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麦克尼尔｜封闭的边疆：三大官僚制帝国的统治术及其地缘政治竞争
到1740年，在多瑙河和庞廷欧洲，相对各种地方政治组织形式，官僚制帝国的优势已经明确呈现，这一地区三个相邻的大帝国奥地利、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边界已经明确界定。这种政治状况没有立刻改变边疆的社会景象。但是奥地利和俄罗斯政府的官员们觉得沿着边疆空置或几乎空置的土地既是危险(不容易防卫)又是机遇(如果纳税人在此居住，新的财富将流入政府那永远贪婪的钱箱)。因此，在政府官员的支持下，成体系地定居成为两国政府主要关注的事项。尽管在规划与成果、计划与现实之间所有的差距一直且处处困扰着这项政府事业，但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既迅速又扎实。
第三个大帝国奥斯曼则关注其他更紧迫的问题。在帝国的许多地方，不服从的地方官员开始篡夺现行权力，从而削弱中央权力的事实存在。因而，在奥斯曼社会，建立新的农业定居点的计划成为一项私人的、地方的事务。新的商品化农场经常建立在不确定的法律基础之上，因为新近成体系的耕作导致土地所有权常常模糊，有时依赖强行侵占，有时依赖明智地贿赂，有时是因为官方不在意、无知或怠政之类的因素。
《东欧：草原边疆1500-1800》
[美]威廉·麦克尼尔 著
八月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2021年7月
因此，在这样的竞争中，俄罗斯和奥地利的殖民发展远超奥斯曼帝国就不足为奇。此外，事实上，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无法保留由《贝尔格莱德条约》分配给自身的庞廷边疆地带管辖权，因而，势力的天平更不利于奥斯曼帝国。现实情形是，1768年，在近三十年史无前例的和平后，当奥斯曼帝国再次向俄罗斯宣战时，战争的结果证明奥斯曼的军事力量已经远远落后于俄罗斯军队(和其他西方军队)，这使得奥斯曼帝国的生存能力受到严重质疑。《库楚克凯纳吉和约》(1774年)将奥斯曼的边界收缩到布格河次年，奥地利取得外交成功，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吞并泽塔省份(也就是将该省从摩尔多瓦割出)，这是奥斯曼割让领土给俄罗斯后，对奥地利作出的相应补偿。且宣布克里米亚从两大帝国“独立”——这一合法地位仅持续到1783年，那时俄罗斯吞并了半岛并废除了克里米亚汗国。
1500-1800年“草原边疆”角逐者的相对位置
尽管如此，1768年到1774年间俄罗斯—奥斯曼战争的失败带来的震惊，正如这一世纪早期《帕萨罗维茨条约》带来的震惊一样，激发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军事改革的愿望，而这并非全无效果。1787—1788年，战争再次爆发，这次是同时与奥地利和俄罗斯作战，而奥斯曼帝国并未轻易溃败，使巴尔干半岛免于和同时代的波兰一样被瓜分，实际上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在帝国的要害地区拖住俄罗斯，时间长到足以让围绕着普鲁士和法兰西的外交复杂化，首先促使奥地利和谈(西斯托瓦，1791年)，再推动俄罗斯和谈(雅西，1792年)。按照这些和谈，奥斯曼帝国割让了波斯尼亚边境地区的一些领土给奥地利，同意将德涅斯特河做为帝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边境线。因此，俄罗斯边境直接与摩尔多瓦接壤，没有之前那些由非农业人口占领的草原缓冲地带隔开两大帝国。的确，摩尔多瓦的东部(比萨拉比亚)的人口仍不稠密，在这一主要由法纳尔人统治的附属国，定居点并未快速发展。尽管如此，在顿河以西的所有地区，有一点大体是正确的，即俄罗斯政治疆界的发展及由奥地利和俄罗斯官员们在18世纪下半叶推行的成功殖民，几乎消灭了2500多年来作为多瑙河和庞廷欧洲鲜明特征的草原游牧生活方式。随着社会格局发生划时代的改变，对多瑙河和庞廷欧洲的研究也差不多结束，尽管以牺牲游牧生活方式为代价而发展农业定居的社会政治过程仍在继续。向东到中国东北的草原地带一直有待被犁驯化——顺带提一下，这一过程直到1964年仍未完成。
在分别查看每一个边疆区域之前，似乎值得对整个地区进行三项初步的观察。
(1) 奥地利和俄罗斯成功进行了殖民，实现了农业发展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政府有时付出可观的代价，但在经过相对短时间的间隔后，从新定居的土地上所获得的额外收入，显然补偿了这些损失。以俄罗斯为例，可确定的是，最初定居及边境防卫的成本，可不仅是得到补偿而已。这一过程中财政自给的特征足以解释它的成功。辛苦劳作的、顺从的农夫，按中央政府的指挥分配资源的足够守纪律的收税员，以及有兴趣利用权力推进殖民的中央政府，都是保证这一系统运作缺一不可的条件。
奥斯曼帝国很不幸运，完全没有达到上述第三项要求。奥斯曼土耳其人唯一的财政观念是税收收益最大化，用以支持以城镇为基础的政治—军事统治集团。此外，在帝国的某些地区，缺少一种收税员——愿意将其从当地人身上压榨出的资源供应中央政府。随之而来的君士坦丁堡税收缩减往往从别处得到弥补——只要有可能，就从现实中仍顺从中央财政官员的省份搜括更多，也就是那些靠近首都的区域，这里靠近黑海和爱琴海岸，在君士坦丁堡高效的海上运输范围之内。有时，这么做的结果与在奥地利和俄罗斯发生的类似，即商品农业得到发展。但在其他的情况下，这么做的结果是人口减少及逃离。
在这方面，正如其他方面一样，奥斯曼帝国落后于时代。因为类似的困境(如何找到诚实的收税员？如何避免从经济上摧毁税源？)在17世纪也困扰着奥地利和莫斯科体制的官僚们，直到18世纪才得到勉强解决。
(2) 在奥地利和俄罗斯，军队在农业发展中扮演着中心角色。首先，军队在移民行动发生前将国家权力带入这些地区，因而为军官们提供了监督开启新耕作的机会，他们制定规则，拓荒者们或多或少都必须遵守。其次，大量的新移民是军事人员、退伍老兵或被分配了军事职责的殖民者，因此他们服从军队而非民政官员。在俄罗斯向边疆移民的早期阶段，军事行动和移民行动的区别很小，军队和民政官僚机构交织得如此紧密，以至于难于区分。奥地利在军政和民政之间设定了明确的界线，由此产生的冲突，可能在某些方面遏制了奥地利向巴尔干扩张的过程。
与相邻的两个敌对帝国相比，奥斯曼帝国再次发现自己处于截然不同且灾难性的不利位置。因为18世纪的奥斯曼军事建制包含两种完全不同的元素，两者都寄生于耕地的农民且对之毫无同情。东欧农民过着如同被诅咒的乡村贫困生活，奥斯曼城镇的工匠士兵、加里沙尼军团及军队关联建制的人员鄙视这种生活，珍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自视隔绝于乡村的愚蠢、辛劳和无助。奥斯曼军队的第二种元素——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山民、鞑靼骑兵——对农业人口的无动于衷不亚于奥斯曼军人，他们只将农民视作他们英勇行为的潜在受害人，通常不在意这些村民是否是奥斯曼帝国的纳税人。因此，奥斯曼军队的行动往往阻挠而非推动边疆农业移民。实际上，农民们更愿意搬离驻军活动的范围，所以奥斯曼帝国在多瑙河和庞廷欧洲的前线哨所往往在他们的背后制造出农业真空地带，这使得维持驻军变得更加艰难。
(3) 接受国家权力并将其作为目的，将人口增长、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作为显而易见的商品，这种理性的、世俗的态度激励俄罗斯和奥地利的官员们，他们负责监督将边疆地区纳入各自的农业社会。只要所倡导的创新在任何意义或任一方面看起来旨在推动“进步”，他们甚至准备将其所继承的社会与政治机构进行整个和仔细的修整。
这是令人沉醉的酿造过程；按照他们的规划和理想来重新调整大片的且潜在富足的地区的生活，这种机遇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因素，让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官僚们保持忠诚和高效，事实上他们也是如此。精力旺盛和雄心勃勃的人会醉心于看到空旷的草地上建起村庄和城镇；如果可以通过在获得有前景的产业方面明智地抢得先机而实现自身利益，那么这不一定会妨碍与此同时进行的、完全正当的追求共同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文明进步的进程。
亚当·斯密所提到的这种机缘巧合的利益趋同的愉快例证，在俄罗斯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在乌克兰的代理人轻易地说服自己：绝大部分源于法国的“开明”观念，的确说明了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观念、行动和事实，看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如果农民们仍坚持老式的过时观念，这只不过证明了官员们(或地主)的智识优越性——这是他们所享有的法律和社会特权的有力支撑。
在奥地利，事态还不太清楚和直白。自17世纪以来天主教和哈布斯堡的公共事业已经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永远无法完全分开，纵使在18世纪下半叶，一连串“开明的”新雇用人员开始进入奥地利的官僚队伍。这种植入哈布斯堡官僚体系意识形态的模棱两可，在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1780—1790年在位)于1780年继位以后，令人不快地变得清晰，它表明奥地利的体制是何等顽固地对抗那简练适宜的理性及管理上的便利。当俄罗斯人在克里米亚鞑靼人当中遇上相对明确设定的体制时，他们那生气勃勃的社会工程碰上了类似的抵制。但是，在克里米亚，俄罗斯也撞上好运，因为与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实力相比，鞑靼人的资源是如此受到限制，以至于俄罗斯官员有能力忽略或否决那些不肯和解的穆斯林反对派，正如他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忽略和否决那些反对他们的普通俄罗斯农民一样。不管是克里米亚鞑靼人，还是俄罗斯旧礼仪派，都没有替代方案去反对俄罗斯的开明专制。因此，他们那些不满的想法只能吸引那些被动的、被卷入的人，这一事实恰恰只能保证俄罗斯官员在处理这一不满但又无能为力的群体时的主动权。
在奥地利则相反，罗马天主教、马扎尔宪制主义和比利时特殊主义比利时国土面积虽小，但仍分为三个行政大区和四个语言区，各区都有独立的政策。(译注：此处仅提及最明显的分裂因素)为官僚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提供了最详尽有力的替代方案。唯有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克服这些障碍。而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缺乏足够长时间且足够充分的内在确定性，因此未能获得胜利。相反，在约瑟夫二世去世前不久，他屈服于自己激起的反对力量，撤回了大部分的改革，使得奥地利官僚机构在不相容的意识形态之间分裂，且无力在匈牙利自由行事。在他去世后，古老的宪法形式在匈牙利复燃。
奥斯曼帝国甚至处于更不利的位置，因为激励和加强俄罗斯管理机构的开明专制的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在这里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在奥斯曼帝国，官方对伊斯兰教和纯正信仰的认可使得世俗主义如基督教一样可疑。然而，俄罗斯和奥地利的成功，法兰西的理论家及(1789年后的)法国大革命，所有这些都给奥斯曼的官员们带来难以回避的挑战。如果安拉统治着这个世界，为什么他将胜利奖励给甚至不忠于自身信仰的信基督教的仆从？在穆斯林虔诚的框架内，对这一问题没有智识上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从伊斯兰教的早期开始，真主的恩惠和战场上的成功是紧密相关的。
因此，在一群人数不多但重要的受教育阶层中，隐秘的怀疑和内心的不确定性获得生长土壤，然而，身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就不得不成为穆斯林，这一事实剥夺了任何直接公开表达其怀疑的可能；且伊斯兰教那宏大且气宇不凡的神圣律法，与欧洲启蒙的世俗理性主义完全不相符。愤世嫉俗的自我进取是对秘密怀疑的一种反应；另一种反应是重新对伊斯兰教的异端和反律法论形式产生兴趣，这显然对一些新的欧洲思想更友好。但面对世俗理性主义带来的挑战，上述两种反应都无法振作官僚作风。相反，一个涉猎托钵僧传说的人，如同那些自我追求的愤世者的私欲的效果一样，至少会对行政效率产生颠覆性的作用。在奥斯曼帝国，不可能产生如同奥地利官僚体系内部那种可疑的妥协。唯有系统性地无视从法国涌入奥斯曼帝国的新观念，才能避免产生正面的冲突，许多奥斯曼官员无疑能够在幸福的和或多或少蓄意的无知中过自己的生活。然而，这样一种迫切地且不断地要求进行激烈的军事和行政改革才能生存下来的政权，与对颠覆性思想的根本性的防御，是几乎无法兼容的。
简而言之，18世纪中期之后，奥斯曼帝国开始急剧且难以逆转地衰落。帝国穆斯林发现，除了通过无休止的应急措施延缓灾难来临之外，难以再有作为。他们越来越依赖欧洲均势的效果来保护他们的帝国不被俄罗斯摧毁。
因此，意识形态的可塑性强化了军事和经济条件，使得俄罗斯在18世纪晚期在有争议的边疆地区占据上风，堪可比肩16世纪(本书研究多瑙河和庞廷欧洲的开始阶段)奥斯曼帝国在此地的优势地位。但是，不同于当时奥斯曼帝国摧毁其势力施展的地理位置极限之内的边疆地带农业定居点，俄罗斯的优势是基于在这一地区推动移民，而在本书故事开始的那一时期，这一地区是荒无人烟的(或空置的)。提升的农业技术——特别是科学设计的钢犁，即使在原始的草皮上也能犁出很深且整齐的沟——在这种形势逆转中发挥了作用；但是，商品农业的进步为维持官僚体系和军队提供了税收资金，对这一过程的贡献远胜前者。多瑙河和庞廷欧洲商业的发展依赖市场——主要在西欧，也依赖交通设施的改善(河上的小船、港口、大船、货车、道路)，依赖能保证系统性收集谷物及分配农民所需但无法自给的货物的这类社会机器的发明。这些反过来取决于乡村媾和及社会分化的双重过程。简短地总结，多瑙河和庞廷欧洲的草原地带被成功地纳入了不断扩张的欧洲主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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