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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伯特·图姆斯（Robert Tombs），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学荣休教授 伊莎贝尔·图姆斯（Isabelle Tombs），剑桥大学英国史博士，退休前在英国外交部从事法语教学。她与丈夫罗伯特合著有《甜蜜的世仇》。
当若干知识分子、艺术家与政治人物谴责或颂扬“颓废”时， 另一些人（有时候还是同一批人）正试图终结之。勒南与泰纳虽然悲观，但他们并未对法兰西绝望：两人提倡彻底改革政治与教育，以治愈这个国家的病痛。共和人士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掌权，他们打算重新打造一个健康、爱国的民族，涤清天主教与拿破仑主义的所有罪孽。天主教徒虽然对共和制的胜利感到沮丧，倾向于把法国的命运看成上天的惩罚，但他们也没有放弃赎罪的希望。许多人仍然对未来感到乐观，而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或福楼拜笔下布瓦尔先生的意见，比左拉、于斯曼、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或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著作更贴近他们的观点。但乐观不等于自满：虽然在手段上存在分歧，但改革人士皆认为法国需要更大胆、更健康，接受更好的教育。《甜蜜的世仇：英国和法国，300年的爱恨情仇》
[英] 罗伯特·图姆斯 [法] 伊莎贝尔·图姆斯 著
冯奕达 译
新思文化 出品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6月
自波旁复辟以来，殖民扩张一直是治疗法国病症的药方，其论点从托克维尔到戴高乐都鲜有不同。法兰西必须证明自己仍是大国，处在战败、颓废的时代，这件事比以往更为迫切。共和派领导人朱尔·茹费里（Jules Ferry）在 1882 年说，“如果法国对这个世界的重要性不过只像个大比利时，那法兰西可不会轻易满足”。帝国主义将成为全民一心的事业，更将创造一支由无畏的军人、坚忍的殖民者组成的血脉，让松垮的政治体制恢复精神。庞大的海外帝国人口将弥补停滞的生育率——这是 19 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者最关注的其中一项议题。共和派的爱国者莱昂·甘必大宣称：“借由扩张，借由影响外面的世界， 借由在人类日常生活中占有的土地，这个民族才能长久延续。”扩张算是左右两派都支持的事。对右派来说，法国要通过广泛的传教活动， 将天主教与法国的影响力传播出去。左派则在 1883 年成立法国文化协会（Alliance Française），作为世俗版的传教组织，“让我们的语言为人所知所爱”，从而为“在欧陆增长速度太慢的法兰西民族扩展到海外” 带来贡献。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与埃内斯特·皮夏里（Ernest Psichari）等小说家，称赞沙漠空气与东方感官享受具备的振奋效果；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的友人甚至出资，让他到塔希提的黝黑少女之间寻求热情与灵感。连兰波都壮起胆子，在阿比西尼亚做咖啡与军火买卖。并非所有人都对这些愿景感到兴奋。选民担心战争与代价。投资人要的是更安全的利润。有些民族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会削弱法国在欧陆的力量，他们轻视殖民地，觉得不值得为之分散收复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力量。“我没了两个姐妹，结果你给我 20 个仆人。”民族主义领袖保罗·德罗莱德（Paul Déroulède）高喊着。俾斯麦鼓励法国发展海外野心，确实是出于这个原因，此外还有附带好处—为英国创造对手。法国的殖民扩张，靠的是共和派政治领袖、地理学社团、传教士、军队与少数经济利益相关者等少数狂热分子。他们把目光投向北非与中南半岛。事实证明，法国跟英国能就后者达成妥协；法国在1881 年宣布突尼斯为受保护国时，伦敦表示的反对甚至比法国国内的评论家更少。甘必大宣称“法兰西已恢复其为大国之地位”。法国与英国确实曾因埃及而发生严重冲突。1798—1956 年，两国不时争夺埃及。例如 1840 年，法国人不仅认为自己在埃及有利益， 而且两国间有一种亲近的关系，拿破仑的入侵仿佛是对一个古老文明的精心礼赞。他们投入金钱与精力，打造文化、经济与政治上的影响力。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便是其中之最：这条运河是拿破仑与圣西门主义者的构想，由法国最伟大（但晚景凄凉）的经济冒险家斐迪南·德·雷赛布（Ferdinand de Lesseps）主持开凿。这条运河深具战略价值，对英国人与印度的联系尤其重要。因此，当埃及赫迪夫（Khedive）在 1875 年因缺钱而出售手上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股份时， 迪斯累里政府迅速出手抢购。1881—1882年，埃及发生民族主义动乱， 导致英国海、陆军行动干预。但法方并未介入，主要是国内反对之故。英国发现自己统治了埃及。法国殖民者与（后知后觉的）法国国内舆论， 因为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最近以诡计破坏法国重要的殖民目标而暴跳如雷。法国人甚至指控英国人贿赂埃及人，要他们假装革命，以造成军事干预的处境。情况和 19 世纪 40 年代的殖民摩擦类似，法国海军暗中策划如何抢先于英国人。英法海底隧道的计划（挖掘已经开始） 这时也受到质疑。
英法海底隧道：虚假的曙光
第一份海底隧道计划，是1802 年亚眠和会（Peace of Amiens）期间， 由法国工程师阿尔贝·马蒂厄（Albert Mathieu）提出的。这个构想称不上痴人说梦。人们有各式各样的计划，要建桥梁、挖隧道、安置水下管路，甚至有用高压空气为动力的防水列车。渡过英吉利海峡的新方法总是能保证宣传效果。早在1785 年，便有人首次乘热气球飞越海峡（实现者是一名法国人与一名美国人）。海底电报缆线已经在 1851 年铺设—据一位热心人士所言，此举让英国与法国成了“连体婴”。美国人保罗·博伊顿（Paul Boyton）利用充气服、一只桨与一面小帆，叼着根雪茄，在 1875 年 4 月“游”过海峡。第一起真正泳渡海峡的事件发生在同年 8 月，主角是武装商船队船长马修·韦布（Matthew Webb）， 途中则靠啤酒、白兰地与咖啡提供营养。这时，海峡两岸都有人强烈支持建设隧道，他们为宣传而赞助泳渡海峡的活动。法案送交国会，一个由英法双方组成的调查团在 1876 年起草条约，等待批准。人们无来由地乐观，认为不久前为凿穿阿尔卑斯山所开发的技术，能解决隧道工程问题，大陆海底铁路公司（Submarine Continental Railway Company）与法国海底隧道公司（Société Française du Tunnel Sous-marin）由此成立。它们用一位英国陆军上校发明的钻孔机，在多佛附近的莎士比亚悬崖（Shakespeare Cliff）与加来附近的桑加特（Sangatte）试钻。到了1882 年， 英国一侧的隧道已经推进超过 1 英里，政客、记者、军人与名流获邀到海底下喝香槟、吃开胃点心。两家公司预期两国隧道将在四五年内合龙。然而，双方也各有顾虑。法国有人担心英国人对加来有所图谋， 但对隧道最担心的还是英国人（因为自家陆军不强），军方反应尤其强烈。无论提出多少保证—隧道可以加盖防御工事、灌毒气，或是 轻易用水淹没—都无法完全消除入侵部队占领隧道的可能。随着海 峡两岸关系急转直下，一个由国会选派的委员会在 1883 年对隧道表示反对，格莱斯顿政府也同意了。虽然两国隧道公司态度不变，下议院也在1913 年 4 月得知隧道仍在考虑之中，但 1914 年以前没有一届政府愿意重提这个问题。搁置的做法确实能至少避免发生技术与财政灾难。此时，路易·布莱里奥（Louis Blériot）已让人们见到未来， 在海峡两岸激起一阵狂热—1909 年 7 月 25 日清晨，他驾驶飞机从桑加特附近起飞，降落在多佛附近的一处高尔夫球道。
虽然这么说不太公平，但英国人无疑是更成功的帝国主义者，不仅在埃及或印度如此，在大量设立拓垦殖民地（例如美国）时也是如此。有些法国人强调盎格鲁 - 撒克逊人—这个词此时进入了法国政治用语当中—的全球力量。“严重的危机、强大的对手”这时已不在“莱茵 河对岸”，而是在“海峡与大西洋的对岸”。美方提议各国采用同一条本初子午线，这意味着采用格林尼治子午线（Greenwich Meridian）， 当时几乎只有法国人表示反对，他们的不满一览无余；1894 年，一位法国无政府主义青年试图炸掉格林尼治天文台，结果身亡。6219 世纪80 年代与 90 年代，有几位具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多半是备受尊重的自由派）坦率提出明摆着的问题。要怎么解释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高人一等？法国得做什么才能竞争，维持它在天底下的位置？一系列的出版作品指出“英格兰民族的政治心理”和“中间阶层与统治阶层受的教育”为其优势。这些诊断都不新鲜。有些其实不只能回溯到泰纳， 甚至能追溯至托克维尔，以至于伏尔泰。但还是有个重要的变化：此时的法国人不再那么钦佩英国的议会制度—1884年《改革法案》通过后，看起来跟法国的制度鲜有不同。人们转而把焦点集中在他们认为真正的统治者身上—公务人员、殖民地行政官员与商人—并致力于探索这些人是如何出现的。
他们主张，英国的教育制度不像法国那样，用死背经典与无法消化的理论填鸭，而是教实用的技术、鼓励自由思考，尤其是发展自立、团队合作与品格—这正是“重实效、有活力”的近代经济与政治精英所需要的。泰纳在一个世代以前，可没把话说得这么满。毕竟，法国评论家与许多英国评论家向来都有共识，抨击英国的大学与各级学校不仅无用，甚至更糟；一般人都认为，无论法国人在其他方面有什么问题，他们总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拉格比公学（Rugby）的名校长托马斯·阿诺德博士认为法国培养出比英格兰“更开明、更宽宏的心灵”，并多次带自己的孩子前去游历。他的儿子马修·阿诺德（维多利亚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在 19 世纪 60 年代曾因一所地方高中为中产阶级提供有质量的教育而赞其为“法国伊顿”，并推动法式的教育改革。就是他，用羡慕的口吻讲述这段知名的传闻—法国教育部长可以从办公室墙上的图表，了解每一位学童在一天中每一分钟的作息。但 1870 年法国战败（一般人将战败归因于“普鲁士学校老师”），让法国教育的名声蒙尘，导致共和人士往海外寻找模范。他们为了创造法国特色的标杆—世俗学校（École Laïque），研究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教育法规。批评人士攻击法国古典传统本身毫无成果，拿破仑时代的高中则是令人厌倦的“兵营”。更有甚者，他们要采取行动。1899 年，社会学家埃德蒙·德莫林斯以贝达尔斯学校（Bedales）等改良式的英格兰寄宿学校为榜样，在诺曼底成立示范性的奥施学校（Ecole des Roches，至今仍是法国首屈一指的私立学校）。埃米尔·布特米（Emile Boutmy，他找泰纳担任顾问）在 1871 年成立的巴黎政治学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更是重要—旋即以“Sciences Po”的校名闻名。这间学校并未模仿任何英格兰的教育机构［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其实是抄它的］，而是一次有意识的尝试：立校者认为英国躲过了革命，躲过了拿破仑政权，其统治阶级具备务实的心态，而他们也想创造出这样的新统治阶级。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政治学院所培养的学生，在法国公务人员高层占据相当高的比例，而且这种成就一直延续至今。
教育、教育、教育
无论阿诺德与德莫林斯等教改人士有什么抱负，事实证明两国的教育理念、习惯与机构都无以让另一方的影响力渗透—原因本书就不赘述了。但我们得稍微指出教育差异（跟英、法各自的宗教、司法体系与知识传统有关）对教育以外的两国关系所造成的影响。长话短说。法国教育本质上始终是“古典”的，是要将行事时受众人肯定的准则、正确方法传递下去，熟习、复制之。从幼儿园到高等专业学院皆是如此。一位前途看好、在牛津受教育的英国年轻公务员，在 2004 年借调到精英辈出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É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后来他告诉我们俩，“如果你没有在讲座课上坐满四小时，他们就不觉得你有学到任何东西”。公认的典范可以是理念、技术以及组织与呈现知识的风格（这是最重要的特色）—通常是以逻辑与修辞学的传统原则“正、反、合”为基础的著名“三段论”。人们通常将之形容为“笛卡儿式”（Cartesian）的方法，以演绎推理为本。也就是“先理论，后应用”。英国的教育没什么系统，注重培养个人的表达，既不是让人掌握正确答案，亦非精通一套知识体系。想成功， 就需要起码的原创性与“横向思维”，有错误或欠缺知识都可以接受。思考多半先于归纳，归纳即“从事实到理论”。法国传统认为，每一种层次的职业活动都需要专门训练；层次越高，专门的程度越高。英国人对“证书”抱持更为怀疑的态度，认为热情、团队合作与想象力等非知识性特质具有价值，并推崇非专业教育，认为这才能带来潜在的新见解。这两种取径当然有其独一无二的优点与缺点。从我们的角度看，重要的地方在于两国教育方式仍在培养不同的思考与表达风格， 无论法国人与英国人在什么方面有所接触，都能清楚看出。在政治上， 法国人已经抱怨了好几个世代的时间，说英国人拒绝讨论假设，只愿意考虑实际问题。巴麦尊表示，“对英格兰来说，动手处理尚未完全浮现的情况并非寻常做法”；格兰威尔在一个世代后与他呼应，指出英国的做法是“避免用预想的看法处理偶发事件，因为事情通常不会按照预料发生”。英国人无法以逻辑的方式思索未来的可能性（法国人如此认为）。20 世纪20 年代，未来的法国总理安德烈·塔迪厄（André Tardieu）谴责“盎格鲁- 撒克逊人对拉丁人心灵有序的建构抱持反感”。一位 20 世纪 50 年代的大使也赞同：“对英格兰人来说，定理并非真实的存在。”情况到 2003 年同样没有改变：一位英国外交官发现“能清楚列出一套原则时，法国人感到最安心……英国人则是避免原则”。总之，英国人习惯将有关未来意向的整体陈述，视为拗口的空话，不予理会—这种习惯有时候会让他们后悔。例如，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承认在讨论欧洲一体化时，“我们英国代表团倾向于把这类浮夸的言辞当成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期待打发掉，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在商业关系上，公认法方参与讨论的人准备比较充分，他们提前拟定清楚的议程，但没有能力“集思广益”，也不愿意讨论、采纳新观点。他们习惯在一开始便表明立场，逻辑清楚， 之后就是坚守立场。英国人经常视之为傲慢、没有弹性：“法国人不愿意听，他们只顾自己的立场，藐视你的想法。”但英国人的“开放态度”在法国人眼中，却叫没有逻辑、没有魄力、浪费时间。欧洲隧道公司（Eurotunnel）财务长格雷厄姆·科比特（Graham Corbett） 总结了两国的差异：“法国人只会用‘三段论’思考，英国人则是根本没有结构；法国人比较倾向于不让你碰上麻烦，而英国人则是一旦你陷入麻烦，就会救你出来。”
这桩故事要讲一段紧绷、动荡的关系，而且是近代史上最有张力、最问题重重，也最重要的一段关系。就在我们讲述故事的当下，法国人与英国人之间已经有着一段漫长且曲折的历史，各种神话充斥其间。诺曼人征服英伦三岛，开启了一段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紧紧相连却又令人忧心的关系。其间，王室贵冑或争权夺利，或为荣誉而战，足迹遍布整个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替民族的情感、仇恨与认同打下了早期基础。两国斗争在百年战争（传统断代为1328—1453年）达到高峰，双方都创造了不少残酷无情与充满英雄气概的传说：黑太子（Black Prince）、加来义民（burghers of Calais）、亨利国王与阿金库尔（Agincourt）的长弓兵、奥尔良之围（siege of Orleans），以及最重要的圣女贞德——1431年被英格兰人烧死的烈士。她那道最有名的命令—将英格兰人逐出法兰西，在1453年实现。英格兰王室自此失去宝贵的领地波尔多（但依旧从当地买进葡萄酒），但在加来、敦刻尔克、科西嘉岛等今天属于法国的领土上，英格兰的统治仍来来去去。历代英格兰与不列颠君主始终自称法兰西国王，直到拿破仑在1802 年强迫他们不再这样做。法国人则一直怀疑对方觊觎自己的土地，猜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消停。纵使是现在，海峡中的几块礁岩还是能激起法国人的强烈情绪。当然，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则大不相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是他们据以行事的危险准则。法苏“古老同盟”（Auld Alliance，1295年首度缔结）迟至16世纪有着一半法国血统的玛丽女王统治苏格兰时，才终于开花结果。法国与苏格兰的宗教差异虽然让情势更加复杂，但法国仍不断鼓动苏格兰和爱尔兰抵抗英格兰宰制。我们会在本书第一部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再上演。百年战争结束后的两个世纪里，英法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没那么吃力。宗教改革带来了信仰上的动荡，国内外冲突因此产生，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创造出新的世界，致使法国与英国有了新敌人，包括西班牙、奥地利与荷兰共和国。两国也因此都饱受惨烈的宗教战争的折磨。在1660年查理二世不流血复辟之后，法国宫廷的文化格调开始传到伦敦。不列颠群岛上三个幅员相对狭窄、君主新立、经济孱弱的斯图亚特王国仿佛成为路易十四管辖下强大法国的卫星国，尤其是它们有着共同的敌人：荷兰共和国。然而，事情在1688年发生了戏剧性转折，创造了英国与法国历史的新纪元，也翻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但，且慢，让我们暂停片刻，来谈谈“法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人”的概念似乎不成问题，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别人也知道他们是谁。但法国的疆界，甚至连“法国特质”（Frenchness），都是不断变动的。斯特拉斯堡是法国城市，布鲁塞尔和日内瓦则不是；科西嘉人说法语，而非英语；一般认为法国人既有都市气派又有乡土气息，既反抗成性又尊重权威；法国西南部的卢尔德镇（Lourdes）和英国的威根镇（Wigan）两地爱打橄榄球的人数不相上下；肋眼牛排是一道能引发爱国情操的民族菜肴……上述所有特质，多半都得归功于法国人和我们所谓“英国人”之间的互动（本书后面会再提到）。这类集体名称有不少问题。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人”这个概念是为了与法国人对抗而发明的。过去所说的“三王国”（Three Kingdoms，英格兰暨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之所以一步步成为“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就是对法战争的直接结果；而北美洲大片的“英属”领地，以及爱尔兰海对面多数的联合王国国土（指北爱尔兰）上的人民，如今都认为自己并非英国人，这同样是与法国对抗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后果。这下可好，哪一个词才能准确称呼海峡以北的土地及人群呢？有些作者提议用“大西洋群岛”（Atlantic archipelago），或者含糊其词，叫“这些岛屿”。时人多半使用各式各样的称呼，包括用“英格兰人”来指称所有人，就像过去的法国人一般就是这么叫，至今依旧如此。我们俩一方面迫于现实，一方面也因为某位美国历史学家近来所说的，“经常没有机会选择确切的形容词，（因为）经常缺乏确切的形容词可供选择”，因此经常使用“英国”与“法国”，但也不会忘记这两个实体在1700年、1800年、1900年与2000年时疆界不同，涵盖的人群也不同（其中有许多人宁可不要成为两国的一分子）。不过，情势之复杂，也是法国与英国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写照。这不是一本把法国与英国历史并排呈现的书，也不是两国的比较史。只有从双方互动中产生，或是影响双方接触的人与事，才会被写进本书。可写的还真不少：战争、结盟、仇恨、共存、忌妒、钦羡、模仿，有时候甚至是爱情。我们这本书囊括了所有我们俩相信该写进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但也写了些我们觉得饶富兴味、启迪人心，或者纯属好玩的事。毕竟这不仅是国家的故事，也是人的故事。我们俩不见得总是意见一致，书里也写到了两人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果读这本书，能不时出乎你意料，逗笑你，惹恼你，感动你，一如我们俩写书时的感受，此则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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