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式的关系可能普遍存在吗？｜沙尔夫斯坦

作者｜本-艾米·沙尔夫斯坦（Ben-Ami Scharfstein）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研究领域为比较哲学、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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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基雅维利主义对古代美索布达米亚、埃及、以色列、希腊诸邦、罗马帝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关紧要，那么未免太不可思议了。这些地区的政治当然与权术密不可分，但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勾勒出整个世界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关系，而在于拓展我们的视野，将两大文明传统都包括进去。我们必须尽最大可能，向以往的政治思想家学习（虽然这些智慧并非与他们原本打算教给我们的内容完全一致）。不过，尽管我不求进行完整论述，我还是想超越古代中国、印度和欧洲，来对其他社会世界进行一番考察。这些地区虽然不大，甚至可以说非常非常小，却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灵活、全面地了解政治生活的本质。

《非道德的政治：永不过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以] 本-艾米·沙尔夫斯坦  著

韵竹  译

三辉图书  出品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3月

首先，我想对一系列“社会世界”或“社群”进行考察。人们以前认为这些社群很“原始”，现在（尽管这是误导的说法）仍旧有人称它们为“部落的”，或用“尚未使用文字的”形容它们。总之，没有一个概括性的词能令人满意。“原始的”含有贬义，况且这种简单化的概括也毫无根据。“部落的”一词过于模糊，不光忽略了史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非洲人居于王国内），也没有考虑到一些城市国家以及印加王朝、玛雅王朝和阿兹特克王朝，甚至还有一种为（在非洲的）殖民地管理者和传教士语言学家涂脂抹粉的倾向。“尚未使用文字的”这一表述对非洲穆斯林地区而言并不准确，它不但没有考虑到已被破解的玛雅文字，还忽略了一些长时间内未出现文字但仍能发展的情况（印度就是最好的佐证）,以及有文字但用记忆来记载一切神圣事物的情况（印度再次成为极佳的佐证，但它不是唯一的例子）。

不论我们用哪种术语来概括这些非中国、非印度、非欧洲的社群，我们进行考察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在于手头证据不足。一方面，这些社群数量庞大，具有丰富多样的形态；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文字记录十分缺乏，较为细致的观察近几年才刚刚展开。我们的研究常要依赖独立的观察家，而他们的成果很可能并不深入。其中最难寻找的，是人类学家对大部分社群在历史上的缺席所做出的反应。曾有这样一种假设：一名人类学家所重建的“旧日”，代表了一种近乎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方式。这种假设往往是为了方便省事，而非真实可信。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歪曲了史实，因为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与社群进行的沟通和交流，是在该地区受西方文明影响很久之后才陆续展开的。而这些影响可以让一个地区或社群改头换面，甚至具有破坏性。此外，相比较而言，对部落内部生活做一番详尽了解，亦不如外在的观察更易展开。因此，这里所讨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将更侧重于外在现象（比如公众敌意和战争），而非个人特质。我对马基雅维利式和反马基雅维利式特点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它们在任一社群中都呈现出均衡的面貌。

以上观点并不是要贬低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整体价值。我只不过是指出当代人类学家在过往研究中的一种重要趋势。我们跟随他们研究的脚步前行，才更加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前辈（以及我们）易于出错的地方。人类学研究的确为人类的多种可能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我认为，对人类学研究取得的证据不加以有效的利用（就像是因为历史证据难以捉摸和饱受争议而将它们一并丢弃），是不明智的，可能会造成另一种知识偏差和遗憾。我承认，以上我所提到的这些困难，确实不易克服，我也不能假装用精确的普遍性规则来对相关的人类学研究进行总结。我所能做且应该做的，只是搜寻出令人信服的例证（信服永远意味着舍弃另一些证据）来考察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否在我已经讨论的几大文明之外同样盛行。另外，我想讨论是否存在真正非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社群——在这个社群中，人们公认“正当”的骗术和武力行为最少。

为完成这项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程度的检验，我接受人类学家对社会的如下划分（虽说粗略，但还是颇有帮助）：王国、酋邦（chiefdoms）以及无国家社会。我首先从王国展开论述。王国有时候是名副其实的帝国，因为它们与我前面讨论的国家最为相似。在这些王国中，我选择那些现有文献强调最多的国家进行论述，它们是古代南美洲和中美洲（最引人注目的代表是阿兹特克王朝），以及非洲国家（最引人注目的代表是祖鲁王国）。

首先我要论述的是印加王国。有关这个王国的资料，我参考了17世纪一位耶稣会会士兼历史学家的综合概要。在15世纪，两个伟大的印加人（“印加”为盖丘亚语，意思是“统治者”）缔造了王朝，其地理范围由今天的厄瓜多尔中部一直延伸到智利中部。由印加人组成的精英团体统治了1 000多万人。为使统治合法化，印加人利用神话传说，让民众相信所有其他民族都起源于印加民族，因而侍奉他们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另一个让统治合法化的传说为，作为祖先的太阳神将印加人送往世界，并教会人们如何侍奉神、尊崇神及其在世间的代理人，即印加人在库斯科（Cuzco）拥有最神圣的统治地位。而库斯科则是整个宇宙最神圣的中心。

为了将人民的反抗和暴乱降至最低程度，印加人将其他被征服地的几千户迁移并重新安置，同时在迁出地代之以来自地理上相近的、更远地区的同等数量的家庭。前者被安置在隶属地的首府，与亲人断了联系。这些迁入的家庭可以建立警卫部队，一旦发生叛变，将由当地土著进行镇压。为了尽可能地统一被征服地的民众，印加人让他们学习印加语言、法律法规和仪式；为了及时监督王朝内发生的一举一动，印加人绘制了地形地貌图，将每个百姓的年龄、社会地位、婚姻状况和纳税情况一一记录在案。人口分布较多的地区被划分成两部分，其中优等居民在任何地方都享有庆典仪式的优先权。划分人口的目的在于激发民众在仪式、节日庆典以及日常工作方面的竞争。人们分帮结派，派系斗争将减少大规模暴动的可能性。

印加人的领土征服、他们强加的规章秩序，以及首府和宫室的华美，让王国治下的民众把他们当神一样尊崇。与此同时，印加人也感到有必要对民众强制实施严酷的惩罚手段。任何人如有两种以上行为触犯了地方官员的命令，将被石头击打，倘若再次违抗，将处以死刑；任何人如果随意更换表明其所在省份的衣服或徽章，将会受到严惩；任何人如果在所属区域外被逮捕，将会受到折磨，如果再次被逮捕，格杀勿论；任何人如果对印加人和君主缺乏应有的尊重，将会受到长期监禁。

在印加人的统治下，任何印第安人如果未经特别许可，不可私藏金银、珍贵布料或者多于十头的家畜。十岁以上的女儿将任由印加人处置。（据耶稣会会士兼历史学家记载）印加人“为了让自己的臣属对他们越来越恭敬、一天比一天卑躬屈膝”，几乎称得上不择手段。他们让臣民耕种属于神祇和君主的土地，结绳织布，建设堡垒，修筑道路、灌溉系统和梯田。印加人声称与太阳神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求臣属心怀崇敬，可是消耗了他们大部分的财产，并任意处置他们的子女——倘若一名孩童被选中用来献祭，人们不得表现出任何悲伤的迹象。

叛乱时有发生，但很快被无情镇压。在一次叛乱中，印加人杀了5 000人，死者的心脏被挖出，并沿堡垒围成一个圈摆放。他们还镇压了某山谷里的一次叛乱，杀害所有男性，甚至还将孕妇的肚子剖开，看看里面是否有男婴，方才罢休。耶稣会会士兼历史学家相信，印加臣属追求自由的正当需求，最终因他们惯于服从与畏惧惩罚而被抑制了下去。所以他说：

我可以这么总结，仅仅通过严刑峻法和残忍暴虐的统治，印加人割断了臣属的精神信仰和灵魂，让他们严格服从统治。在这一主仆关系中，印加人对臣属完全占有，并建立从属和归顺的制度，让他们完全臣服，让印加人饱受尊敬。虽然我们已经浏览了有史以来所有形式的人类政府，但是这种奴役形式之严酷，让我们无法想象有什么方式会比它更加残忍。

下面来说说玛雅文明。它在公元8世纪衰亡。玛雅人生活在城邦中，城邦之间战争频繁，这一情形与战国时期的中国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不无相似。虽然玛雅人并没有独立的军队或警卫，历史学家却读出了“一种微妙且具有背叛意味的外交图景”。在破解玛雅文字时，他们还读出了在变幻莫测的命运面前，“战争的作用乃是一种权术”。然而，尽管有文献能够佐证这“具有背叛意味的外交”，我还是打算将论述转移到阿兹特克人，因为后者在细节上更令我们感到熟悉。

阿兹特克其名，源于他们在阿兹特兰建立的神秘家园；他们称自己是墨西加人（the Mexicas）。我们首次见到他们活动的身影，是在公元13世纪中叶。1319年，邻近的城市国家结成同盟，将他们赶下了山。在山上的时候，他们自给自足，除了贫瘠的土地、多岩石地带和蛇类出没的地方之外，他们四处安居。墨西加人自己耕种，用岩石盖房，以蛇为食，还充当地方首领的雇佣兵。为结束这场漫长的征途，他们遵循神的旨意，在多沼泽的岛屿上定居下来。这片岛屿后来发展成一座运河交错的大型城市，他们根据统治者特诺奇（Tenoch）的名字，将其命名为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an）。传统上认为（或许有误），这一年是1325年。

墨西哥山谷中，占统治地位的城邦是特帕尼克斯（Tepanecs）。在长达五十年的统治里，伟大的领导者特佐佐莫克（Tezozomoc）建立了帝国。有关它的一部分历史，我们是从配有绘画的手抄本、口头叙述以及本土不同帝国的后裔口中无法避免的断片化叙述中得知的。我们可以看到，特佐佐莫克的实践方式是（同考底利耶的建议如出一辙），与邻近的城市国家联合起来，攻打它们共同的敌人，之后再与同盟合力，直捣黄龙。为进一步实现领土扩张，他“有效利用了献媚奉承、行贿受贿、行刺暗杀和背叛变节等方式——他绝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这里，不亚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实际政治目的绝不会同理想主义混为一谈，也极少与道德性发生关系”。

特帕尼克斯人在进行领土扩张期间，我们刚才所说的墨西加人（阿兹特克人），都是他们的臣属。特佐佐莫克去世后，紧接着出现的是一系列阴谋诡计和政治斗争，最终三个城市国家脱颖而出，它们结成联盟（其中包括墨西哥），打败了特帕尼克斯人。凯旋的将士们全副武装，举行盛大的仪式。在仪式上，被俘的特帕尼克斯首领、特佐佐莫克之子马斯特拉（Maxtla）的胸膛被剖开，三个城市国家的首领之一撕裂了他的心脏。后来，三国继续组成联盟，约有1428名将士在第四代首领伊特斯科亚特尔（Izcoatl，别名“黑曜石蛇”）的领导下终获自由。墨西加的首领们认为，过去那些配有绘画的手抄本所记载的历史已经不合时宜，应当被焚毁，用新的绘画取代。于是新版本的历史将墨西加人描绘成受太阳神之命，来取代托尔特克人（Toltecs）的统治。与中国类似，由统治者主导来书写历史似乎至关重要（虽然中国后来的王朝正史往往由后继王朝进行编纂整理）。

墨西加首领如是说：

让所有人都明白这些绘画的意思，并不合适。臣属（民众）会走向腐化堕落，国家会因此偏离正道，因为绘画中保留了很多谎言，绘画中许多人物被欢呼的人群奉为神灵。

从特帕尼克斯的建立到衰落，权力越发集中，诉诸战争也变得越发重要。阿兹特克帝国的权力主要在特斯科科（Tetzcoco）和特诺奇提特兰两大城市中得到巩固，其手段正如法家思想家所提倡——建立严厉、公正的立法系统。换言之，以往对言行举止较为宽松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对责任与惩罚有着明确规定和统一执行方案的法规，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执行方式无一例外。当时的一幅绘画就反映了犯错误的法官被绞死的场面。

三个城市国家赢得独立后，共同统治阿兹特克帝国。其中墨西加最为好战，在其中扮演了主导角色。由于阿兹特克人（从这里开始，我将以这个名字称呼他们）实现了独立，建立了以复仇的威胁所维系的帝国，他们渐渐学会了全身心地投入战斗。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战争是一种不断重复、永无止境的状态。如果没有战争，生活就会失去趣味和热忱；与此同时，因战争造成的人员牺牲，也日益成了维护团结与力量的重要工具。我们只有理解了阿兹特克人极度需要数不清的牺牲献祭者，才能体会他们对战争全情投入的程度。据说，在1487年的一次长时间仪式中，有两万名献祭者（他们均为奴隶、战时的俘虏和作为贡品的人）的心脏被撕裂（道德上的憎恶与历史上的二手资料混淆在一起，让这一数据难以令人接受。

为何需要如此多的献祭者？阿兹特克人坚信，必须由鲜血来哺育太阳和大地的力量。这在我们看来十分奇怪。根据阿兹特克人的传说，神灵创造太阳时，除非提供人血和心脏作为太阳的食物，否则整个创造过程会失去效用。因此神灵在创造太阳时，也创造了战争来为它提供生存养料，不让它消亡。围绕在太阳身边的其他神祇，如掌管生产与繁殖之神，也需要人们供奉牺牲来维持生命。

阿兹特克人将城市之间的战斗称为“花之战”（flower wars）。这些战事发生在收获与播种的节日之间，这段时间内，男人不用下田耕作。战争的目的主要是擒来俘虏，向诸神献祭。当再次感到腹饿口渴时，神祇从不会忘记通知祭司。神灵一传递消息，首领便会召集志愿人士，后者往往是些急于证明英勇气概的将士。他们像打比赛一样，在指定的时间和场地，与邻国部队展开殊死搏斗。在一场典型的“花之战”中，帝国部队俘获300名拘留犯，失去400名人马。其他需要献祭者的场合包括新首领继位仪式，以及新寺庙落成典礼。献祭牺牲者有可能是阿兹特克人在战争中俘获的外国人，也有可能是臣属上交的贡品。处理献祭者的方式往往软硬兼施，既残暴又不失礼数。献祭者往往经过一番折磨后，才被作为祭品牺牲。

这些战争应当被视为马基雅维利式的吗？为了尽可能从一个阿兹特克人的角度看待世界，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花之战”是一种宗教现象，其背后的逻辑在于，神灵维持着大自然的馈赠，如果不提供献祭牺牲作为补给，他们就会死去。我们或许还可以认为，阿兹特克人通过从自己和俘虏的身体内提取牺牲献祭的血液，来证明信仰的真实。倘若他们没有献祭相对少的自己人，没有通过侵略其他部落来获取更多俘虏，没有在中立国甚至是臣属国（他们经常进犯这些国家）毁镇烧田、掠夺男性、谋杀妇女，这一观点也许会令人敬畏。有人揣度:

（这些人）很显然与墨西加人所占的支配地位，以及守护者的神圣性有关：公开进行以震慑一个国家权力舞台上的看客（不论是否为墨西加人）。在这一权力舞台上，其他地区或较小城市的领导者，无论盟友还是敌人，都有规律地出席。

一位深思熟虑的历史学家尽其所能，将阿兹特克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系列因素：对权力的欲望；对财富的渴求——渴求精英的土地、他人的贡品（这些贡品为手工业者提供了很多便利）以及军事领袖的附加荣耀；深感自己命中注定为统治阶层；鼓励一种对嗜血好杀抱有狂热心态的宇宙观，并支持一种强迫性权力意志的宗教观。

阿兹特克人不仅通过绘制地图、准备军火和委任将军来筹备战事，还通过外派假扮商人的间谍来协助作战。以上行为皆算得上是马基雅维利式的。这些假扮商人的人相传为蒙特祖马（Moctezuma）派出的间谍，“他们像当地人一样穿行在敌国领土上，收集情报”，有时甚至需要为此付出生命。佛罗伦萨手抄本》（Florentine Codex）从阿兹特克贵族那里搜集了不少证据，该书对间谍做出如下描绘：

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打扮成当地人的模样。由于西那坎探（Tzinacantlan）、西马特兰（Cimatlan）、欧托密（Otomi）和琼塔尔（Chontal）地区的人以剪发为习俗，这些间谍也纷纷效仿。与此同时，他们还学习当地人的口音，以假乱真。

同样与马基雅维利式态度相一致的是，阿兹特克人认为，发动战争乃是通向荣耀之路，胆小怯懦不但会让自己沦为众人的笑柄，还会招致蛮横粗暴的公共袭击，头皮发绺会被烧毁，更有甚者会被驱逐出族群。除非领导者在战争中表现出英勇气概，赢回俘虏和战利品，借此证明能力，否则他无法树立威信。阿兹特克人认为，太阳神在土地上唤醒了战争：

因此那些武士、勇者和拥有强大力量的好战人士，只要看见战场上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地表上到处是从头上抓下、逐渐腐烂的发丝，就会获得很大的满足感。

这一耸人听闻的理想目标，在诸多阿兹特克人及其对手的诗篇中有着栩栩如生的描绘。有一首诗向那些不乐于寻求辉煌战果的人发出警告，劝他们改变主意，尽早加入君主的队伍。君主则“以松花项链为装饰”，他们的血汗劳苦在战争之美的映衬下更显荣耀。另一首诗发问，为了变得崇高与有声望，谁会成为孤儿？谁会参与战争？还有一首诗断言，战死沙场盖世无双，因为这是所谓“花之死”。为国捐躯者会受到神灵的祝福，这也是诗人内心向往的境界。总而言之，这些诗篇都告诉我们，战争使人欣喜若狂，将血液变成芳香四溢的红酒，让想象中的松花和美之赞歌飘荡在战场上。人们希望进入“成为蜂鸟”的纯净世界，于是这些诗篇就成为他们无畏和英勇的见证。不过诗人心里很清楚，战争也像死亡一样令人悲伤。一方面他对战争的荣耀无比兴奋，另一方面他也对死去的朋友进行追忆和悼念。

非洲国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也展露无遗。我们可以对几个在15世纪和16世纪占支配地位的东非国家进行考察。19世纪中叶以前，许多小国家已被并不算稳定的大国吞并，其中有四国人口都接近百万。统治者通常由选举产生，这一过程有时候和平进行，有时候则会在皇家成员之间引起几场斗争。

除了要打败敌手，似乎有一种观念，要让新立国王在民众面前展现出军事实力，从而证明自己是命中注定的领导者。通常情况下，与此对照的权力确认方式为，新立国王需要杀掉一头狮子或一头豹子。经由这样的开始，卫护非洲国王的神圣性方才诞生。非洲人在皇室礼仪上格外讲究——特制的礼服、特定的问候方式、特殊的场所、特制的食物与火、特别的人工制品种类丰富，并且它们都有特别的名字……见到皇室成员时，人们转移目光，双肩或一肩裸露，俯卧在地，将尘土撒到头上。国王掌握生死大权，并且应当以特殊的礼仪方式进行呈现。

早前的叙述已经十分明了，非洲国王可自由惩罚属下，可以对他们进行身体上的伤害，处决忤逆犯上者，或没收他的财产。为了对赋予统治者的权力进行解释，一位人类学家举出东非部落干达族（Ganda）的例子说，他们的国王代表了干达族“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力，凌驾于那些没能尊重他且不服从他意志的民众之上。这些民众之所以如此大胆，是因为他们本身并非受害者。如果说他们对国王很满意，再正常不过”。但是这种满意不大可能让所有人都认同，叛乱仍会发生。但倘若一个非洲王国失去国王，居民就会对无政府状态感到恐慌。

如同在古代中国和印度，农事和战事对于大一些的非洲国家而言至关重要。位于加纳南部的阿散蒂王国（Ashante）就是一例。经过武力征服，该国于17世纪在叛乱中建立，其首都约有75万居民，由250多个行政长官统治。阿散蒂人把奴隶作为贡品，通过贩卖他们来换取熔炼铁、铜和枪支。不过据史书记载，他们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政治霸权。与此类似的是，约鲁巴（Yoruba）王国（或曰帝国）下的奥约帝国（Oyo，即今天的尼日利亚）利用其军队，尤其是骑兵部队来扩张领土，获取俘虏，将其中一部分用来出口，另一部分作为半奴隶，重新安置在都城附近。这些半奴隶负责侍奉国王、充当正规军、清扫土地，并在矿下工作。

非洲的君主统治也有着玄妙的解释：君主自身有神秘的权力，以维持人类生活必须拥有的秩序；君主之位体现了他足以让自然和社会保持平衡。约鲁巴人认为，君主之所以神秘，是因为世界上第一个人诞生于他们的村镇伊费（Ife）。传说这世界一开始只有天，上面居住着各类神祇。天的下面是原初的海洋。神祇中有两名兄弟，他们找出了一种复杂的方法创造了土地，并在上面定居，可后来他们发生激烈的争吵，其余诸神都加入了战斗。这时，天神奥罗伦（Olorun）听到了两边的纷争，将其中一位神立为国王，统治伊费这片土地；让另一位神负责创造人类，成为造人之神。约鲁巴王国最初的16名缔造者，就是大地之王的16个儿子。这样的血统传承，让约鲁巴国王显得十分神圣。正因如此，他曾一个人居住在宫殿内，每年仅在祭祀铁神奥贡（Ogun）时出现。他隐匿了身形，人们只能看见他的王冠和白鹭羽毛。在另一节日中，他三次拜谒神庙，其间城市居民必须留守家中，窗户紧闭。

为了让我的论述更加切题，有关非洲统治者身上体现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最有启发性的例子是夏卡（Shaka或Chaka，约1787—1828年），他通过武力征服了今天的纳塔尔（Natal）地区，缔造了祖鲁帝国。对祖鲁人而言，他是最伟大的英雄：

祖鲁议会常常说到他的名字，人们援引他的事例，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对夏卡的任何批评，都会在祖鲁长者和政治家中引起强烈的谴责。他是赞美诗篇歌颂的对象，是不只一部非洲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了纪念他，祖鲁人在他统治的栅栏村庄（Dukuzi Kraal）旧址上树立了纪念碑。

我在这里给出的大部分叙述，源自两位商人纳撒尼尔·艾萨克斯（Nathaniel Isaacs）和亨利·弗林（Henry Fynn）所做的不可或缺但并不完整的论证。之所以说这些论证不完整，是因为艾萨克斯在其中竭力突出个人形象；弗林的叙述虽然冷静清醒，可原始注解被他掩埋于其兄弟的墓地之下，因此他不得不依赖对一系列事件的遥远记忆。不过，尽管他们的叙述有些减损，夏卡在诉诸武力缔造国家这一方面，的确给后人上了代表性的一课。

“祖鲁”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个只有几千名成员的家族。大约19世纪初，地方人口增长，土地面积相对减少，一位名叫丁吉斯瓦约（Dingiswayo，意为“让他四处徘徊”）的酋长成功地征服了周围一大片酋邦领地。他的理由是这些酋邦之间征战不断，他说，这样的战争不符合神灵的意志，倘若有一位伟大的君主能把他们统一起来，情势将会有所好转。敌军将丁吉斯瓦约抓获并杀害后，夏卡继承其位，后者成为小国祖鲁王朝的首领。

夏卡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苦。他母亲性格暴躁，年幼的夏卡一起被赶出了宫廷。夏卡的成长过程中不仅没有父亲，还因相貌丑陋，备受人们的嘲讽和攻击（据说他的耳朵起皱，生殖器官短粗）。然而，年轻的夏卡在战争中证明了自己是一位英雄，还发明了一种新的作战方式。为了取胜，他组建正规军，将所有四十岁以下的男性招募入伍。作为军中的士兵，每一个人必须严格禁欲（敌方领地上的除外）。夏卡用短戳矛取代长掷矛，使近距离攻打敌军更加精准。他在编队作战中对士兵进行训练，并实施策略，包围和打败大量敌军。结果在长达六年（1818—1824年）的作战中，他攻下了一个又一个部落，在一大片区域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在王国周围，他制造了一片荒原，无法种植任何粮食，让逃兵和侵略军无法得逞。据（不可靠）估计，在他领导的战役中，有100多万人死亡。

长期以来，祖鲁人对社会的控制，建立在对首领的尊崇与敬畏之上。不过也有传统的中间权威（比如长者、刽子手和其他首领），由于夏卡将传统的尊崇与敬畏集中在他这位至高无上的首领一个人身上，这些人的自主权因而丧失。为了在他的英国访问者面前展现自己的能力与辉煌，他组织了大型舞蹈与歌唱表演，还有牵着牛举行的大规模游行。据说，他言谈中的大部分内容都与牛、战争相关。

为了对祖鲁人的传统做一番总结，一位历史学家对夏卡做如下描述：

他对那些有幸博得他好感的人慷慨大方，向他们赠送礼物，凭借这一点声名远扬；与此同时，他对大多数人的态度却是，以观看他们被杀或置于危险境地没有一丝逃脱的希望为乐趣。

据弗林描述，在他参观的第一天就见到不下十人被杀——夏卡伸出长长的手指，意为“恐怖地点下头”，这足以给他们定罪。弗林说：“还有一次，我亲眼看见夏卡用早膳之前，60名不足十二岁的男童被迅速处决。”受害者往往顺从地接受自己的命运，有时甚至还向夏卡谢恩，或者为他唱赞美诗。

夏卡运用权力向民众施压，以达到震慑的目的。他假装能够读出他们的意图，但从不向任何人透露真正的战略计划，除非是指定领导某一军事行动的将军。虽然他故作神秘，但他“定会设立密探系统，知晓身旁每一部落的一举一动和实力。这些部落有的独立，有的为附庸国”。

夏卡经常将被征服部落的统治精英格杀勿论。有时候他认为应当杀掉被征服部落的首领，将牛和女人作为战利品掠夺过来；有时候他又发布指令将被征服地的所有成员赶尽杀绝。有一次他解释说，倘若不这么做，被征服地的子嗣长大后会成为他的敌人。弗林还说，夏卡也会将自己士兵中的懦夫一并处决。

夏卡的母亲去世后，按惯例进行的葬礼十分狂乱，以致演变成一场相互残杀，死者逾千时杀戮方才停止。不过夏卡一声令下，接连几天杀戮又继续下去。他还命令，葬礼过后一年内禁止种植作物，（与首领去世的惯例一样）已婚人士不得发生性行为——女人怀孕一经发现，将连同丈夫一并处决。在这之后，夏卡向南方邻国进犯，照他所说，这些人为母亲去世流下的眼泪，应当与他们让他损失牛的总数相当。

有时，夏卡会将任何人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祖鲁人有“军医”，他们用法术对付外敌，辨识内敌，并进行占卜活动。为削减他们的权力，夏卡玩弄诡计，揭穿他们占卜不准，甚至宣称“自己是国内唯一的预言者，因为假使他允许对手存在，他的生命安全将受到威胁”。由于害怕对手置自己于死地，他拒绝生子；一旦姬妾怀上他的孩子，将一律格杀，这是因为人们会宣称母亲和她年幼的儿子属于他。夏卡继位的头几年，任何引起他不满的亲戚，他都予以处死；任何引起他怀疑的要人，他都格杀勿论。由于老年男性可能成为权威，夏卡逼他们穿上女装，看上去与年迈的妇女无异，遭到众人耻笑。在这之后，很多老年男性被杀，其他人因此惶恐不安，再也不敢向君主施加影响力了。夏卡身边的人，必须以隆重、盛大的礼节护送和陪同君主，有时君主甚至会因为自己的过失责怪手下侍奉不周。为了避免三军持有过多影响力，每个军队都有独立的军事委员会。

一次，夏卡在他最为宠爱的姬妾面前，郑重其事地解释了自己的残暴行为（这一对话有可能是想象出来的）。他说，恐惧是祖鲁人唯一能理解的事，因为只有杀戮才能统治他们。他问：“祖鲁人是谁？”并做出如下回答：

他们是两百多个未经管教的宗族，我必须要将他们打乱重组，只有对死亡的畏惧，才能把他们统一成一个国家，这一天终将来临，我的大名定会令他们望而生畏，与此同时，这些宗族也将仅以他们的姓氏被后人铭记。

夏卡持有的这一立场，可从他对弗林的批评中窥见一二。弗林与夏卡进行了许多次友好的谈话：

假如让你站在我的立场来统治一个月，祖鲁之国将四分五裂；因为照你们这些愚蠢白人的逻辑推理，连一点点微小的冒犯你们都会宽容……不要试图教我如何管理祖鲁人；你们对那些臣属的想法，愚蠢得就像是逆风撒尿一样。

夏卡最终被暗杀，这一点连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拥护者都会预料到。两名兄弟用长矛刺杀他时，夏卡转向他们，问道（这是其中一个版本，不知是否为传说）：“我父亲的孩子们——有什么问题吗？”另一版本说，夏卡预言了白人将占领祖鲁王朝领土，不久之后便被杀害。艾萨克斯的版本则没那么英勇崇高：夏卡先遭到兄弟刺杀，逃走后又遭仆人追杀，这名仆人乃是阴谋集团的成员。夏卡最终倒在阴谋家的脚下：

他低三下四地恳求他们放自己一条生路，可以为他们做牛做马。然而他的恳求无人倾听，这些人很快将其刺死，然后将尸体抛在一旁，并以同样的方式处决他身边的其他首领。

—End—

本文编选自《非道德的政治：永不过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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