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作战图
1899-1900年间的义和团运动可谓规模空前、影响深远，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一大焦点。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搜集和整理浩瀚的史料，通过梳理浩繁的资料，他整理并提炼出自己对于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的历史解释，并出版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该书内容与国内学者研究视角不同，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周锡瑞的著作在第一部分论述了义和团运动的“基因”——即地理、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等，这就为读者宏观理解1899-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构建了细致的历史场景。接着，作者就学界各种义和团源流说法进行了评述，重点区别了义和团与白莲教、大刀会、冠县“义和拳”、梅花拳等等民间宗教或秘密会社的异同，并着重指出将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源流与上述这些组织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明显具有牵强附会之嫌。在做了如上辨析之后，周锡瑞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鲁西北的“神拳”才应当是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正根”。为证是说，作者引用了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量奏章以及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于上世纪60年代在山东农村所搜集的口述历史资料，还包括一些外国传教士的回忆录、山东教案等。接着他又详细阐明了影响广泛至京津的义和团运动缘何起之迅猛，以及较之以往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各类农民运动的不同之处——即没有严格组织、没有统一领袖还可以发展蔓延如此之快，其发展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了历次的白莲教、拳会的起义。更令人称奇的是，这场规模远达数百万之众的义和团运动却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旋即被剿灭。史学界传统的观点将其根源归咎于清军与外国联军的联合绞杀，然而作者却将这场运动期间双方的伤亡数字与百十万的义和团人数来进行横向对比，提出了外部绞杀并不能为义和团的转瞬即逝提供充足的理由。依作者看来，义和团运动本身所鼓吹的“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降神附体”及“刀枪不入”的宗教仪式以及封建迷信自身的致命基因缺陷才使得这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运动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中国学者历来重视和强调对历史事件和其历史意义进行综合评价。因此，在肯定和否定义和团运动方面国内史学家便有了长久不衰的热烈争论。中国主流的历史观点一直如是评价义和团运动：它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是一场由落后的、封建的农民发起的民族爱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一历史评价也决定中国主流历史学家均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起源是出自其“组织源流”，即义和团开始成立自己的秘密团队和乡间组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范文澜、陈湛若等均坚持这一观点，并且都认为民间教门、拳棒结社以及后来的祖师会、大刀会、义和拳都是义和团运动的渊源。然而，义和团运动的渊源和其渊源地密不可分。从整个华北地区实际情况来看，山东的文化、地理和社会结构就有其独特之处。该地区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大、大运河、黄河造成的土地问题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文化和结构、自然条件等均决定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具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根源。以义和团爆发的核心地带鲁西北来看，黄河的历次改道均造成当地农民损失惨重；而清末无论太平天国运动抑或捻军起义均在鲁西北与清军进行过生死搏斗，很显然该地区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同时又饱受战争创伤；再者，该地区拥有大片不宜耕种的盐碱地，旱灾、水灾又致使当地农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等地主阶层势力也甚是衰弱，从而造成长时期的人口迁移和流动，这严重削弱了山东村庄的内在凝聚力。面对日常生活、社会生产乃至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发生的变化，读书人显然不能专心伏案攻读，启迪教化，因而传统社会中维系村庄和谐稳定的士绅阶层力量开始逐渐衰弱。在此社会经济现状的影响下，其它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千百年来一直依靠儒家学说维系社会统治和社会等级制度的晚清政府也面临着广大鲁东地区封建卫道士和等级制度宣扬者的严重缺位的威胁；随着清末社会儒家道德教化的力量逐渐衰弱，使得各种与儒家纲常礼教相差迥异的“异端”和“邪教思想”在这一地区广为流传。而儒家学说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主张把个人礼仪上升为社会制度，依靠个人对礼仪和礼节的敬畏与尊重形成一种朴素而自然的道德观念，进而发挥维系和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谐的巨大功能。作者在书中亦指出：儒家学说的思想亦即“强调以儒家所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与纲常礼教，作为调整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主动、自觉的予以遵守，以便使民众‘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从而达到减少犯罪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至此，儒家纲常礼仪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人口众多的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这也成为后来义和团入教仪中“刀枪不入”受到广泛信任的一大社会原因。周锡瑞还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地方宗教信仰和外国宗教势力与这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关系。山东民间秘密宗教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周朝时，鲁北的齐国即以出巫师著称（齐巫）。到晚清年间，官方的儒教意识形态与民间秘密宗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官方一直试图镇压并铲除“异端”思想，强力推行儒教的教化。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满清政府将其主要注意力转向军事抵抗洋人入侵，对意识形态的抵制较之前有所放松。加之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逐渐变得合法化，“异端”得以盛行也与这场运动爆发密切相关。此外，山东当地的各种民间组织长期存在。关于习武的风气，早在宋朝时（960-1279），山东人就以勇敢好武而名扬华夏。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即位于鲁西南。然而这种以“好义”著称的“见义勇为”也极易使他们变成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种“社会盗匪”。在鲁西南地区由于各自然村落地主势力比较强大，各村将练拳青年编入自卫团体，有效地抵御了流匪的侵袭。在某些社会组织破碎的地区，练拳者则多加入盗匪队伍以图糊口。习武之风盛行造就了当地了剽悍的民风，这样的风气也是引发教民冲突的一大原因。还有，山东当地洋教势力逐渐扩张。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登录中国的“洋教”在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处于风口浪尖的位置，这是因为义和团公开打出的旗号“扶清灭洋”中的“灭洋”在初期即是剑指“洋教”。在山东活动的“洋教”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19世纪末期发生在山东境内的“巨野教案”给了德国人一个霸占山东的借口，于是，在传教士的热情推动和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德国的天主教圣言会的势力在山东迅速扩展。然而，传教事业一波三折，困难重重。这是因为若想让没有接受教育尤其是没有接受过任何西方文化熏陶过的中国旧式农民接受天主教和基督教，其困难可想而知。后来，天主教传教士为扩张其势力开始在山东当地充当讼师，主动帮助当地教徒和信众进行诉讼。由此开始，当地入教的人数开始猛增。此外，传教士利用与本国大使馆的联系，并通过总理衙门向地方政府施压，干扰正常的司法程序，帮助教徒打赢官司。这样一来，当地民众为了寻求教会司法的庇护，甚至出现了整个村庄都要求加入洋教。这样以来，中国教徒逐渐依附于教会组织，从而形成了“国中之国”，这些享受“治外法权”的教徒们实际上脱离了正常的满清政府的行政和司法管辖。“他们（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否认中国官员对当地基督徒的管辖权，实际上就使这批人摆脱了地方官员对他们的管理，使他们不受法律的惩罚，因而导致认为有利可图的不法之徒乘机加入天主教会。”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不法之徒为了逃脱清朝律令所给予其应有的制裁而借机加入洋教，这才使得愈来愈多的民众对外国教会心生怨恨，教民与村民的矛盾由此而生。日后这一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乃至激化，也可在义和团爆发伊始所提倡的“扶清灭洋”的口号上可见一斑。周锡瑞在对比分析了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与此前的白莲教起义、大刀会、义和拳等宗教组织的区别时发现，实际上操控义和团起义的并非是一套严格的制度体系，也没有以前农民起义所具有的明确的权威领导。山东民间的“师傅”往往聚集在村中的晒谷场、市集等的拳场上，他们通过一系列念咒、吞符等仪式使得被施“法术”者被神“附身”，然后被施“法术”者向众人展示其“刀枪不入”的盖世神功，而实际上这只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硬气功所展示的内容。在这种封建宗教的感召和鼓动下，众多青年农民开始拜师学习这种“神拳”以图“刀枪不入”。直至后来义和团与清军以及后来的外国联军发生武装冲突时，这种所谓的“刀枪不入”的神话旋即破灭，义和团成员的伤亡惨重。此时，一些会医术的拳师却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只不过是疲劳而已”；当伤势严重不治身亡时则一律归罪于违犯了义和团的纪律，通常被指控为“偷东西”。此外，他们还将影响法术“失灵”的原因归咎于附近有妇女，因为北方封建传统历来认为妇女生来就“不洁”，因而败坏了其法术。由于“刀枪不入”主要靠附“神”而不是附“身”，因而朝廷在初期试图镇压义和团的过激行动时认为，采取过去平息大刀会、白莲教的方法杀掉几个首领就能够有效疏散这些“暴民”。然而，这种已经神话了的地方宗教势力至此已羽翼丰满，民间宗教的鼓动性和号召力决定了这场运动自爆发伊始即规模空前。以至于后来义和团首领赵三多多次当面劝拳民解散回家，却屡屡不见拳民运动有所消散的迹象。并且，这场运动往往是此起彼伏式的在各处蔓延，不断消长，并逐渐由鲁西北向直隶、京津等地蔓延。而且，直隶的义和团往往是当地农民的自生产物，并无多少外地义和团前来发起组织，而是当地民众依照山东的“刀枪不入”仪式产生出新的拳民，这也是此前未曾有过的全新现象。在义和团发展至京津地区时则不同，大量拳民从农村涌入城里，但纪律始终良好。在书中作者不吝笔墨，重点论述了清末教民冲突的起源以及传教士如何乐于通过包揽词讼来吸引村民入教，这一点与西方传统史学家大肆颂扬“传教士传播西方文明”这一丰功伟绩的观点迥然不同。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最初和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扶清灭洋”，他们打击的目标并非西方列强对华的经济掠夺，而是重点针对“洋教”——传教士及中国洋教徒。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传教士在此名似“律师”，却并不遵照清廷律法进行诉讼。相反，他们通过本国的外交机构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中央国家机关动用行政手段干预地方的正常司法程序。这种不问是非曲直、不遵照清廷律例而完全以入教与否为断案标准的审判局面事实上使满清政府正常的司法制度丧失了其本应发挥的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激化了洋教与民众的矛盾冲突。由此，洋教教徒队伍构成日渐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其中更是不乏各种游手好闲、寻衅滋事者。加之，教会为了盲目扩大其影响力而不加区别的袒护教徒，这就严重干扰世俗生活，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法制秩序和伦理观念。于是，民众的激愤情绪不可避免的转向洋教和洋教徒，从而导致教徒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的日渐升级。清末，以天主教为首的其它西方宗教在中华大地的传播无疑践踏了满清政府正常的司法制度。作为西方史学家，周锡瑞能够勇敢承认并坦然揭露这一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侵略本质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应指出的是他在书中接近于完全否定当时的西方宗教，这一点也是有失偏颇。历史事实表明，当时鲁西北地区也有不少农民加入洋教多是因为西方教堂和传教士可以庇佑他们及家人的人身安危，从而躲避满清政府的司法腐败处的迫害。此外，当时西方宗教所宣扬的“上帝拯救灵魂，保佑步入天堂”的宗教教义正好迎合了多数遭受苦难折磨的民众实现心理和心灵上的救赎。此外，传教士对遭受自然灾害的难民实施一定的经济救助也使得部分农民自愿加入洋教，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保护当地灾民也发挥着积极的意义。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能够从清末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历史中清楚看到中国民族主义精神的觉醒，并且指出了义和团运动对满清封建政府在延缓灭亡、激烈变革方面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自此之后，满清政府和地方乡绅逐渐意识到农民力量的壮大并开始担忧群体性革命。此外，作者也能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考察中看出这场农民运动与之后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在本书的最后作者写道：“城市改良派精英，甚至许多革命者也和袁世凯一样对中国广大农民持怀疑态度。义和团运动显示，一旦广大群众的能量得到最大的释放，中国的革命浪潮必然气势恢宏。鉴于义和团运动的所体现出的农民运动的威力，清政府一直努力镇压甚至不惜联合西方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而自此之后的历次反封建革命和农民运动都充分表明，革命者看到了广大农村和农民那里蕴藏着一场席卷中国的大风暴，只有农民才真正敢于点燃火种，燃起另一场燎原烈火。“异端”一词曾风行于西欧的中世纪教会统治时期。教会组织的宗教裁判所可以判决某人或某一对上帝的解释或理解而称为“异端”，轻者被判破门，重者则绞死或烧死。这种针对“异端”的裁判尺度难以把握，因此经常成为教权与俗权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可以干净利落的消灭异见。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自秦朝以后销声匿迹，各种“想法”被统一在儒家思想之下，其它均遭“罢黜”。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教会的“整齐划一”在启蒙运动中土崩瓦解，个人价值重新受到重视，其中对异见者的尊重和保护开始受到重视，并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开始凸显。而中国直至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天朝大门时依旧保持着儒家一统天下的格局，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对的是，民间的秘密宗教和会社团体等长盛不衰。而满清政府一直对这类“异端”采取毫不犹豫的剿灭政策。在义和团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的镇压在没有起到意料中的效果之后，这种民间“异端”思想此起彼落，不断推陈出新。而且强势镇压还使得某些原本公开的民间宗教活动转入地下，反而更加难以控制。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怪异现象，即清政府一直试图“统一”思想，而思想却从未被真正“统一”。事实表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西方人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主动承认了人的差异性，并为这种差异的存在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平等的舞台，而不是一味的消灭和掩盖。这样的开放式社会反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因“异端”而引发社会动荡，形成了真正的“和而不同”。本书作者周锡瑞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这部凸显实证主义风格的著作中，作者彰显了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和严谨的求实态度。通常我们所见到的西方史学家的著作多会采用“由上向下看”的角度来俯视这些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们，并赋予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浓重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而本书作者通过整理大量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当时的奏章、上谕、小官员以及传教士的回忆录等重建历史场景，揭示了不同于中国和外国史学家所一贯坚持的“组织源流”说，而是独辟蹊径的提出了义和团运动的根源，是这场运动的爆发地鲁西南民间的文化风俗和地方政治经济状况。作者采用了西方学者研究社会运动惯用的方法，将中国学者的组织学说细化和深化，将“组织”细化到当地的风俗和文化，而又将其渊源深化为当地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其中，作者更是详细指出义和团运动缘何首先出现在鲁西地区爆发。其次，作者在考察义和团运动的渊源时指出了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密切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基督教是造成义和团运动爆发最直接的原因和导火索。但是，在对西方宗教的历史考察中，作者仅仅强调了西方宗教对满清政府司法秩序的干扰和践踏。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西方传教士开始大量囤积土地，雇佣农民耕种并且强迫收缴高额税收，逐渐获得了巨额财富；此外，传教士包庇少数暴民，把治外法权延伸到教民享有，从政治上践踏了满清政府的执政权威；还有，传教士利用自身在中国从事翻译、行医和执教的便利条件，为本国侵略者提供重要的军事情报和秘密信息。这些历史事实均表明西方宗教不仅干扰了清政府的司法制度，也对清政府的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也是造成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间接因素，也是解释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口号的重要原因之一。综合来看，作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参阅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也参照了中国近代学者的文献和学术研究著作，并结合了山东地区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民间习俗和组织，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渊源说。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外国史学家周锡瑞能够结合史料的分析和考察提出自己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渊源说，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作者是位生在、长在美国的西方学者，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史料的分析和考察上，他缺乏像中国学者所具有的与生俱来本土的文化丰富性和敏感度，这一点也恰恰解释了为何其全面否定中国学者对于义和团运动“组织源流”的观点，而却将渊源归于类似“降神附体”这一西方宗教掌控民众灵魂的宗教仪式。
本文原载于《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2月），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原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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