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
在近代思想转型的时期，「自我」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自我」是一个范围非常广、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篇短文中，我想谈的主要是在近代思想转型时期，「自我塑造」或「自我完善」的文化及它所形成的心理特质：怎样才可以称为「人」？怎样才可以称为良善的「自我」？自我完善的传统方式如何一步一步消褪、并转变成一种新的型式，以及这种转变与近代政治、社会变动的关系。另一方面，近代中国「自我」的观念，往往把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作是步步向上提升的阶梯，这与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有相近似之处，但是其中也有显著的差异，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不再受传统礼法道德之限制，其内容是开放的、是无限可能的向上主义（possibilism），所以本文也将讨论在后来各种意识型态的竞争日趋激烈时，良善「自我」的定义为何随着不同的意识型态而不断改变其定义 。
己身为国家社会之身，非一己所克私。若戕贼己身，使国家、社会少一尽义务之人，其有负国家社会，罪莫大焉 。
他一再强调国家的重要，如说「盖以国家较家族，国为重」，所重视的是「民」与「国」之关系，所欲培养的是「国民公共观念。」在《教科书》第二册的结尾，他甚至归纳说欲行社会伦理，必需要有「党」——「故欲人民有公德，仍自成立完全社会始。欲成立完全社会，贵于有党，党也者，万物之公性情也……盖各国均以党而兴，则欲兴中国亦不得讳言朋党……必先自民各有党始，然民各有党，又必自事各有会始，事各有会，庶对于社会之伦理可以实行矣。」 所以推到极点，自我完善的极致是以「党」来建立「完全社会」。
二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青年极力批判传统，旧道德与旧伦理都在严厉指责之列，人的觉醒，个人解放是突出的主题。此时一方面是不再像《新民说》或《伦理教科书》那样，认为在塑造「新民」时，传统的修身观念仍有不可抹杀的地位；另方面是「新人」取代「新民」，成为关心的焦点。
三
新派人物较常使用这些措词，但并不表示倾向保守的人不使用它们。这些措词大多是一些有关心理状态的形容词，它们往往是在文章中一闪而过，语意模糊，并未细加定义或深入讨论。为了广泛引用一些文句来说明这个历史现象，所以以下的引文不免零碎，在此要先向读者致歉。
自然的 v.s. 人为的
首先我要谈到的是人们心中处处区分「自然的」与「人为的」对立。
究竟我还是爱自然重呢？
或者爱人生？
他俩常在我心里战争，弄得我常年不得安贴，
有时又觉得后一个有理，
有时觉得前一个更有滋味。
虽然有滋味，总替他说不出理来，
虽然说不出理来，总觉得这滋味是和我最亲切的——
就是我的精神安顿的所在。
从我几千年前的远祖，直到了我，无数的被你摄魂去了。
明明白白知道和你亲切要演一出悲剧，
然而多少年代的艺术家，为你呕了无数心血，
亿万万的「有趣味者」，遭了亿万万场大劫，
结果还是一场大失败，
眼看那「有所为」，「有目的」，求善人生的鄙夫，
一天一天的开拓起来，
人生啊！我的知识教我信你赖你！
自然啊！我的知识教我敬你远你！
前面的光明啊！我陷在这里了！快引个路儿！
诗的一开始便点出「自然」「人生」两种思路的对立，并坦白承认即使他不容他人有辨驳余地的提倡「人生」，但事实上在他内心深处这两者「常在我心里战争，弄得我常年不得安贴」，觉得「一个有理」、「一个更有滋味」。有理的是「人生」，是当时中国应该走的路；而「有滋味」的是过去那种「自然」的生活方式，「虽然有滋味，总替他说不出理来」，虽然说不出理，却总觉得是和他「最亲切的」，是「精神安顿的所在」。但是这种生活是无用的、不能「遂生成业」的——「可见遂生成业未必就是安顿一人的一生的」，也就是「遂生成业」与「安顿人生」是互相矛盾的。有「趣味」的自然的生活，在现实世界的残酷竞争中是最没用的，所以他要问「你为什么不能说明你自己来？」而且是带悲剧色彩的，所以它的颜色「是悲凄的，终日流泪」，「从我几千年前的远祖，直到了我，无数的被你摄魂去了」，而且和它亲近即要「演一出悲剧」，是「遭了亿万万场大劫」，「结果还是一场大失败」。相反的，西方「人生」那种「有所为」、「有目的」的「求善人生的鄙夫」，却「一天天的开拓发达」。所以在一番反省后，他仍决定选择信赖「鄙夫」们的「有所为」的「人生」，而远离「自然」；也就是放弃他所熟悉的传统，选择西方的道路。
无意识的 v.s. 有意识的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经有人敏感地指出他那个时代是由「无意识时代」转为「批评时代」的时期。黄远庸（1884－1915）在《远生遗著》中说：
中国今日，盖方由无意识时代以入于批评时代之期……笃旧守故者，方在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无意识」的状态是不好的，「有意识」的状态是好的；「无意识」的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是受习俗或传统的影响，是约定俗成的；而有意识的是反思的、批判的，是运用理性擘划建构的；「无意识的」是落后的，而「有意识」是理想的。从整个国家到自我的塑造，都应该由「自然的」过渡到「有意识的」。
旧社会的状况，只是群众，不算社会，并且没有生活可言……中国社会的里面，只是散沙一盘，没有精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差不多等于无机体。中国人却喜欢这样群众的生活，不喜欢社会的生活——这不就简直可说是没有生活吗？就是勉强说他算有生活，也只好说是无意识的生活。你问他人生真义是怎样，他是不知道，你问他为什么我叫做我，他是不知道……。
当时人们常引用的法国社会学家吕邦，也强调群众「永远是无意识」的。
在文学革命方面，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胡适为例，他说「有意的」或「无意的」是关键分别。有意识的生活是时时反思的生活，新青年们用这个标准评判古今文学。譬如「尼姑思凡」一剧，傅斯年指出它不再是一出淫戏，他说尼姑跑下山去，不过是「别寻一个有意识的生活罢了」 。在白话文学运动之前，中国早已存在不少白话作品，但胡适认为其中有「有意」的和「无意」的区别。《胡适文存》二集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便从传统的白话文学作品选出几部，说它们「都是有意的作品」，而判断其它同样用白话表达的东西为「都是无意识的冲动」 。胡适说南宋、元代以来，白话文学的作品就相当多，但不算是一种革命，白话文学革命是「有意的」作为，而不是自然的 。所以问题不在表面的样态，而是内在的状态，过去白话文学的作品再多，也不表示它已经是一种「有意识」的产物，所以即使表面上看来合乎现代的标准，事实上也是没有意识的，民国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则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张 。胡适为《海上花列传》所写的《序》中，称美作者韩邦庆（1856－1894）的书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那是因为他见到《石头记》用京话写作成功，故决定「用苏州话作小说，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划的文学革命」 。
人类所以要讲道德，必先有个目的，这目的就是人生的幸福，但却不是部份的，暂时的，是全体的，永久的。人生以幸福为目的，所以道德的作用只是有意识的向善，所谓善者必须以意识作引导，虽说似善事，而实无意识可言的，总不在善的范围。
「无意识」地作善事，不在善的范围，要有意识地、反思过的善行，才在善的范围中。
「自然的」生活 v.s. 「向上的」生活
一种模糊的「向上」意识充斥在此时青年的文字间，与它对立的是一种「自然的」生活。而所谓「自然的」生活，大致是指一种对由来已久、或普遍肯定的传统人生道德价值规范的遵从或信仰的态度（至少在根本上并不反对之）。傅斯年常说「向上的生活」，「新民学会」中规定新友入会的三个条件是「（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对「毫无向上之要求者」，不再认为会员 。毛泽东（1893－1976）给萧旭东（1894－1976）、蔡林彬（1895－1931）及新民学会在法诸会友的信中也强调会友所必具的质量，第一是「互助互勉」，第二是「诚恳」，第三是「光明」，第四是「向上」 。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与向警予（1895－1928）在法国谈恋爱时，合写一本名为《向上同盟》的小册子，由这个书名可见「向上」思想对他们的意义 。「向上」的思想显然受进化思想影响 。少年中国说，加入互助团的人「原亦是向上加盲从而来的。」 但是「向上」是向往何处，则又言人人殊，《新时代》说「向上」是「发被动的求学为自动的求学。」 《共进》则说「鲜明向上之主义」，是指民主主义 。
他们认为，为道德而生的人生观脱离了人的生活现实。傅斯年说过去「以为人为道德而生——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是大错的，故他责备说：「他们都不是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都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都是拿个人的幻想，或一时压迫出来的变态，误当作人生究境。」 想要成为真正的「人」，就必须拿「人生」看「人生」，过真正的「生活」，那不是现成的，而是一个需要努力才能造成的目标。而「人」或「人生」之究竟，基本上是以西洋作为模范的，所以前面所谈到过的傅斯年的那一首诗中，把「人生」当作中国人所无，而西洋人所专有。傅斯年又说：「个人是人类向着『人性』上走的无尽长阶上一个石级，只要把这一级的职分尽了，那普遍的价值永不消灭。」 这两段话反映了当时青年内心的一种倾向，即认为向「人」的阶梯上有许多级要爬，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内心随时要有「向上」的意识，最后真正达到「人性」时，便体现一种普遍永不消灭的价值。当时谈各种问题时，是否合乎「人」的标准的问题随时出现（「人的文学」即是一例）。
脱离了旧社会的范围，另向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自由真平等的团体，……造成一个组织完美的新社会。
瞿秋白说中国「无社会」，故要人为地、有意识地去造成种种新的社会组织。毛泽东少年文稿中不断提到「为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以便「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暂时只有努力造邦」，「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从「造」湖南国，到最后「造」新人，「造」新中国。
只希望广东成为世界上一个模范的「新国」。
洗出一个崭新光明世界。
将来有一个新社会出现。
组织一个世界大新村。
而且要很快地达到把整个的世界在最短的时间，彻底的重新造过。
结论
以上的讨论大约涵盖了1900年以迄1920年代主义崛起的时代。在文章一开始时我便提到在这一段时期中，「新民」与「新人」是两个明显可辨识的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人的自我完善的传统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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