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裹脚之后怎么办？独生女学霸的革命之路
提起旧中国，东西方对于那时中国人身上最深刻的身体烙印，就是辫子和裹脚。尤其是裹脚，洋人认为这是野蛮和落后的代表，觉醒了的中国人，也无不以此为耻。
即便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也都提出过严禁裹脚，裹脚的妇女要放足的诏谕。各地督抚，如我们熟知的四川总督岑春煊、湖广总督端方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皆是“不缠足”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到了民国，刚刚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百废待兴之中，就迅速提出“各省劝禁缠足”的大总统令。
实际执行起来，又如何呢？
女子裹脚，作为一种丑陋的封建风俗习惯，在中国存在了近千年。入了民国，并没有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有所改善。以河南为例，省会开封和各县城里，那些喝过洋墨水的热心人士，组织“演说团”、“讲演社”， 创办“天足会”，四处劝导放足，致力于移风易俗。
民国八年（1919），绍兴裹脚女孩那茫然无助的眼神儿
可我那宣统二年（1910）出生的姥姥，就是在民国裹的脚，而她父亲还是位开封城里的前清秀才。
河南的旧习俗是如此根深蒂固，后来做过河南督军的赵倜，老家在汝南曾庄，原先也是个穷人家，穷得揭不开锅，只能把两个闺女，送人当童养媳。其中一个，婆家嫌她脚大，婆婆二话不说，用利斧将童养媳的每只脚砍掉一块。
姑娘疼痛难忍，乘夜偷偷爬回家来，找母亲哭诉。母亲自然心痛欲绝，却又不敢得罪其婆家，毕竟人家领走你家闺女，是给了几斗谷子的，如今人回来了，谷子你还得起吗？
没办法，母亲只好找来破布，将姑娘的伤脚包裹起来，又蹒跚着小脚，把人背回婆家，向婆家再三谢罪，说自己管教不严，给您家添麻烦了，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退婚啊！这家人才算不究“旧恶”。
几十年后，老太太还跟孙子说，回去的路上，但见夜间月光之下，你姑姑来时一路爬行，生生在村间地头，形成一条斑斑血路。
民国时代的裹脚女孩们
受苦受难的并非赵家姑娘的个例，1913年，是为民国二年，河南上蔡县南尚堂村有个6岁的女孩儿，叫程玉兰。家里地无一垄，破房两间，只因女孩的妈妈是破落地主家的闺女，就穷讲排场，非要给玉兰裹脚。当然她的理由，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也算站得住脚。
玉兰妈说：
“脚裹小了，人人爱；脚大了，人人厌。女孩子家讨媒，男家总先问脚大小，再问脸是不是俊？脚大了，连个婆家也找不到。脚大了，走亲戚人家也笑话。
有家姓耿的姑娘是大脚，她到姨家走亲戚，表嫂笑话她说。哟！卖花的姑娘来了……
她羞得恨地无缝可钻，扭头便回家了。狠狠心，用粗线绳把脚勒紧，一排排线绳勒进肉中，外面再用布裹住，竟然把脚裹小了。
再脚大了，丈夫也生气。有个姓陈的姑娘，脚大了，丈夫厌恶，丈夫把她的脚拉到床帮上，先是用拳头捶，又用铁锤砸。白天，一遇见丈夫，丈夫就跺她的脚。这女人自恨脚大，便把两脚伸出，用铡刀从上丢下，将两个脚尖剁掉，结果害病几个月死了。”
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妇女的冤仇深
这段话，看得我作为男人，也一阵阵心疼心酸和心悸，这可是民国了啊！怎么还如此戕害妇女？而且妇女何苦为难妇女？
但仔细想想，害人的其实就是时代，就是旧社会本身，民国接盘大清，黄龙旗换成了五色旗，皇帝变成了总统，剩下的换汤不换药，能不如此吗？
去年的妇女节，我写了华北敌后的抗日妇女，同是妇女，她们虽然被裹脚，但她们已经起来抗争了，所以解放后再无裹脚。当然如今个别奇葩的“传统文化复兴者”，又想搞这套，不能不让人警惕啊！希望今天上学的孩子们，学校不要再给男孩塞《弟子规》，再给女孩塞《女儿经》，我求求你们，放过孩子，毕竟这不是旧社会了。
我不想“妖魔化”旧社会，毕竟并非“洪洞县里无好人”，从清末到民国，特别是民国也不是没有领导踏踏实实搞过妇女放足运动，比如冯玉祥。1927年他主持北方政务时，要求各级都要成立“放足处”，工作直接向一把手汇报，从自己开始，层层抓落实。
冯玉祥每次视察地方，还专门要在大街上检查放足运动的效果，如果发现街面上缠足妇女居多，就会严惩当地县长。比如在新郑，冯玉祥发现当地放足工作效果不佳，就直接在大街上现场办公，“当即面谕行政长督饬该县县长，限于三日内，将全县所有十五岁以下缠足女子一律解放。若仍有幼女缠足，就与该县长拼命！”
1938年的新式婚纱下，仍能看到被裹尖的小脚
在冯玉祥能控制的区域，几乎都派下去禁止裹脚的督导员，这些人都是女老师，或者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按理说，大好事啊！可却遭到了地方上，无论穷富的一致抵抗，封建武装如枪会、庙道攻进县城后，专门要抓杀这些女督导员。
甚至孙中山亲赠军号“建国豫军”的樊钟秀也是如此，河南省放足处就说，该部到处张贴反反缠足的标语，如：“缠足是男女的区别”；“缠足是教训女人莫乱行”；“缠足有赛美的特征”……而且“屠杀放足人员甚众，逮捕剪发天足妇女，先裸体割乳游行，继枪杀，放足工作摧残殆尽。”
由此可见，放足只是形式，真正的妇女解放应该是自己的解放，不能单靠外力促使和推动，而应该是发自思想深处，把自身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结合在一起，加入到亿万中华儿女自己解放自己的行列中去。不推翻旧社会，谈何解放呢？
1917年的春天，少林寺附近的河南登封大金店镇，有户姓王的小地主家里，出生了一个女孩，这丫头是这家的独生女，这对夫妻也只有这一个孩子。
在那个年代，这几乎和“绝户”没什么区别了，都不用恶霸土匪盯着你，本乡本土本宗族的“乡贤”和亲戚们，都跟饿狼似的，就等王家出状况。老王狠狠心，没给闺女裹脚，五岁那年，就开始教闺女识文断字，鼓励她有所作为，以彰显门庭，也保护祖产，毕竟如今是民国了，不是大清，倡导男女平等。当然实际情况，另当别论，但好歹也给姑娘家提供了一线生机。
苦难深重的1942，吃树皮的河南妇孺
这丫头也人小鬼大，懂得不想给人做妻妾，挨打受气，就得好好上学，求得经济独立来换取自由，起码得到开封当个小学老师，这样就有活路了。
孩子用功，父亲高兴，就给送到私塾里去了，这是本镇唯一的女学生。到了11岁上，姑娘说，咱县谁谁家有女孩子上洋学堂，我也想去。于是也把她送去，一考试，水平不错，开始就上了二年级，期中考试又考了年级第二名。
于是开学后，直接跳级到四年级，结果期终考试又拿了个全班第二！
这下男生不干了，他们的爹也闹起来，四处放狗屁，说：“男女同校，让大姑娘和男生混杂，是伤风败俗。”
搞得镇里的小学，不敢再让小王同学上学了。
碰巧登封县城里有所县立的女子小学，在西大街上，利用原先绿营兵的旧营房兴办，有30间校舍，75名女学生，常年经费2856元，除缺六年级外，各级具备，而且根据河南省教育厅多次的督学视察，该校“秩序整齐，朝气蓬勃，精神颇佳！”
说到这里，多说两句登封当时的基层教育情况：整个县里在民国（截止1934年），共有公立和私立小学十多所，公立初中（含师范）一所，什么高中、幼儿园，您就别想了。入学儿童有71736人，而失学儿童就有46198人，其中失学女童28135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除了妇女所受的性别压迫之外，调查报告中总结为“连遭兵燹，旱灾继之，土匪蜂起，民不聊生，地方骚然，各处学校，相继倒闭。”
1942年被饿死的河南老妇人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登封是河南，乃至整个中国农村的直观剖面。兵燹、土匪和各种自然灾害，搞得民不聊生，地方治理形同虚设，生存都成了大问题，谈何受教育呢？
也正因为如此，需要解放的并非只有妇女，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但当时的小王同学还没有这样的觉悟，她认为只要好好学习，杀出一条“学”路，就能实现自我解放。
小王打听清楚了，就跟老爹说，您送我到县城姑姑家，我上县女小，照样当学霸，蔑杀那些男生！
王姑娘读到小学毕业，又考上了当时河南最好的女子中学，由南阳著名教育家张中孚先生创办的开封北仓女中。
这所学校有多好呢？
咱们先说张中孚先生，河南女子教育由他而起，北仓女中是河南第一所女子中学，也是河南各类女校中最成功的一所。他把自己最得意的学生马戢武派来当校长，后者提出妇女教育，决不是培养贤妻良母，而是培养她们到社会上如何做人。张中孚还把自己最信任的学生董作宾派去当国文教员，这位在古文字研究方面，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合称“甲骨四堂”。
民国时代的女子教育
所以，北仓女中以谨严朴实的校风，刻苦读书的学风，突出体育成绩，蜚声中州，威震华北。进入北仓女中后，小王同学依旧品学兼优，大家多次推举她当学生会主席，但这位同学却每次都含泪推辞，说我不干，我得好好读书，我爹供我读书不容易，我不像你们都是城市人，我家是农村的，我没退路，不能因为活动耽误了学习，呜呜呜……
大家心里各种不舒服，觉得这姑娘太轴，太小家子气，根本没有社会责任，就是个书呆子。
1935年夏，小王同学又考上了河南省立女子高中（前身是北仓女中高中部）。此时风起云涌的抗日风潮席卷河南，省会开封社会各界，稍有良心的中国人，都知道不能再闷头做自己的事了，再不起来救亡，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然而，小王同学最初并没有这么看，还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可她很快发现，学校里那些人品最好，教学最棒的老师，纷纷失踪，同样失踪的还有品学兼优的同学们，他们都去哪了？
所谓“进步”，小王同学认为就是“反对旧社会、旧制度，妇女解放和实现男女平等”，这是一个新奇而朦胧的世界，她再不关心窗外事，也慢慢就知道了，这些思想进步的师生，不是被反动当局抓起来，就是自动离开，找寻出路了。
话剧《放下你的鞭子》
大到国家民族，小到课堂宿舍，这些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这个书呆子，她是学霸啊，她不傻啊，她有脑子，她能辨别是非好赖啊！
1935年冬，小王同学再也坐不住了，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主动带着同乡同学回登封宣传抗日，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节目。最后她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抗战爆发后，毅然到洛阳八办报名，奔赴陕北参加革命。
“读书事小，救国事大，都要当亡国奴了，读书有什么用？”
1938年7月，小王同学通过考试，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女生队。无数这样的爱国女女青年，跋涉千里万里，跑到延安来。她们挣脱旧社会的羁绊，要远比男学员更艰难。因为她们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来自大城市，许多人曾是柔弱的娇小姐，既没有吃过苦，也没有走过长路。但她们都有一颗爱国心，日本帝国主义的炸弹激怒了她们，所以她们坚决抛却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抚爱，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封锁，毅然奔向延安。可是很快这里的艰苦，就给大家结结实实上了一课！
小王同学后来回忆说：
“我们去陕北之前，虽都能有吃苦耐劳决心，但去了之后仍感到艰苦。起初吃小米，还觉得挺好吃，可是过了几天就闹肚拉稀，腹痛不止。在黄土高原用水非常困难，每天下午值班生需要从很深的黄土山沟里抬上一桶水，分给每人一茶缸子作为早晨洗脸漱口用。课堂就在田野，上面是青天，下边是土地，膝盖当桌子，马粪纸做笔记本，听到敌机声就隐蔽在土坎下，回想起来小米加步枪，真不容易啊！
不过，在党和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边区军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我们就丰衣足食了，每人每日四两肉，自己纺织的粗绒羊毛灰色呢军衣，穿在我们身上。新的生活，给我们这些青年上了一堂劳动万能的政治课，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开了窍，能使苦变成甜。”
无数小王同学这样的“娇小姐”脱胎换骨，她们刚到延安的时候，只知道要抗日，打鬼子，但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道理，还有未来中国走什么样的道理，了解得很少。
女八路
可短短几个月后，她们懂得了中国革命的理论，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中国妇女责任之重大，不仅要为民族解放奋斗，而且还要为社会解放奋斗。只有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马克思主义打开了姑娘们的眼界和胸怀，她们从此踏上了漫长充满考验的革命征途。
1938年11月，小王同学在陕北公学结业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她被分配到八路军卫生学校，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医科大学”，四年学习毕业后，毛泽东同志为这批同学题词：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这句话，不但被小王同学记在笔记本上，更铭记在心头，一路践行。她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管是革命战争，还是和平建设，从“王军医”到“王大夫”，再到“王院长”。离休前，王新阿同志担任北京第四医院院长，现在这所医院叫“北京普仁医院”。
回顾自己的学霸和革命生涯，曾经的“小王同学”，后来的王新阿同志说：
“我从一个普通的女学生，找到了共产党，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又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参加祖国和平建设，为党和人民做了应做的一点贡献。这应归功于党的培养，党的教育。我愿在有生之年，以共产党员的准则，严格要求自己，模范地带头执行党的各项指示，尽力为共产党员称号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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