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 意大利犹太人、作家、化学家、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
普里莫·莱维的书房书架最上面一层有10只巨大的深绿色盒子，里面有过去10年里莱维从全世界收到的来信，其中大部分信件都和《这是不是个人》有关。但在书架下方的一个角落里，就在他的书桌正后面，有一个盒子上面写着“1986年”，那个盒子正被很快地填满，这些信件都是和莱维新近由艾诺迪出版社出版的《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有关。40年以来，作家一直在回到奥斯维辛，他一直在他的记忆里通过那个旧日地狱的层层环圈。但这一次，他并不是作为一个见证者，而是一个审问者。而他的读者的反馈也非常急切。按照莱维的初衷，“被淹没与被拯救的”应该是他的第一本书的名字。这个标题确实在第一本书中出现过，作为其中一个章节的题目。他是在但丁的《地狱》篇的第四个火狱（bolgia）的开头发现这个词组的：“我现在该作诗描述新的刑罚，给写沉沦者的第一部曲的第二十歌提供题材了。”（Di nuova pena me convien far versi /e dar matera al ventesimo canto /della prima canzon，ch'è de'somersi）但是弗朗科·安东尼切利（Franco Antonicelli）——莱维在1947年的第一个出版商——被这本书的题词中的那一句“这是不是个人”深深打动，然后他建议更换书名；也因此那本书最开始的标题要在39年之后才会出现在书封上。而且，和《这是不是个人》的封面上那些穿着破烂的集中营制服的囚犯形象不同，这本书的封面上是梅姆林的《最后的审判》中那些绝望的、恳求的面孔。从编年史到历史，又超越了这两者。为什么在有了其他这么多经历（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方面的）后，普里莫·莱维要重新回到这个主题？是出于对真相的渴求，他迅速回答道。为了对抗华丽的修辞。莱维：把我们这些曾被驱逐的囚犯和那些先前的游击队员们做比较，那是对的，也是合适的。但在后者那种胜利的反抗和前者被动的、不体面的监禁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的区别。我想去重建这些差异，我也准备好去接受某些修辞，我们需要这些才能活下来。我们需要纪念碑，需要庆祝：“纪念碑”这个词从词源来看意味着警醒。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一个对立面。在那些华丽修辞之上，我们同样需要一些平凡的实况报道。我试图提供这些，我同时也知道会触犯到一些敏感的人。这些主题仍然还是禁忌。他创作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初衷，一个触及我们历史核心的原因。莱维：我感受到时过境迁，我自己的时光也在飞逝。当时间流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这些记忆被世界理解的程度在下降。莱维：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甚至激烈的情感参与，但是他们并没有太多历史性的理解。当我走进一间教室时，我能感到，当他们看到自己读过的一本书的作者出现时的那种震惊：我还活着，我说的是意大利语，而不是拉丁语或者希腊语。一些意大利语作家感觉自己和更年轻的一代读者已经开始脱节了。莱维：我想揭示，这些事件属于一个很近的过去，不只是在地理层面。奥斯维辛的种子绝对不能被允许再度发芽。然而，暴力近在咫尺，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而暴力自身就会滋生暴力。我们能在两场世界大战之间，以及在阿尔及利亚、俄国、越南之间，发现一种隐蔽的关联。我们的社会，通过那些信息媒介（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必要的）在传播暴力。它会使用那些放大暴力的机制。而实际上，在这本书中集中营的记忆仍然将自身的阴影投射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在书中时不时会发现一些让人不安的联系：书中最关键的《灰色地带》一章中，你详细分析了人类——甚至是受害者——试图获得对他的同伴，对任何处境比他更糟糕的人的控制权。《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是否想要处理那段经历的历史特殊性，或者说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仍是一个问题的那种恐惧？莱维：我的一个希望确实是在当下再次提起这个问题。对我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历史是否会重演？我并不是先知。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不认为在欧洲我们会重新走向这个方向。但是这种危险仍然存在，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对柬埔寨的一点点了解会让我们惊恐地想起在德国发生的那些事情。地球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曾为了一个狂热的理想而被牺牲。他们想让我们去承受任何东西，利用那些我之前提到的媒体让人民相信任何事情。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有两个动词经常出现：“去理解”和“去宽恕”，有时候这两个词带有负面的意思。这是否是这本书的两个关键表述？莱维：“去理解”，是的，我花了40年的时间，不停地尝试去理解德国人，去理解这一切何以发生，这是我生命的一个目标。但同时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另外一种层次的理解也令我着迷：作为一个化学家，我想去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莱维：“去宽恕”不是我用的词。它是被附加在我身上的。我收到的所有信件，尤其是那些年轻读者和天主教徒读者的来信，都会回到这个主题。他们会问我，我是否选择了宽恕。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公正的人。我可以宽恕一个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我只能就单独的案例来进行判断。如果艾希曼在我面前，我也许会判他死罪。我并不接受——正如一些人让我做的那样——宽恕一个整体。谁是德国人？我并不是一个信徒，所以，“去宽恕”这样的词组对我并没有实际的意义。我并不相信，任何人——即便他是一位神父——拥有捆绑或者释放别人的权利。任何一个犯下罪行的人都应该为此付出代价，除非他进行了悔罪，但这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口头上的悔罪并不足够，我愿意去释放那些用他的行为来表明他已经悔过自新的人。而且他不能拖上很久才完成这些行动。关于奥斯维辛的知识分子的那个章节，强调了和没有文化的人相比，那些有文化的人在奥斯维辛面临的一些劣势。在《交流》的那一章，你论证了最首要的需求是能够理解那些命令，好让自己活下来。如果语言能够拯救我们，那些知识又是如何导致他们毁灭的呢？莱维：我说的是那些日常、普通的交流，并不是智力交流。我们都是思考的生物，但是在奥斯维辛，我们甚至被剥夺了那种日常的语言，意大利人尤其如此。当然，在那里，“去理解”是一个优势，但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刻起，这也被一些严重的劣势抵消了。任何一个宣称自己是律师、教师或者哲学家的人会立马遭受殴打，而修鞋匠或者电工的情况要好很多。但是，知识分子们能去观察奥斯维辛，并且对其进行见证。莱维：在那之后。当然，在那之后，身为知识分子是有帮助的，去描述那段经历。在我接受了学校教育之后，奥斯维辛将我转化成一个知识分子。正是集中营的经历让我变成一个知识分子。我想起了莉迪亚·罗尔菲，她是蒙多夫伊（Mondoví）的一名教师；她在17岁那年因为庇护了一个抵抗分子被送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她身上和我一样的那种想要去理解、去适应的意志，让她活了下来。在她回来之后，她意识到集中营是她的大学。这40年的时光，是否改变了那个曾经被淹没、沉沦的人？面对这个问题，普里莫·莱维有些尴尬。莱维：这40年，有生活，有工作，而最主要的不停拷问我大脑的是“去理解”。他摘引了这本书第一页上柯勒律治的四行诗句：“从此后这无比的痛苦，时时出现，将我折磨……”他评论了第一句：莱维：在某些时候，也就是时不时地……并不是说我还生活在那个世界里，否则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写出《扳手》，我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家庭，永远也不会做那些能给我带来快乐的事。但这是真的，有时候，这些记忆会卷土重来。我是一个惯犯。奥斯维辛的记忆无法被抹除：无论是在一个人的生活里，还是在世界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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