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场上的爱情，那些忠贞不屈的烈士佳侣

Original dangrenbei 党人碑的熟人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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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刑场上的婚礼》之二《不朽的青春》 陈逸飞蔡江白

两名共产党员，23岁的他，24岁的她，相识相恋于革命征途，多次假扮夫妻，进行地下斗争，然而直到牺牲前，他和她才有机会，拍下这张“结婚照”。

没有盛开的鲜花，没有浪漫的礼服，没有醉人的香槟，只有镣铐、屠刀和酷刑。他们邀请前来采访的记者，为他们在铁窗前，拍下人生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作为他们的结婚照。

他穿着杂绒西装，右手因受刑而显得有些僵硬；她则戴着一顶俏皮的绒线帽，披着宽幅围巾，双手插在裤袋中，他们神情从容，仿佛要面对的不是黑洞洞的枪口，而是婚姻的圣殿。他们把死刑当做婚礼，把敌人的枪声作为婚礼的礼炮，用鲜血验证爱情的忠贞，以微笑来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

周文雍烈士（左）和陈铁军烈士（右）

这一天是1928年2月6日，他叫周文雍，她叫陈铁军，拍完“结婚照”，走上刑场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将埋藏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然后携手并肩，面对牺牲。

两天后照片见报，他们的战友聂荣臻泪洒衣襟，称之为“刑场上的婚礼”。

然而“刑场上的婚礼”，并不只是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独有的浪漫与悲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漫漫革命征程中，还有无数个他和她，用生命的代价，锤炼钢铁的信念，铸就忠贞的爱情。

1927年6月2日，周文雍和陈铁军烈士牺牲半年前，距离广州红花岗刑场八百公里外的福州西门外鸡角弄刑场，23岁的徐琛和20岁的余哲贞，在一棵百年老荔枝树下，举办了另一场刑场上的婚礼。

这也是一对广东籍的革命佳侣，1924年，银匠的女儿余哲贞品学兼优，自强不息，考上了汕头女子师范学校。一脸倔强的她，大胆动员姐妹们，勇敢地向封建礼教挑战，做独立自主的新女性：

“自己的男人，当然要自己找，决不要父母之命，更不要媒妁之言！”

女师的进步教师徐琛步入余哲贞的心扉，他们由此相识相恋，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爱情马拉松，并在1925年12月一起入党。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徐琛和余哲贞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相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更使他们对爱情有了更高层次的理解。即便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国民党反动派已经率先在福州开始“四·三清党”的反共大屠杀，他们工作的中共福州地委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从事变前的一百五十多人，锐减到二十出头，仍然没有动摇这对革命佳侣的忠贞信念。

1927年4月13日，徐琛和余哲贞在厦门被捕，共产党员陈剑垣在1964年回忆了当年的严峻形势：

“现在厦门已陷入白色恐怖，我略晓情形后，嘱弟数语，使其回去。我来码头雇一小舟往海澄浮宫，舟行数百桨，见白色武装十余人在码头搜查由福州来厦的游船，将东路军政治部干事朱琛（共产党员，与我在漳州认识）与另一不识面者一同捕去。”

明信片上民国时代的福州

“朱琛”即是“徐琛”的误写，曾任东路军政治部党务科长兼福建省民众动员委员会主席，时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在对敌斗争中的坚定性和在群众中的威望，使反动分子望而生畏，恨之入骨。妻子余哲贞，时任中共福州地委妇女部长，是邓颖超同志培养出来的优秀妇女干部，我党早期妇女运动的杰出代表，都是黑名单上的重要人物。此时却临危受命，要重返虎穴龙潭。

这对革命佳侣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坚强不屈，横眉冷对。特别是余哲贞同志，在押解途中，为了保守党的秘密，取出暗藏的小刀，自刺腹部，血染马江，虽然没有自杀成功，却以青年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让敌人为之胆寒绝望。

1927年6月2日，徐琛、余哲贞和厦门市总工会委员长罗扬才（22岁）、副委员长杨世宁（21岁），同时被杀害于福州鸡角弄刑场。最初敌人要先枪毙“首恶”徐琛，倔强的余哲贞跑上去，紧紧抱着自己的爱人，笑对刽子手：

“我同徐琛一起革命，一起入党，死也要死在一起。只可惜我们相爱以来，一直没有举办正式婚礼，今天就让你们的枪声，成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

福州鸡角弄

枪声响起，他们相拥而倒，血沃荔枝树下。如今老荔枝树犹在，不知每年荔枝红了的时候，福州西洪路上福建医科大学孟超医院附近，当年的鸡角弄刑场，徐琛和余哲贞，这对烈士夫妻倒下的地方，见证历史的老荔枝树，每年还能结出甜蜜的荔枝吗？

年轻时，我最喜欢殷夫烈士（22岁）翻译裴多菲的爱情诗：

“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周文雍和陈铁军，徐琛和余哲贞，这两对革命佳侣，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同样面对生死抉择，却都不约而同，把反动派的枪声视作他们婚礼的礼炮，这是世界上最美丽浪漫的婚礼。

除了刑场上的婚礼，革命烈士还有“囚车上的婚礼”，男女主角很巧就是同殷夫一起牺牲于龙华的蔡博真与伍仲文，他们也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诠释了爱情的最高境界。

26岁的蔡博真和28岁的伍仲文，被捕牺牲前，前者担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后者是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这对革命佳侣的人生轨迹多有重合，同为广东人，都是二十出头即投身革命，伍仲文参加过省港大罢工，蔡博真参加过广州起义，后来分别去莫斯科学习，回国后又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并曾同为闸北区委干部，由此相识相恋。

伍仲文烈士

然而还不等这革命爱情走向花开，1931年1月17日下午，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根据叛徒提供的情报，会同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先在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31号房，抓捕了殷夫等八名共产党员之后，又赶往下一个会场，即天津路中山旅社6号房，抓捕了蔡博真、伍仲文等四名共产党员。

从巡捕房押解到龙华监狱途中，即大名鼎鼎的鬼门关——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蔡博真和伍仲文这对革命佳侣，同在囚车内，不忘互相勉励：海枯石烂，爱情永恒；天崩地坼，信仰不变！

即便在龙华，随时面临生死大考，伍仲文也非常乐观：

“列宁、斯大林坐过不少次牢，被放逐过，这是一个革命者不平凡的大学历程。”

1931年2月7日晚上，蔡博真、伍仲文等二十四名同志，排成一行，器宇轩昂走向刑场，哗哗的铁镣声打破沉寂的黑夜。敌人在小桥旁摆了一张茶几，放着革命者的照片，每过一个人就和照片对照一下。过了小桥，他们被排成两行，行刑队的士兵躲在屋子里，从窗口伸出来黑洞洞的枪口。

蔡博真和伍仲文，相视一笑，和同志们一起高呼：

反应龙华二十四烈士的油画《走向刑场》王少伦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排枪次第响起，枪声犹如为烈士送行的鞭炮。据目击者称，伍仲文烈士是最后一个倒地的，她身上被打了十三枪，当打了第十枪时，她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就在这夜牺牲的龙华二十四烈士中，革命佳侣除了蔡博真和伍仲文，还有恽雨棠和李文，这是一对来自江苏武进的年轻人。牺牲时，恽雨棠29岁，李文21岁。李文小名叫“八大”，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自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却17岁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仍坚持地下斗争，并加入了党组织。1929年，经几位武进的革命同志撮合，李文和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恽雨棠结为革命伴侣。

李文烈士

恽雨棠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青年共产党员，1922年即加入党组织，陈云就是他在商务印书馆发展入党的。现代全才型作家郑振铎，在主编《小说月报》时，曾与恽雨棠多有接触，当时恽雨棠正在业余时间从事苏俄文学的翻译与评论。在郑振铎看来，恽雨棠和他的姓氏一样，是个谜一样的人物。

“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脸部表现久历风霜的颜色。从他那坚定有威的容颜上，便知道他定是一位意志异常的坚定的。在我的许多友人们里，似没有比他更为严肃、坚定的。他的来，常是那样的神秘，有时戴了帽檐压在眉前的打鸟帽，有时戴着眼镜，有时更扮以一位穿短衫的工人般的人物。”

郑振铎不知道，此时的恽雨棠正担任上海人力车夫工会筹备会主席，先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遭受王明一伙的残酷打击，回国后又备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无理打压。但这并没有撼动恽雨棠，对党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和决心，他和同样处境的老同学孙冶方说：

“只要自己努力工作，不怕牺牲，是不难取得党的信任的。”

1924年3月，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党小组合影，右上角就是恽雨棠烈士

恽雨棠这位书香门第出身的高级知识分子，脱掉长衫，摘掉眼镜，换上蓝布短衫，敞开前胸，风里雨里，跟黄包车夫一起拉座儿，一起喝凉水啃大饼，一起唠家常，传播革命真理。

此后，恽雨棠调任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李文留在上海工作，他们离多聚少，1931年1月16日，恽雨棠接到通知回上海开会，前脚刚进家门，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就把他们夫妻抓到英租界的巡捕房，随后移送龙华。此时李文烈士的腹中，还有她与恽雨棠烈士爱情的结晶，然而没有人性的国民党反动派，却连孕妇也不放过，一家三口，同上刑场，壮烈牺牲。

同样带着爱情结晶，一家三口，同上刑场的，还有牺牲在湖南浏阳的田波扬、陈昌甫烈士。他们的爱情，颇有旧式才子佳人的浪漫，陈昌甫自幼随伯祖父陈菊霖读书，深得老人家喜爱，而田波扬则是陈昌甫伯祖父的得意门生，所以他们的结合，可谓良缘夙缔，佳偶天成。

参加革命之后，田波扬、陈昌甫先后入党。1927年，田波扬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陈昌甫是团省委的交通员，协助丈夫工作。这对革命夫妻，被大家誉为“生活的亲密伴侣，工作的革命同志，斗争的真挚战友”。

1927年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叛变革命，制造了“马日事变”，湖南陷入白色恐怖中。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湖南新军阀的大屠杀是真的惨绝人寰，反动派在各县对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进行了“大检举”和“十家连坐”，各县被杀害者多至六七百，少亦三四百，半月之内，全省被屠杀者就超过了万余人。

陈昌甫烈士（左）和田波扬烈士（右）

为重建被敌人严重摧残，陷于瘫痪的党和工农群众组织，田波扬不顾个人安危，参加完党的“五大”和团的“四大”后，即从武汉返回长沙。

5月30日晚，由于叛徒告密，田波扬、陈昌甫夫妇等八位同志被捕。敌人对田波扬施以酷刑，用竹签扎进他的十指，用木杠压断他的双腿，要他自首和说出党的秘密。长达七天七夜连轴转，死去活来的摧残折磨，都不能让田波扬屈服，他告诉敌人：

“我走的道路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悔悟。头可断，血可流，此志不可移！”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敌人反过头来对陈昌甫严刑拷打。看陈昌甫也是坚不吐口，遂妄图以夫妻之情和生死离别，来威胁、动摇这对革命夫妻的意志，说你丈夫太不识时务了，这么下去就是死路一条，你们夫妻恩爱，你就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吗？不如你代替你丈夫，在自首书上签个字。只要你这么做了，我们就视作你们夫妻共同“悔悟”了，可以借此由头，放你们一条生路，你们就可以平安回家，踏踏实实过日子了。

可大义凛然的女共产党员陈昌甫，却一口回绝：

“我可以代替他死，但决不代替他叛党，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血债一定要血债还！”

恼羞成怒的敌人，大喊着“一同枪毙”，1927年6月6日，这对革命夫妻被枪杀于长沙火车站。牺牲时，田波扬23岁，陈昌甫22岁，且怀有五个月的身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