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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伯滕威泽讲座教授，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
与民主作为安全洞穴——人们能够从政治风暴的搏击中永久撤退——的形象相反，在过去200多年历史中，那些迈向民主的多数政治制度都在后来经历过至少暂时的去民主化。实际安排功能性民主制度然后又回到威权主义的国家数量惊人。毕竟，仅仅在20世纪的欧洲，希腊、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葡萄牙和维希法国（Vichy France）提供了看得见的、激烈的实例。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拉丁美洲民主回潮的名单上又增加了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巴拿马、秘鲁和乌拉圭。尽管民主运动值得庆祝——苏联从国家社会主义退出——但是，民主的水平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许多中亚国家最初的民主兴起之后实际上在倒退。去民主化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可能的。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许多分析家都认为，不平等威胁到民主，因为民主政治以参与者之间的平等作为条件，因为极端的不平等鼓励它的受益者在民主政治之外暗中破坏或进行其他选择。这一章通过思考不平等与民主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完善上述那些直觉知识。它建立在三个近期努力之上：对类型不平等与它的变化提出一般的解释；对民主化与去民主化提出一般的解释；运用这种对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解释去说明1650年到2000年之间欧洲的经验。![]()
《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谢岳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1月
持久的类型不平等指的是，有组织的优势差异，这些差异是根据性别、种族、民族、宗教、社区和类似的分类系统而形成的。持久不平等在下列情况下发生：（1）当跨越类型边界（例如，男／女）的交易总是使边界一边的人获得净优势时；（2）当这种交易复制那个边界。虽然类型不平等的形式与程度因时因地明显地不同，但是，所有大量人口总是维持实质性的类型不平等系统。不管是民主的还是相反，所有政府都避免不了介入到不平等的生产当中。它们以三种方式生产不平等：通过保护它们自己主要支持者的优势；通过建立它们自己的资源抽取与分配的系统；通过在人口不同部分再分配资源。广义地讲，与非民主政府相比，民主政府向那些由较多数人享有的优势提供保护，创造对民众控制作出更加完全回应的抽取和分配系统，创造更多的集体福利，资源再分配普遍有利于支持者中的弱势群体。但是，这些活动涉及民主政府永久化某些类型的不平等。最明显的，它们致力于维持本国公民与其他国家公民之间的边界和福利方面的差异。但是，就它们保护财产与现存社会组织形式的程度而言，它们也维持在财产和现存社会组织形式中既有的不平等。例如，政府对继承权的维护将种族之间在财富方面的差异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为了弄清楚不平等与民主化之间的因果联系，我们必须从其他政治制度类型的角度来定位民主。政治制度是由下列两种关系构成的：（1）政府与其管辖范围内的政治行动者之间互动的关系；（2）政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制度都按照下列这些要素的每个方面来定位自己：1. 政府能力：政府机构控制其管辖范围内的资源、活动和人口的程度。2. 广度：构成或直接参与政治行动的总人口比例，参与者与政府之间的彼此互动。3. 平等：参与这种政治行动的人享有类似的接近政府机构的程度。4. 协商：政治参与者对政府机构、资源和活动施加约束性的集体控制的程度。5. 保护：政治参与者免于政府机构武断行动伤害的程度。制度的能力存在着高低之别。它们也在保护性协商（protected consultation）——广度、平等、协商和保护的结合——的程度上存在差异。设想一下每个维度从0（最低）到1（最高）变化。我们可以把那些具有高水平保护性协商的制度叫作民主，把那些具有低水平保护性协商的制度叫作非民主。更确切地讲，在民主制度中，公民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在广度、平等、协商与保护方面得分较高。那些差异允许我们通过采取如图1所示那样的简单分类。2000年，高能力的非民主制度包括巴基斯坦，低能力的非民主制度包括塞拉利昂和海地，低能力的民主制度包括博茨瓦纳和牙买加，高能力的民主制度包括德国与日本。很显然，能力与保护性协商是程度的问题：没有一个政府曾经控制所有的资源、活动和领域内的人口；也没有一个制度曾经接近完全的广度、平等、协商和保护。这种分类明显为某些中间类型留下空间：例如，我们应当将今天的印度、以色列、阿根廷和南非准确地定位在什么地方呢？但是，图1像一幅空间地图一样，能够很好地定位那些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学者正在努力定位和试图详细说明的空间。![]()
制度在我的空间里不均匀地分布着。低能力的民主制度很少，有两个原因：首先，民主制度的建立与维持取决于某些最低限度的政府能力，它提供保护并且制约那些对民主实践的极端挑战；其次，低能力的民主化制度普遍屈服于征服、革命或军事政变，它们反过来产生较高能力的政府。从长期来看，更加常见的民主化轨迹是从低能力的非民主向高能力的非民主再到高能力的民主政府。我主张的保护性协商的增加与减少的解释，使得社会互动中的三个场所具有关系特色：类型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对1650年到2000年期间的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经验比较，将我带向下面这个研究假设：支持民主化的社会关系的关键变化发生在那三个场所与它们的互动中。在民主化过程中，大量民众获得对政府机构、活动和资源有约束力的、相对平等的受保护的诉求。在相关过程中，类型不平等在社会生活的那些领域里——这些领域要么构成要么直接支持公共政治的参与——衰落了。什么是信任网络？当从事诸如婚姻、长途贸易、手工艺成员、储蓄投资和耗时的专门教育这些冒险性长期事业时，一个明显的变化发生在人们依赖的人际网络的中心；这种网络从逃避政府监视与控制向部分地依赖于政府机构、依赖于政府机构会实现其长期承诺的假定移动。“部分依赖”不需要使个人直接联系政府；这些联系可以通过政党、工会、社区和其他组织进行，它们依赖于政府的批准、容忍、支持或保护。人们开始将财产投资于政府债券，让他们的儿子参军、在执行宗教义务时寻求政府的帮助、通过获得承认的工会组织互助，等等。去民主化正好倒过来：当信任网络盛行、将公共政治隔离开来时，这种盛行逐渐侵蚀了国家能力，降低公民在民主过程中合作的动机，从短期看来他们会认为合作的代价高昂，削弱了对大量公民的保护，并且增加了富人和权势者为了自己而有选择地插手公共政治的机会。例如，如果分离主义宗教精英形成的话，它的紧密规模与内部一致性就会赋予它追求自我利益的手段，而不必支持政府组织的代价更加高昂的集体事业。只有在那些积极变化——信任网络的合并、不平等的隔离和公共政治的内部转变——共同有效发生的地方，持久的民主才会出现。这三个变化的反面——例如，围绕主要类型不平等的公共政治集团的组织——会促进去民主化。解释的难题是说明在类型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方面的有利于民主的罕见变化如何、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共同发生。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在于说明促进在类型不平等、信任网络和公共政治三个方面之内以及之间的变化过程。让我们以下面这些标题对关键过程进行分类：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些过程分解成更加精细的因果机制；第三章有关民主化的分析就是这样做的。例如，促进类型不平等从公共政治中分离的机制包括：私人武装力量的减少；横跨类型不平等的、政治上积极的联盟的形成；以及横跨社会类型的政治参与、政治权利或政治义务的大规模增加。但是，出于现在的研究目的，如果我们坚持更加一般的过程分析，这个观点将更加清晰。我最一般的主张如下：首先，民主化的出现离不开前两个标题（类型不平等与信任网络）下至少一个过程与第三个标题（公民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下所有过程。其次，任何八个过程的反面都会促进去民主化，即保护性协商的衰落。因此，这个观点整体而言是从民主化与去民主化的必要条件说明——三组过程与它们的反面——到罗列促进或倒转关键过程的机制。这一章不是要进行整体性分析，而是要触及类型不平等与公共政治的互动。虽然我已经尝试使它们与现存的不平等、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知识相一致，但是，下面的推测并非不证自明，有些推测是令人惊奇的。此外，如果推测正确的话，它们就会对民主未来有着强烈的含义。如果没有弥补政府活动的变化，民众中类型不平等的增加就会减少政府—民众关系的广度、平等、约束性和保护，并因此导致去民主化制度。类型不平等的增加扩大了不平等的受益者颠覆或不选择民主的手段与动机，他们通过创造与政府机构有利的关系、使自己免于繁重的义务、直接插手政府对资源的处理、利用接近政府的机会从与非政府行动者不平等的关系当中获取更多优势。类似地，将日益增加的现存类型不平等记入公共政治，就会减少政府机构—民众关系的平等、广泛、约束性和保护，并因此导致去民主化制度。围绕显著类型不平等边界而建立的主要政治行动者组织与回应这种边界的政治参与规则的制定——特别地，如果受到排斥的当事方是那些在现存的类型不平等中已经整体上处于劣势的人——破坏了保护性协商。在西方政治制度中，根据尊卑、宗教地位、性别、种族、财产所有权产生的类型差异，已经成为这些方面记录的主要基础，但是，在其他地方，民族和宗族也发挥同样的作用。相应地，民众人口类型不平等的降低和/或公共政治从现存的类型不平等中分离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都导致民主化制度。我们讨论的所有过程一定程度上都在对称性地发挥作用，这个原则逻辑性地从前面两个原则中得出。一般而言，民众的福利在民主化的制度中增加，部分原因在于不平等与政治的隔离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同时也因为政治表达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一般而言，经历过政府平等对待的人和/或在政府运转中有直接发言权的人，从政治中获得更多满足、展示更大的意愿来承担公共产品的负担。正在民主化的制度一定程度上减少类型不平等，将公共政治从那些不平等中分离开来，减弱那些不平等对诸如住房、医疗保健和食品这些基本生活条件的影响，它们增加自己作为民主制度生存的可能性。美国民粹主义的民主党员可能会喜欢这个观点，并且至少有一些零星的证据让他们信以为真。正在民主化的制度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类型不平等，将公共政治从那些不平等中分离开来，和/或减弱那些不平等对诸如住房、医疗保健和食品这些基本生活条件的影响，它们也增加它们民众的整体福利。这个颇具吸引力的原则对民粹主义发展专家而言是一个信念表达，但是准确地讲，那个理由还需要更多的经验证明这种干预采取两个重叠的形式：（1）行使对产生价值的资源和运用那些资源的网络的控制权；（2）再分配由那些资源带来的价值。具有社会民主性质的制度一定程度上都约束与调整这两个干预策略。很大程度上，正在增长的政府能力增加了善意干预的可能性与影响。低政府能力降低了规范与再分配努力的有效性。但是，在过高政府能力水平上，根据推测，政府机构与其他现存类型不平等受益者联合起来利用国家权力维护自身优势的机会与动机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虽然在过去历史中控制高压统治、劳动、动物、土地、信守诺言的机构和/或机器在产生不平等方面（因此在生产民主的障碍与威胁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在21世纪集团对金融资本、信息、媒体和科学—技术知识的控制，将会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类型不平等的原因，因此是民主的障碍与威胁。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发现相当多的变化信号，虽然它们对民主化的影响还有待观察。目前，民主制度——没有行使对金融资本、信息、媒体和科学—技术知识的控制和/或再分配由它们产生的价值——将会因此冒去民主化的风险，导致它们的民众的福利将会衰退。的确，这并不意味着，制度会忘记高压统治、劳动、动物、土地、信守诺言的机构和/或机器，所有这些将在世界不同地方在类型不平等的生产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但是，借助于控制高压统治、劳动、动物、土地、信守诺言的机构和机器而阻碍民主政治的衰退，将不会阻止商业资本、信息、媒体和科学—技术知识的影响。限制新不平等对公共政治的影响将成为民主人士在21世纪的巨大挑战。如果这些推测正确的话，对民主的持久性与不可避免的进步的乐观主义，似乎完全是盲目的。就像过去民主化在斗争中发生、经常遭受回潮那样，民主未来的道路还会遇到以新的不平等形式和它们的政治后果带来的许多障碍。本文选编自《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如转载需要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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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是如何形成信任网络并与权威组织博弈的？｜查尔斯·蒂利
查尔斯·蒂利｜当人们诉说理由时，他们在干什么？
周雪光｜查尔斯·蒂利笔下的“法国人民抗争史”
李钧鹏｜蒂利教授的故事及其学思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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