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丨晚明文人文化的若干面相
作者｜王汎森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院士，主要研究兴趣是明清到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和史学史
对我而言,在这个以“生活美学”为主的大会中主题演讲,既令人兴奋也感到惶恐。我个人没有任何文物收藏,所以在这里谈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对塔说相轮”——即很多人在外面围着看,猜测塔中的相轮长成什么样子,我就属于在塔外面的那些人。虽然我做的是思想史,但是“明代生活美学”又好像跟我的研究略有关系,且我一直对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的大变化感到兴趣,所以不揣浅陋作以下的讨论。
我本来准备了三个子题,可是我觉得四十分钟大概没有办法说完,所以我就择要地说一些晚明的文人文化。但因为美学和文人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我的演讲主要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背景,即晚明文化的背景,另一部分是我注意到晚明文人的许多特色。
我认为这些特色体现了两个重点:“个体的自觉”与“日常生活的形而上化”。我所讲的这些事情,在南宋以后多少都有一些迹象,可是我想北宋《东京梦华录》以及南宋的情形,在幅度、深度、广度上都还是跟晚明不太一样的。很多学者一直论证说宋代以后到元、明、清应该是成一整体的,但我认为这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
席勒(Schiller,1759—1805)有一首诗,大意是说:“通过美的晨门,我们进入真的领域。”这“真的领域”哪怕是数学、物理,也不是直接就能进去,你必须要通过文学、透过美、透过对大自然的想象,才能进入真理。所以我觉得“美”使得我们不只是生存、我们还有生活,生存不需要美，但是生活需要“美”跟文学这些东西,不管是物质的或是文学的，“美”使得我们由生存变为生活。
20世纪80年代,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台湾有一个“文人品味”的运动。因为我来自南部,我看到台北人摆放的一些器具,日常生活中所欣赏的美,那些文人的美学品位,大部分都跟晚明有关。有许多可以在《闲情偶寄》等书中找到,这些品位跟汉唐时代不太一样,跟宋元也不太一样。主要都还是与明代后期《闲情偶寄》《遵生八笺》《长物志》等书中所描述的文人生活的情趣有关。我感觉那个品味到现在多少都还延续着,也使得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所经验的一些美感和今天讨论的问题——明代生活美学有若干的关系——有一种延续性的关系。
从朱元璋建国到明代后期,在文化等各方面变化很大。在座一定有很多人读过瞿同祖(1910—2008)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对西方世界颇有影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哈耶克(F.A.Hayek,1899—1992)有一本书,讨论到中国的等级社会时便是用瞿同祖这本书。当然每个朝代都有等级,可是把等级跟所有的生活器用连在一起,最严格的就是明太祖。什么品级用什么样材质的东西、坐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令人大为吃惊!《明大诰》中严格禁止许多东西,譬如用右脚踢球斩断右脚,用左脚踢球斩掉左脚,踢毽子也不行,武官踢毽子,用左脚踢斩左脚,用右脚踢斩右脚。唱曲要割掉上嘴唇和舌头的前面,警告你不可以随便做。然而,这个东西到底延续了多久?我想在一两代之后,人们便不可能过那样的生活了。
到了晚明,一切都变得相反,日本明清史家森正夫教授有一篇文章《明末社会关系中的秩序变动》,他说晚明所有的秩序都在变。尊跟卑、贵跟贱、长跟少、前辈和后辈、上等和下等、富跟贫、强跟弱、主跟仆、尔跟我(你、我)、官宦和编民、乡绅跟小民的关系都变了。森正夫教授这篇文章语气稍微强了一点,但是这些东西确实都在变,所有的尊卑等级关系的变化,刚好都和明太祖的规定相反。在明代的最后一百年左右,尊卑、长少、前辈后辈、官僚老百姓、主仆的关系都变了。各位如果看看那些记载晚明奴变的书(如《两须眉》),里面描述的那种奴仆起来指挥主人、斗地主、斗主人的场面,就知道晚明的奴变有多严重。
我个人认为,从明代中期以后有一个大变化。我们读明代的史书里,经常出现的隆万(隆庆、万历),嘉隆(嘉靖、隆庆),即表示这是很多方面变化最大的时代,文学、思想、人的财富、习俗、尊卑等级等,都在这个时候开始变了,而这个变动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很多现象一起改变,使得明代后期的生活富厚、生活的美,很多精美的器物和很多艺术品的专门化等,跟这些都有关。所以,我要介绍明代中晚期“大变”之后几个明显的部分,这些和收藏都没有关系,但如果没有这些背景文化的支持,我想晚明的艺术文化美学等,可能不会那样流行。
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我对历史的观念是认为历史中所有时代都是多元、多层次在竞争着,不是只有一元,所以晚明的生活美学勃兴,在个体的自觉、生活非常解放、非常活跃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当时有很多人非常反对这种变化,像我研究的那些理学家就有很多人非常反对这个时代的某些风气。这时候有好几种力量、好几种层次在竞争着,不是像进化论里讲的,好像一时之间全部都进化了。像台湾现在也有好几股力量在竞争,到最后谁胜出还很难说。但我们在史书里常常只侧重描写其中的一股力量,而忽略了还有很多力量在跟它竞争,而且不同层的内容也不全然一样。晚明王学中,像江右王学就异常反对这些东西,可是在江南,王阳明的后进们,可能就比较亲近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动荡、非常多元、非常有趣的时代,却也是很多正统士大夫非常讨厌的时代。
我认为“商业化”是造成时代变化的重要因素。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商业,但是幅度、广度有些不同,综合吴承明等人的研究,可以知道有五个因素使得明代后期的商业和别的朝代不能完全一概而论:
第一个是各级市场,从地方到整个区域的各级市场之间有些变化,而且贸易的幅度大增,买卖不再是以物易物,而是以金钱来买卖经济作物等。
第二个是运河,运河的疏通使得南北的长程贸易变得顺畅,所以明代三十三个钞关,有好多是在运河边,包括临清钞关,有一些地方原来在元代的时候都不算什么,可是在明成祖时疏通运河后,都成了重要的商业城市。以临清为例,《金瓶梅》里描绘的那种混乱、那种财富、那种享受、那种淫欲,是发生在运河旁边的城市。而且当时只要有官员坐在漕船上,船上的东西就免税,所以很多货物都可以趁着这个势头南北流通。而东西的流通,主要是靠长江。宋代在长江下游以及沿海有很多重要的贸易城市,像明州等。可是到了明代以后,感觉大城市有往长江中游发展的趋势,往长江上游真正大发展是在清朝。长江中下游以及南北运河的重要性,就像台湾盖完高速公路前后是不一样的,我亲自经历过这个时代,这一条道路之后,很多东西都变了,这里面当然还包括商业和物品的交换。还有很多江南商业市镇的崛起,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譬如位于江苏南部的盛泽镇,原来在明初只有不多的人家,后来变成了灯火万家。我因为研究别的题目,把《盛泽镇志》看了一遍。中国古代一般地方志中很少把有钱人写进列传里,不是没有,但幅度不是那么大,而《盛泽镇志》里,虽然含含糊糊、闪闪烁烁地讲,但其中在明代后期的那些传有很多都是商人,即使是一两句话带过,也都显示盛泽镇的商业文明。陈寅恪(1890-1969)的《柳如是别传》里讲,晚明很多有名的妓女,栖身于盛泽镇一带,盛泽镇一方面是商业的,一方面是文化的,同时也是妓女、名流来去的地方,像这样的小镇在当时有很多。明清的市镇研究已经非常多,但往往只是写“灯火万家”,但“灯火万家”是什么?没办法写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这些地方,因为丝和棉以及各式各样专门生产而形成大小不等的市镇。
第三,当时还有长程贸易,而且这些买卖的东西有很多都是和艺术品的材料相关,像金属等。以前大部分都是盐、粮食,可是到明代后期,纸也成为贸易的项目,还有金属器、铜、锡等其他东西,交易的种类热闹起来、商业也发达起来,使得江南很多小镇可以养得起艺术家,也可以有人买卖这些东西,大量的画作开始作为商品流通等。我讲的这些背景,都尽量和今天的主题相关联。
第四,是明代后期城市化的现象,这也是很多人研究的问题。到了城市之后,生活各种方面的性质跟在农村不一样,对礼仪伦常的态度都会有所变化。城市有很多来自各地的人,在一个移民社会里,人对传统和道德的看法会因此有所松动,产生一些新的解放的可能性。
第五个是王阳明的心学运动,我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上像阳明心学这样下及草根的思想运动不多,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思想运动。清代17、18世纪考证学这么兴盛,也只能停留在士大夫阶层,为什么?因为清代流行的考证学需要的基础知识、技术条件太高,跟心学不一样,心学是几句口号就可以影响人们。鲁迅有一篇小说讲,清代在考证学最盛的时候,人们出门要炫耀“我很有学问、我今天读很多书”,要把嘴唇涂黑,表示我今天用毛笔写了很多字,一面写一面舔笔尖,这是学问的时代。可是晚明心学不一样,围绕着阳明心学编了各式各样的小册子,就像今天在庙前发的善书一样,其中有不少即明白宣传“开口即得本心”。阳明的“心即理”学说,只要不违反自己的良知,你做的事就合乎道理。当时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阳明的弟子在宣传“心即理”,觉得非常不可思议,这个世界上怎么有群人这么狂妄?人要靠上帝的帮助才有可能得救,怎么可能每个人只要信你的良知就是合乎“天理”了呢?当时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20)及很多传教士,对于“心即理”的说法就觉得是狂妄自负,可是阳明说你的良知只要不被蒙蔽、不被遮蔽,那么你所做的事都是合乎“天理”!
我常觉得阳明把良知讲得像测谎器一样,为什么我说阳明的“良知说”像测谎器?阳明的“良知说”,意思是你即使做了违反良知的事情,你自己的良知都知道。就像你说假话,你的血液等各种反应就变动了,测谎器就马上感知了。所以,人是没有办法欺骗自己的良知的,阳明说良知你欺它不得,它什么都知道。譬如抓到小偷,如果你叫他小偷,他还扭捏不安,这表示他的良知还在。所以良知是知天知地,它是你欺骗不了的。譬如警察抓到一个罪犯,测谎器一测,就知道他有没有讲假话,即使你想讲假话,可是你的血液等各方面还是透露你讲的是假话,这不等于是说人不可能欺骗自己的良知吗?
阳明的良知说带有相当大的解放的可能性。王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中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良知决定事情的对错,孔子依其良知所判断的对错,不能用来规范你的良知对事情的判断,因此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后来继承阳明学说的李贽(1527—1602),在他的《藏书》中评论古往今来人物的序里说,他反对古往今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这一类的思潮造成多大的心理解放之可能性,当然也有一些人因自信自己的良知而变得更保守。如果各位对这些问题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发表过关于晚明思想的论文。
阳明本人的弟子,在各地能算出来的就有五六百人,至于再传弟子就更多了。明代后期许多县的地方志,如果仔细把它列传的部分翻一翻,往往可以找到三五十个自认为是服膺阳明思想的人。当时全中国有一千多个县,当然不是每个县都有心学家的足迹,《明儒学案》里讲得很清楚,北方大概到山东这一带,就是到傅斯年家乡那一带,南方到两广、云贵,西边也有个界限,故不是全中国都在内。但这样加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一直传下去,人数非常多,所以我说它是一个下及草根的思想运动。心学盛行时,许多地方都有讲舍,有名的大师们到处去讲学,他们宣讲的道理可以很简单,往往用几句话来开发你的心灵,所以它可以传得非常远。像有一本书是安徽歙县的《歙志》,这本书是我见过非常特别的地方志,这本书要正式刊行之前,编者把地方的乡绅都找来,一起拜天,表示这里面讲的都是真的,要天来作证。《歙志》中有很多王阳明心学的后学的传记,可以看出在安徽歙县这个地方,心学的影响有多大。
像泰州学派的王艮(1483—1541),民国时期有人编了一个王艮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的系谱,人数多得不得了。所以这个草根运动是非常强大的,它决定了晚明文化的性格。因为它认为人的本心才是最“真”的,所以对“真”、对“趣味”、对“个体”等,都给予相当大的重视。像公安三袁,他们的思想多少也都受到心学的启迪,在艺术上、在文学上等各方面都有许多受到心学启发的例子。一直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他已经算是对阳明心学有所修正的人,他编《明文海》的时候,在序里便提到:我以什么标准来选这些文章?以“情真”两个字为宗旨选文章。“情至”的觉醒便多少和阳明心学所启发的趣味有关,文学上喜欢“情至”的东西,艺术上喜欢能表达“真趣”的东西。
在这样一个气氛之下,一个商业非常发达、城市相对繁多、心学遍天下的背景之下,加上晚明山人、党社等之活跃,产生了一个天下到处“游”的风气。明太祖刚起兵得到天下的时候,对人的活动管制非常严,不可以随便离开居住的地方。吴晗(1909—1969)的《朱元璋传》中提到,他对人的活动规定这么严,可能和元朝后期的制度有关。可是到了明代后期,很像德川后期兴起的一种新风气,跨越各藩、到各地去走动游玩的风气。尤其到晚明,党社活动很盛的时候,可称得上是千里邮信,要招募社员,常是跨省、或跨很长的地方去招收各种社员,哪怕是一些乡下的地方都有人要来为复社招社员。这种跨越空间性的活动也是当时很重要的现象。
晚明时期,突然出现一大堆模仿《论衡》《世说新语》的书,这些书的性质,基本上就是解放、突出个人的性格。譬如《世说新语》有三十六类,晚明就有许多书模仿《世说新语》的三十六类来编纂当时的人物志,或者是编历史上人物传记的风气。我目前看到的就有几十种书,它们的编排都是按照《世说新语》的分类,也就等于是用《世说新语》的三十六种类型在取人。而《世说新语》的时代——魏晋,就是个人的自觉最繁盛的时代。《论衡》虽然不及《世说新语》那样突出个人风格、标榜自由,可是《论衡》与很多议论平稳的古书很不一样,《论衡》好作种种尖新之论,而且对当时流行的知识或历史做各式各样大胆的批评。模仿《论衡》,也代表明代士人世界的一股新风气。
晚明有个张献翼(1534—1604),史书里说他每天要把《世说新语》里各种任诞的故事,在路上表演一遍。《孟子》里有一句话是“为长者折枝”,以前的人都将它解释得非常抽象难懂,但张献翼的解释是“这就是为长者按摩”,非常的简单、易懂。这一个解释虽然在以前出现过(汉代赵岐注),但是在朱子注长期流行之后,人们并不熟悉,或是不敢大胆称说,可在明代后期,这一类很特殊的,带有个体自我色彩的对古书的解释,甚至对古书做各种大胆的删节,变得非常流行。譬如袁了凡(袁黄,1533—1602)对《论》《孟》所做的删节和重新解释。还有当时很多用禅宗、用道家的方法来解释《四书》的书,像张岱的《四书遇》、像《论语小参》等,用顿悟的道理来解释《论语》。有一次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偶然谈到晚明流行用“公案”的方式讲《四书》,有一个听众跟我讲《论语》和禅宗的顿悟性质这么不同,怎么可能用“公案”的方式讲《四书》呢?我说晚明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所以从许多层面上说,这是一个非常自由、解放,可以容纳各式各样新东西的时代。
此外,我认为这个时代还有“日常生活形而上化”的倾向。在晚明,“百姓日用之谓道”一句非常流行,在王阳明的圈子里更是流行,道不在远处、不在高处、不在抽象、不在圣贤,道在百姓日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得到非常强大的重视。所以,我在这里称这种现象为“日常生活的形而上化”。当然,这也有着抬高庸俗的日常品味的危险,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深入探讨,此处没能深谈。譬如晚明许多精致文化的生活品味,每每以“道”为名(如“茶道”)。又如晚明日常生活的东西每每有“经”,看看当时出版的书名,养鱼有《养鱼经》,养花有养花的“经”,各式各样的都有“经”,类似的现象当然不始于明代,但晚明许多这方面的现象,意味着把日常生活的事物提高到“道”的层次,喝茶、焚香等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好像都得到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以前不是这样的,在宋朝,理学家不会认为“百姓日用”和形而上的“道”是可以等同的东西。可是在明代,好像要把日常生活中的东西,赋予它一个形而上的意义,所以才无不有“经”。“经书”的“经”字以前不能乱用的,可是看明代的乱七八糟的书里,各种“经”都有。
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有一部分来自于跟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比较。我们学生时代时很受一部书的影响,这部书就是雅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书里面提到了文艺复兴是一个“个体自觉”的时代,我觉得跟晚明实在非常相像。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画家开始在画上签名,表达“这是我的创作”(当然也有人反驳,认为这可能不一定是“个体自觉”),个体自觉这个主题贯穿在这本经典之作中。这本书里面所谈到的趣味、生活、自由、解放等各方面,我觉得都跟晚明非常像,但是仔细看还是有不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基本上有好几层东西套在一起,其中有一层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这也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它是跟生活、个体自觉、群体自觉套叠在一起的,要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找到一种公民生活的德性作为他们那个时代的引导,这一层跟晚明不同,晚明是“好古”,中国没有一个时代不“好”古代的,只是“好”的方式不一样、强度也不太一样,而且在晚明比较没有公民生活的德性这一层。晚明体现更多的,是解放的、享受的,执念日常生活,使得生活品味化、日常生活的东西形而上化的时代。
有人在他们的谈话中曾经表示,如果能再活一次,他愿意活在晚明,我想也跟这个时代的多彩多姿、丰富有关。但是在清代的正统知识分子和乾隆的眼里看起来,这是个混乱的时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这个时代中那些我们认为很有创意的、很独特的东西,每每作负面的批评。很多这方面的书是列入存目或者是禁毁的。那些被保留下来的,有一些是因为作者在明末殉国,乾隆认为殉国的是好人,所以他书的内容虽然是令人讨厌的,但允许被留下来。文震亨(1585—1645)的《长物志》之所以能够被《四库全书》留下来,恐怕是因为文震亨后来殉国了,乾隆四十一年编录《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把殉国者的姓名尽量保留下来。乾隆不是不喜欢美,他很喜欢美的东西,但他喜欢的是另一种品味的东西。
晚明文人文化千态万状,是一道非常丰盛的习题,从上面简短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后来清朝盛世,尤其是乾隆时期的文化品味,基本上与晚明颇不相同。我们因此可以大致区分出“明型文化”与“清型文化”的不同。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时间有限,一时不能深入,比较详细的讨论,只有俟诸他日了。
本文编选自《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增订版）》，来源于“新史学1902”，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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