”的河道，河上有一座石桥，桥上有座亭子，悬匾“涵碧”二字。解放后，明河改为暗沟，桥基被埋于地下，仅留下骑河楼这一地名了。
日军侵入北平
如今您要问这地方，当地人多半会问您是要看妇产科，因为北京妇产医院就在这条街上，算是标志性单位了。
解放前，这家医院叫骑河楼中西医院，是我党从抗战时期，一处一直没有被敌人发现和破坏的秘密据点。这里地下党的负责人，就是我们的小张大夫，当时他化名“李道宗”，而明面上的负责人，院长郑剑庵也是地下党员，这所医院从大夫、护士，到后勤管理员，有多名我党同志。
熟悉我们地下工作的朋友，都知道“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简单说，你得扎人堆儿，说人话儿，办人事儿，才能长期潜伏下去。在骑河楼中西医院，李大夫被人尊称为“李大哥”，白天坐诊，风雨无阻，早去晚归，任劳任怨，关心病人、关心同事。
有位病人，贫病交加，生活所迫，把女儿卖到了妓院，郑院长知道后，把人赎回来，李大夫觉得这不是长久之策，救人一时不能救人一世，于是就请求郑院长把这姑娘安排到医院里，自己培养她当护士，有份收入可以贴补家用。几个月后，发现这姑娘学得很快，人也聪明，本质也非常好，就给介绍回根据地，继续学习，从此参加革命。
还有位做饭的大妈，有个残疾儿子，母子相依为命，李大夫一直接济他们，还免费给她儿子看病，做保健，一直到解放后，仍然如此，直到为他们养老送终。
正阳门下的侵华日军
不仅是做好人好事这么简单，李大夫还联络了一大批医生护士，他们都是爱国青年，却长期苦于没有方向。直到遇到这位年轻，却精明稳重的李大夫，把大家引向了革命之路。
日本帝国医科大学毕业的放射科大夫余贻倜就是其中之一，抗战时期不但帮助李大夫做抗日宣传，而且把大量的医疗设备、药品和医护人员介绍到了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在担任同仁医院放射科担任大夫之后，又把这个科室建设成地下党的联络点，当时已经是北平地下党负责人的李大夫，就直接在这里工作。
地下工作的高风险性
1944年初的一天，李大夫到东城灯市口的干面胡同东口，找另一位地下党员吴济文大夫，到他家去取晋察冀城工部转来的《晋察冀画报》和《新民主主义论》，这是上级给的学习材料。
作为地下党，李大夫的公文包是特制的，有两层。秘密宣传品放在里层，外层放有听诊器、注射器、体温表等医疗用具，还有随时应付检查的居住证和名片等，提包就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
拿好资料，李大夫骑车刚一出干面胡同西口，正准备穿过马路，以便向南拐弯时，突然从北面开来了一辆日本军车。这里既没有红绿灯，也没有交通警指挥，而且即便有，日本军车会看你这些？
李大夫赶紧猛一捏闸，不料咔嚓一声，用力过猛，自行车闸的钢条给别断了，车子煞不住，直冲到马路中间日本军车的面前，险些没有撞上。车上的日本军官非常生气，边骂骂咧咧，一边从车窗里伸出军刀，就要砍人。
当然不能让他砍了，李大夫一躲没砍着，接着骑上车就跑，敌人开着车子就追。鬼子边追边砍，李大夫边跑边躲，在东四南大街上展开追逐。
自行车跑大马路，肯定不如汽车快啊，所以李大夫趁着路熟，就拐进金鱼胡同东口，趁敌人车子拐弯时，把自行车扔到派出所的门前，钻进了小胡同撒腿就跑。金鱼胡同往南，当时有很多条小胡同，军车开不进去，李大夫就跑进去了，跑着跑着，看到协和医院北面的贤良寺。
熟悉近代史的朋友知道，这地方李鸿章住过，为了签《辛丑条约》，最终也病逝于此。
刚跑进贤良寺，李大夫碰到一位四十多岁的和尚，跟对方说：“日本人正在追我，用刀砍我。”
和尚用手向大殿一指，示意你藏在那里去！
李大夫三步并做两步，奔入大殿，爬上殿堂，藏在了大佛身后。屏声敛气，静听外面的动静。过了好一阵子，没发现异常，才慢慢地从大佛的身后走了出来。
李鸿章在贤良寺
这时候，他最担心的倒不是自行车，而是那个手提包，万一鬼子发现里面的东西，或者有人捡到发现，都是个随时可能引爆的“雷”啊！搞不好，一场大搜捕，就会接踵而至，由于自己的不小心，很可能会带给北平地下党，各个战线上的同志以极大的危险。但此时此刻，你又不能贸然前往去找提包和自行车，谁知道日伪是不是已经张网已待？
于是李大夫请那位和尚，帮忙去金鱼胡同派出所附近，看看日本人是否走了，自行车是否还在？这位和尚真是个好人，二话不说就去看，看后回来说：“没有日本人了，还有辆旧自行车”。
李大夫这才放下心来，估计日本鬼子很可能，也没有拿走那只要命的手提包，遂边走边观察，没发现特殊情况，就到了派出所。在院子里找到自行车后，恰巧遇到一名伪警察。
鬼子肯定是跟警察说了，所以李大夫详细说明情况，态度十分诚恳，因为手提包在人家手里，态度不端正，人家不给你啊！
这名伪警察也还不错，只是把李大夫叫到屋里，狠狠地训了一顿，说你不要命了，咱中国人敢惹日本人吗？你这是跑得快，不然命都没了，下次注意吧？骑车悠着点，加点小心，遇到路口，一慢二看三通过，懂不懂？
教育一顿后，也就把手提包还给了李大夫，这表明我党的秘密文件没有暴露。李大夫心中窃喜，感慨回到家里，打开提包一看，果不其然，秘密宣传品尚在。
有道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在那个年月里，甭说老百姓谋生艰难，地下工作者也要面临社会动荡带来的生存风险。李大夫好好骑车，却差点被鬼子的军车压死，被鬼子当街拿军刀劈了。
国统区也好不到哪去，你好好开饭店，饭菜做得口，顾客盈门，却被军统盯上，不是因为你是共产党，只是因为眼红你产业，就要弄死你；你不惹是生非，踏踏实实当老师，可耐不住你们学校的校董是中统骨干，跟军统有仇，就殃及池鱼。某天人家在省里开会，偶尔来校检查下工作，多喝两杯，泡个澡堂子舒服了，大家推几圈麻将，就在学校留宿，你只是学校业务骨干，偏偏是青年教师，住在学校，结果当晚被军统连锅端，扔到机场附近的枯井活埋了……
这就是民国，地下工作者处处担着风险，可您想想，这风险老百姓不也得担着？所以推翻民国，建立真正的人民共和国，才是他们甘冒风险坚持下来的初心和原因。
地下工作的基础是依靠群众
现在不少谍战剧，都喜欢把关注角度放在高层和上流社会，动辄醇酒美人，汽车洋楼，小姐少爷，好像他们才是我党地下工作的主要依靠对象和工作平台，这就大错特错了。
要知道我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依靠群众这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它，越是残酷的地下工作斗争越是十分重要。你不能在群众在发挥好党的堡垒作用，不能深入社会，隐蔽在群众之中，不去依靠群众，不能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运用各种方式来团结与组织群众，就是对于群众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谈何如鱼得水？更别说及时掌握社会情况和敌人的动向，党就孤立了，就难以发挥什么作用，就成了孤家寡人。
这里有组数字很说明问题，小张大夫刚到北平的时候，也就是1942年底，晋察冀分局城工部在北平的党组织，只剩下8名党员，基本没有什么群众可联系。可一年后的1943年底，北平市已有地下党员98人，联系群众约200人。这为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解放前夕，北平地下党发展到党员3300多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约5000人。在工厂、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也都有地下党支部或党员。他们领导着工人、学生、手工业者、店员以及广大的劳动人民，最终迎来了古都的和平解放。
卫生部长崔月犁同志
小张大夫，也就是李大夫，后来改名崔月犁，又干回老本行，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任卫生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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