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儒士的改革

作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8.11-2021.12.26）

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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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景迁先生的书，追寻史景迁先生的思索，持续探究中国问题，以纪念史景迁先生！

當馬克思在一八五○年代末寫道，清朝不久即將傾覆，歷史演進的邏輯似乎站在他這邊。但令人詫異的是，清王朝不僅未立即土崩瓦解，甚至還苟延殘喘了整個十九世紀，而延續到一九一二年。

清代政治家慣以「中興」一詞來形容此一延續，歷代亦經常為轉危為安、維護帝國道德與社會秩序的時期冠上「中興」一詞。此故，「中興」這一概念既指涉對過去的緬懷，同時也吐露出悲喜交集的情愫：因為歷代的中興即使再富意義，畢竟均已一一消逝，國祚也無法綿延。清王朝的中興之治不似過去，它欠缺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心。同治年間即為清代的中興之治，但同治於一八六一年登基時年僅五歲，他還來不及施展權力，即於一八七五年崩殂。同治政權雖由儼然攝政王地位的母后慈禧、皇叔恭親王（一八六○年朝廷倉促逃離京城時，獨留恭親王與洋人斡旋），以及一、二位有影響力的大學士統攝，然滿清的國祚畢竟還須仰仗鎮壓太平天國之亂、捻亂、回亂有功的各省督撫鼎力襄贊。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是其中最為顯赫的，還有若干督撫的才幹也相當卓越。這些地方大員時而彼此齊心協力，時而各自為政，提振經濟，構築新的體制，讓大清國有了目標。在國政形同崩解的背景下，這確實是一項傲人成就。

誠如所見，滿清官員動員一切軍事資源，包括八旗與綠營軍、地方士紳組織的團練鄉勇，以及諸如湘軍、淮軍這類半私人性質的區域武裝力量，以摧毀反叛政權；他們實行屯田政策，建築壕溝、堡壘等防禦工事，有條件用洋人軍官、傭兵，這些措施只不過是中央一貫政策的序曲：同治中興時期的政治人物亟欲重建儒家政治的基本價值。

這種中興態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湘籍儒將曾國藩。一八一一年，曾國藩出生於小康的士紳家庭，潛心修習儒家典籍，而於一八三八年中進士第，入翰林院，很快就精通典章禮儀。曾國藩的薪餉微薄，生活拮据，往往必須向京城內的同鄉富室舉債，才足以支付家用與諸弟的教育經費，一直到他奉派前往四川任鄉試正考官之後，經濟情況才告好轉：一些望子成龍的家庭經常孝敬曾國藩，他才有能力還清債務。

曾國藩克承的是嚴謹而中庸的儒學思想，試圖調和達致儒家真理的三條路徑。其一，堅持道德至上以及經由教育成就個人的倫理價值觀；其二，採行主導清代考證學派的考據方法；其三，服膺像賀長齡這類思想家的經世致世之學，尋求穩固的基礎，得以重建健全、誠實的行政結構。

歷經鴉片戰敗那幾年的研究和反思，曾國藩終於統攝了這幾方面。曾國藩在這些年陷入長考，在他那鉅細靡遺的日記裡，記載了他的閱讀心得與對自己行為舉止的反省。從這段文字可看出，曾國藩的儒學自省功夫是何等坦蕩：

起晏。心浮不能讀書，翻《陳臥子年譜》，涉獵悠忽。飯後，讀《易》「蹇卦」。因心浮，故靜坐，即已昏睡，何不自振刷也！未初，客來，示以時藝，贊嘆語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餂，其我之謂乎？以為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贊，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為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于此。切戒，切戒！接次客來，申正方散。寫聯二付。燈后，仍讀《易》，心較靜。作〈憶弟〉詩一首。

太平天國蹂躪了道德思想與學術知識模式，而這正是曾國藩安身立命的所在，於是他被迫重新思考他的價值觀。曾國藩堅信，清代中葉危機的背後隱伏著精神文明的墮落，而他秉持的中興之道就是籌辦學校，重新開設儒學課程。他敦勉優秀學生應依循傳統正途參加科舉取仕，而非向朝廷捐納買官，當時朝廷確實是通過賣官鸞爵的手段來籌集軍餉。他彙編刊印在剿匪征戰中壯烈成仁的義士名錄，使其典範得以流芳百世。曾國藩一如當時其他督撫，也意圖重整農耕秩序。他一面計畫將被驅逐的地主發還原籍，重新課徵土地稅，一面也避免佃農遭到剝削。此外，曾國藩重新安頓成千上萬受到兵焚之災波及而流離失所的老百姓。原本人文薈萃、富庶繁榮，一向吸引西部、北方各省移民前往的華東、華中地區在連年征戰中飽受摧殘。

儘管這類政策受到朝廷的大致支持，但由於財源匱乏以及其他問題的牽制而無暇兼顧，曾國藩及其地方同僚反而得以放手一搏。地方的革新計畫仍有其一貫性，因為這些地方要員有許多是曾國藩所提拔。曾國藩最初即聘僱若干幕僚襄助治軍，籌措財源，重建司法體系，賑濟飢民。曾國藩自有一套嚴謹周全的甄選良才的面試、考課方法：他在聘僱之前會一一考評他們的誠實、效率與學識等；鴉片煙癮者或巧言令色、工於心機、言辭舉止粗鄙者，概不錄用。到一八七○年代，曾國藩已有多位幕僚受朝廷不次拔擢。由於曾國藩忠君不貳，所以他並無意利用這些人脈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或以自己的名義掌握權柄。

儘管曾國藩擁護傳統學術與道德價值，但他絕非一位故步自封的守舊之士。例如，他不僅主張善用以洋人為軍官的常勝軍，也一眼看出有選擇地應用西方技術的價值。首先令曾國藩有此深刻體認的是學者馮桂芬。馮桂芬與曾國藩同為翰林進士（一八四○年科），二人之間的情誼匪淺。馮桂芬的軍事歷練始於一八五○年代中期，率領一支自願軍捍衛家鄉蘇州以抵抗太平軍的侵擾；一八六○年馮移居上海，此問洋人船堅砲利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馮桂芬在寫於一八六○年的系列文章（並在次年將這些文章給曾國藩看過）中，指出：中國必須在教育之中容納外語、數學、科學等科目，學習「自強」之道；而擅長這類科目的學子應該授予舉人品第。中國面積百倍於法國，兩百倍於英國，馮桂芬寫道：「彼何以小而強，我何以大而弱？」癥結就在於中國有「四不如夷」：「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私，不如夷。」為求中國自強之道，馮桂芬主張「然則有待於者獨船堅砲利一事耳。」為實現此一目標，應選擇港埠設置造船廠、兵工廠，聘僱外國顧問訓練中國工匠製造器物。既然馮桂芬深感「中華之聰明智巧必在諸夷之上」，那麽結論已明如白晝：「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

一年後的一八六二年六月，曾國藩在日記裡記錄了他對幕僚所說的話：「今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做炸砲，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功夫。」是年稍後，曾國藩責成安慶軍營的下屬，建造一艘小型汽船。雖然它的性能令人失望，但曾國藩並不氣餒。曾國藩擁有同輩所沒有的恢弘見地，他派遣三十五歲的容閎（Yung Wing）遠赴美國，為清廷購置建造兵工廠所需的機械設備。選擇容閎是明智之舉。容閎出身澳門附近的貧家，先後在澳門、香港的教會學校受教育。後於一八四七年首度赴美。容閎先在麻薩諸塞州的預備學校求學三年，一八五四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是第一位自美國大學畢業的中國人。

曾國藩以他慣用的識才。在接見容閎時，先是凝視半晌，不發一語，臉上才泛出一抹笑意。曾國藩一旦信任了容閎，便用而不疑，他從廣州、上海的藩庫調集六萬八千兩現銀給容閎，供他購買日後建造機械工廠所需的設備。容閎先赴歐洲進行初步評估與考察，途中看到蘇伊士運河正在興建，他亦瞭解蘇伊士運河竣工後可以縮短歐洲至中國的航程；一八六四年春天，容閎抵達美國。

隨著美國南北戰爭越演越烈，很難找到願意接受中國訂單的美國公司，最後，麻薩諸塞州佛契堡（Fitchburg）的「樸得南機械公司」（Putnam Machine Company）同意接下這筆生意。容閎讓一名他在中國認識的美國工程師監督技術細節，自己去參加大學同學聚會，並以美國公民的身分，自願加入北方聯邦陣營，他的贊助於是逐漸被縮減。於是容閎安排機械設備在紐約裝船直接運抵上海，他本人則是經由舊金山、夏威夷、橫濱返回中國。容閎因公務而環繞世界一周，也為清朝官員開創新局。

當時這批設備與曾國藩先前委派幕僚所購置的設備安裝一起，放置在上海附近新建的江南製造局內，曾國藩前往核視。根據容閎的描述，曾國藩「似覺得非常興趣，予知其於機器為創見，因導其歷觀由美購回各物，並試驗自行運動之機，明示以應用之方法。」這批設備先是用來製造槍械大砲；但到了一八六八年，在西方技工的幫助和關稅稅銀的挹注下，由中國人自製的船殼和蒸汽鍋爐與一具翻新的外國製蒸汽引擎裝配起來，第一艘中國人打造的輪船「恬吉號」順利下水。第二座兵工廠與船塢是由左宗棠負責在福建船政局建造，之後左宗棠就奉派前往西北掃蕩回亂。上海與福州兩地的兵工廠分別設置了由外國顧問管理的學校，研習機械與航海學，並籌畫相關科技著作的翻譯。

一位英國人造訪兵工廠後，雖有嘲諷之意。但面對這些成就，以及未來在承平與戰時所可能發揮的用途，亦難掩驚訝之情：「若干運輸船已配置槍砲，多艘砲艦已成功下水，而留置在船塢內的砲艦業已接近完工。前者被用來運送官糧，雖然這些運輸船屬於本地人所有，由本地人指揮，但這些運輸船從未發生意外，倒是值得注意。」假若自強運動所提出的這些計畫能與儒家思想的內在價值熔於一爐，那麽重建清朝的國家與經濟似乎是指日可待的。

—End—

本文编选自《追尋現代中國》（時報文化），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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