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8.11-2021.12.26）
读史景迁先生的书，追寻史景迁先生的思索，持续探究中国问题，以纪念史景迁先生！
在官修史书中这些南巡主要被表现为河道视察，大部分篇幅是关于河道管理问题的争论和法令。省级官员定期觐见皇帝，后者与他们或本地的著名学者进行令人振奋的交谈。平民只出现在“欢声雷动”的场面或恳求皇帝留驾。但是十七世纪的外国观察者忽略了南巡行政管理的一面，将注意力集中于行善的方面；对他们而言，安排南巡是为了便于皇帝亲自与中国的贫苦百姓对话，倾听他们的冤情，立即对任何被控为强取豪夺的官吏施以审判。应当结合这两种观点来描述南巡。虽然皇帝的多数行为不可避免地与官僚机构成员有关，但南巡毕竟给了他亲自检查他们的机会；如后将述，可能他有时确实接见了平民。第一次南巡是康熙在1681年最终镇压三藩之乱后数年间进行的全面巡视的一部分。如后来一个通俗作家所写，在执政初期帝国处于危难之时，皇帝在深宫不出，而天下太平时他却出来视察。1683年，皇帝和皇太后佟佳氏巡视山西，这是他第一次西巡。1684年他接着北巡，9月9日回来。其后他宣布东巡，因此他可能设计了一系列的四种巡视，每种代表一个主要方位；但仅到山东为止的巡视看来名不副实，因此它被包括在称为南巡的更长的行程中，东巡的概念被放弃了。在1684年南巡开始前，就发布了各种诏书试图防止严重的滥用职权行为的增长。所有供给提前筹措，户部管理牲口饲料，工部贮藏木炭，光禄寺准备必要的饮食。禁止地方官向百姓征收这些花销。所有都经提前计算并以时价购买。定下扈从的组成：陪同皇帝的是亲王和皇族、侍从、护卫、军官、维护军械的人员、管理御马的人员和銮舆卫、八旗北京驻军；跟随他们的是衙门扈从官，从内阁学士、翰林院学士、各部尚书、各司郎中、监督、医生、起居注官员中挑选的约九十人，轮流陪伴这些人的是必要的秘书和办事员。总数约是一千人，很可能曹寅即是其中之一。皇帝所到之处有大量官员和百姓迎接毫不奇怪。1675年会典规定无论何时皇帝出游，方圆百里内的所有官员必须前来接驾；不这样做的，初犯者罚去一年俸禄，再犯者将被贬降两级调走。1684年鸿胪寺的官员强化了这些规定，他们骑马行进在队伍前列，指挥百里内所有官员召集当地乡绅和士民在皇帝到达和离去时跪拜致意。军官们及其军队也是如此。1684年11月5日皇帝和扈从离开北京从陆路行往南方，途经永清县、任丘县、献县，11月10日渡过阜城县大运河。接下来的一天他受到山东省德州官员的正式迎接。接着皇帝去了泰山，上山后在峰顶的寺庙中题字，但是拒绝了一个官员提出的：利用1684年是代表吉兆的甲子年（六十年循环的第一年）这一事实，宣布他的统治是一个新时代开始的阿谀建议。他又经过新泰县和沂州，11月24日重新到达宿迁县的大运河。第二天他在桃源县登船顺大运河而下，过扬子江，于12月2日到达苏州。12月7日至9日他在江宁，从那里他沿水路回到桃源县，从陆路回到德州，然后按原路线返回北京，1685年1月3日，在六十天的旅行后他回到皇宫。无庸置疑，这次巡视中康熙评估了中心省份对清政权的态度，因而他谨慎考虑了行进路线。比如他绕过扬州，那是1645年满洲军队大肆屠杀汉族居民的地方，没有到苏州以南战斗更残酷的杭州附近，那里不屈服的明朝遗民冒襄（当时仍健在）曾目睹他的所有仆人被杀，家产被劫掠的满洲军队夺走。江宁与前明政权有密切的联系，一度是明朝首都，后来成为明遗民反抗的中心，皇帝小心关注着当地民众的感受。12月7日他起先派一个内阁大臣祭拜明太祖陵，但后来决定亲自祭酒。江宁知府于成龙由于政绩出色被挑选出来受到特别褒奖；这种褒奖增进了城市的声誉，但于成龙是旗人，这也有助于满洲制度的声誉。皇帝特别提到他的汉语学习，并告诉学者高土奇，虽然他八岁登基，但他一直坚持阅读经典，当时每晚阅读《史记》到午夜后。在江宁城外的句容县，他停下队列询问当地县官庄稼的收成，并敦促他爱民如子。这些询问创造出一个杰出的君主形象；这件事在传说中变成皇帝急入县衙，立刻缓辔勒马，平和地询问民间疾苦。他甚至赞扬当地船只的完美。但除了所有这些为赢得声誉所作的努力外，皇帝仍然谨慎而实际，与鞑靼将军留在江宁封闭的满洲城内。只是在后来的巡视中他才冒险进城，驻进织造衙门。第一次南巡某种意义上是侦察探险，虽然皇帝注意到河道事务；直到1689年第二次南巡他才认真解决这一问题。第二次南巡前一份诏书宣布，由于有皇帝应亲自视察河务的请求，他才这么做的。他反复强调不应由于南巡向百姓额外征税，所有供给必须提前以流通市价购买，地方官员不得给扈从成员送礼。每次巡视前这些相同命令的反复下达正强烈暗示百姓受到官员不断的折磨，与其被发现有小小的财政犯规，他们更怕不能在上级面前制造良好的印象。1689年1月28日，在长子胤禔和于成龙（1684年他得到赏识，此时是直隶巡抚）陪同下，皇帝离开北京，从陆路往南到宿迁县。这里是黄河和大运河会合的枢要地区。在此他开始热心地视察河务；实录中描述他“下马，坐堤上，出河图，指示诸臣”，显然受到皇帝异乎寻常行为的震动，该书采用了异乎寻常的语言。其后是很长的有关河务的讨论，然后皇帝乘船视察了清河县。继续顺大运河而下，过了扬子江，两天后到达苏州，2月28日抵达大运河终点的杭州。皇帝原打算到更南边的地区视察河务，但当到达杭州东南几英里的萧山县时，他接到报告说水位太浅，船只无法通过，而陆路也非常难走。无论这是实情还是官员唯恐他看到太多而伪造的信息，皇帝接受了这个事实，在杭州停留两天以后，又一次往北行。3月16到21日在江宁，3月23日和24日在扬州，然后他迅速地沿大运河北上，仅仅停留了两天视察更多河务，4月7日他到达天津。因为这天是他的生日，名义上的皇太子（胤礽）和其他皇子、所有高官都从首都来迎接并护送他回宫。第二次南巡花了七十天。这次南巡显然不如第一次正式。这一次南巡时大量的扈从被猛烈减至约三百人，陈列的仪仗也少得多。但对于非官方迎接的限制却少多了。街上悬挂着欢迎的彩旗，晚上闪烁着五彩灯笼。人群第一次围聚在临时行宫外请求皇帝留驾；以后这成为惯例，但是1689年很可能反映了百姓发现皇帝出现在自己的城市中时真正的欢乐，虽然这样的游览会带给他们很多辛劳。1684年皇帝表现得像一个严肃的学者，但现在当他注目一株早春开花的优美梅树并以手轻抚时，却鼓励人们去塑造一个敏感的唯美者形象。税收被赦免，较微的罪行也被宽恕。甚至商人也得到鼓励，因为皇帝在途经一些漕关时得知商人经常在已付清所有款项后仍被拘留；他命令只要他们付清钱款就应放行。1699年的第三次南巡则很支蔓，皇帝不仅带了皇太后佟佳氏，还有多达七个儿子；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八、第十三、第十四。他们3月4日离开北京，但前进得太慢，因此皇帝离开队伍到前方视察河务，3月31日与家人会合，并陪伴皇太后佟佳氏渡过黄河。然后他又离开随行人员，在继续悠闲的行程以前，他乘一只小船详细检查了一些堤防（这次旅行后他下达了关于河道应保持水位的最详细指示）。他们在苏州呆了六天，杭州一个星期，江宁一个星期，然后和他们来时一样缓慢地回去，6月14日抵达北京，这次南巡花了一百零二天。这次南巡皇帝对他的满族身份安心得多，不再提及经典和摆出审美姿态。皇帝在巡视中的主导形象是骑手。前几次巡视皇帝试验了他的箭术，几次亲自射箭，但1699年他第一次主要对军人展示了自己的技术，这显然也打动了文职官员。皇帝4月26日到杭州，皇子和侍卫中最优秀的射手跟随他进行了一些射击，他让他们练习骑射。在第一箭射中靶子以后，他继续做更有难度的表演：他松开缰绳骑马对准靶子，但正当他准备射箭时马受惊急速冲向左方；皇帝迅速改变紧握着的弓的方向，在马疾驰而过时箭击中了靶子。《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对这段插曲的处理完全不同于一般简单提及“皇帝也射箭并且箭箭中靶”之类，这表明他的技艺被认为是非同寻常的。这个场合皇帝显然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通过把眼前的事故转变为胜利，他还赢得了额外的名声。1699年南巡也证明皇帝确曾偶尔离开随从，几乎是单独一人与百姓交谈。4月30日和5月1日皇帝在苏州，5月5日在望亭。但是《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没有一处提及5月2日、3日、4日三天，甚至具体的日期也没提到。弥补这一疏漏的唯一说明在一份杂记中，其中记录着5月2日皇帝离开苏州，在遇见几个渔夫并且自己钓了几条鱼后，他独自与巡抚宋荦坐上两只独木舟。然后两人来到岸上与几群不同的村民谈论庄稼和当地民情，皇帝评论说凡事必亲见。这段经历可能纯粹是围绕仁慈皇帝的原型杜撰出来的，作者利用正史的空白来表现他所叙述的皇帝离开众人进行了微服私访。但空白可以解释为没有记录者在场，宫廷史官乐意忽略没有官僚机构参与的皇家对百姓亲善的例子，而通俗杂记的作者则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1702年皇帝开始第四次南巡，11月14日他带着皇太子胤礽、胤禛（未来的雍正帝）、和胤祥（十三子）离开北京。但当他们到达大运河边的德州时，皇太子病得非常厉害。皇帝留在城中等他恢复，用书法和骑射打发时间，并处理出现的行政问题。皇太子病了两个多星期，等他复原时，皇帝决定放弃南巡返回北京。显然皇帝喜爱慈父的角色；如在给正耐心等待他驾临的李煦的谕旨中所写“不意皇太子偶感风寒，病势甚危，幸而朕留心多方调理，以致痊愈”。中断的第四次南巡在第二年完成，3月3日皇帝和同样的三个皇子离开北京。这次快速的巡视只花了五十八天，他们从陆路到桃源县，从水路到扬州，苏州，杭州，江宁，往北到天津。除了一个次要的细节——皇帝派侍卫去一个贫穷的村子灭火，这次旅行没留下任何记录；其间下达了几条关于河务的短诏；一些女子送给高丽国王当妃子。可能由于未来的雍正帝在场，这次南巡在实录中只受到草率的对待。出于未知的原因，他可能涂去了所有涉及在过去巡视中他与官员和其他人接触的内容，只留下这些概要内容。1705年和1707年的最后两次南巡都很悠闲，分别花了一百零八天和一百一十七天。两次皇帝都是从水路沿大运河和南方的河流前进，因为他决心采用这种最经济的行进方式。前四次南巡已经定下路线和游览地点的先例，皇帝看上去也无意做更多革新。他接见地方官员，视察堤防，评论地方局势，与隐退的学者交谈，赦免税收，宽恕罪行，练习骑射，举行额外测试，犒劳扈从和地方驻军，通常会应百姓的请求多留一天，而他们几乎总是这样要求。但鉴于皇帝已如此迅速地在读者心里印下仁慈的形象，我们有必要转到一个插曲上来显示皇帝的另一面。1707年3月23日，皇帝视察河道，总督张鹏翮为了降低连接黄河和运河的河流水位，建议开凿运河的地点。皇帝很不满意，视察后他命令所有扈从成员，随行文武官员，当地各级官员，张鹏翮以及他的治河官员跪在临时行宫前面。随后他质问张鹏翮依据什么提议开河。张鹏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皇上爱民如子，不惜百万币金拯救群生，黎民皆颂圣恩。”听到这话，皇帝严厉批评张鹏翮，提醒他写空幻的文章和管理实际问题大不一样，结束时他说：“河工系尔专责，此事不留心，何事方留心乎？”张鹏翮无言以对，拜伏在地。两天后皇帝重理政务。他命令所有官员列队跪在河岸上，听他从船中训话。他又一次训斥张鹏翮的无能，并让他尽可能地为自己辩护：“今大小臣工，齐集于此，有何说，可于众人前直陈。”张鹏翮摘去官帽请求处罚。皇帝仍不宽恕他，而是大大嘲弄张鹏翮迂腐的言谈，然后作出他自己的决定。结束时他命张鹏翮：“著张鹏翮率领在河能员，确看，定议具奏。”从《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我们得知曹寅当时在场；这个事件必定有效地提醒人们，皇帝总是期待精确的信息。这些南巡显然是康熙个人统治体系的一部分；与他利用包衣和奏折一样，它们保证他既控制又能绕过正规的官僚机构。但巡视既费时又累人。1707年最后一次巡视后，他的回程走得非常慢，频繁地停下来休息。当时他五十三岁，明显不能忍受南方的炎热；因此很可能曹寅从1708年起递送重要密折（以下将研究）是由于皇帝意识到他不再能亲自南巡了。所以从可信任的渠道获取信息就变得更必要了。本文编选自《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远东版），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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