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劳伦蒂诺·戈麦斯（Laurentino Gomes）巴西知名记者，著有以1808、1822、1889命名的巴西史三部曲，曾多次荣获巴西文学最高奖雅布提奖，并斩获巴西文学院最佳非虚构文学奖。
1807年，人类的想象似乎不受任何限制。蒸汽推动着大英帝国全速前进。英国人利用瓦特在1769年发明的新技术，制造了工业革命的引擎——动力纺织机，以及蒸汽机车、蒸汽轮船和蒸汽印刷机等各种新事物。在整个欧洲，沙龙、剧院、咖啡厅、博物馆和画廊都酝酿着革新的思想与创作，它们将为文艺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德国，作家、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正为其代表作《浮士德》的第一部收尾；在维也纳，路德维希·范，贝多芬正谱写他的《第五交响曲》。1776年美国独立的回声响彻地球， 1789年法国大革命重塑了欧洲版图。历史上很少有时期能够如此充满冒险、创造与征服，而又如此支离破碎、政局动荡，但这一切似乎都不曾波及葡萄牙。300年前，它曾缔造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此刻却全然无法令人想起达伽马和卡布拉尔在世时摄人心魄的殖民宗主国。到处都充斥着衰落的迹象。帝国首都里斯本曾是思想与发明的传播中心，但此时早已被欧洲邻国超越。进取、好奇与探索未知的热情在葡萄牙精神中消磨殆尽，辉煌灿烂的时代似乎被远远抛之于后。
《1808：航向巴西》
[巴西] 劳伦蒂诺·戈麦斯 著
李武陶文 译 樊星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8月
葡萄牙遭遇了什么？对于它的衰落有两种解释。首先，从人口和经济角度来看，葡萄牙仅有300万人口，数量相对较少。它缺乏人力与资源来守卫、维持和扩张庞大的殖民帝国，并依赖数量与日俱增的奴隶开采黄金钻石，种植甘蔗、棉花、咖啡和烟草。“帝国基本实行榨取资源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制，面临资本不足的困境。尽管商船从世界各地不断涌来，葡萄牙首都依然相对贫穷，因为财富并不在此停留。里斯本只是一处贸易中转站：来自巴西的黄金、木材和农产品直接流向主要贸易伙伴英国境内；钻石则运往低地国家的阿姆斯特丹和安特卫普。200年前的海上霸主葡萄牙，此时已经自身难保。曾经强大无比的海军只剩下30艘战船，其中六七艘已经报废；与拥有880艘军舰、纵横四海的英国海军相比，葡萄牙舰队的力量简直微不足道。由于海军软弱无能，超过200艘葡萄牙商船在1793—1796年间被法国截获。不仅如此，帝国贸易还受到法国海盗重创，1794—1801年之间损失估值超过2亿法郎，流失的财货几乎全部自巴西装船出口。按照2007年的币值，这一数字相当于4.14亿欧元或12亿雷亚尔。其次，从政治和宗教角度来看， 19世纪初的葡萄牙仍然是欧洲列国中最保守、受天主教影响最深的国家。对于在别国引发变革的自由派思想，葡萄牙予以最严厉的镇压。教权无比强大。大约30万葡萄牙人——相当于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隶属教士阶层或以某种形式依附于修士团体。仅在里斯本这座相对较小、人口不过20万的城市，就有180座修道院；国内一切华丽壮观的建筑几乎都是教堂或修道院。3个世纪以来，百姓、贵族乃至国王，无一不向教会屈服。出于宗教顾虑，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大幅落后，或者说几乎无人知晓。摄政王堂·若昂的长兄堂·若泽曾是王储，后来死于天花，因为他的母亲堂娜·玛丽亚一世禁止医生为其注射疫苗。原因何在？显然是受阻于宗教。女王相信，决定生死的权力由天主掌管，科学绝不可插手其中。社会生活由弥撒、宗教游行和其他庆典主导，个人与集体的言行举止都由天主教会定夺，并受后者监视。18世纪中期，为防止男女在礼拜仪式中发生接触，里斯本所有教堂都修建了木栅栏，将会堂一分为二。葡萄牙是欧洲最晚废除宗教裁判所信仰审判的国家。在此仪式中，敢于批判教会、违背教条的人——非信徒、异教徒、犹太人、摩尔人、新教徒以及有施行巫术嫌疑的女人——将受审判并被处以火刑。直到1761年，距王室前往巴西不足半个世纪时，里斯本仍在进行这种公开处决，现场引来数千信徒及好奇者观看。“我们离开了活人的社会，在旷野中游走，踏入一片墓穴般的狭小围院，空气因旧书页上的灰尘而污浊不堪，博士的幽灵居住其间”，18世纪葡萄牙诗人、作家安特罗·德·昆塔尔（Antero de Quental）在分析葡萄牙以及邻国西班牙的荒凉景象时叹惋道。“过去200年间，半岛没有孕育出任何一位巨匠，足以与诸多伟大的现代科学之父比肩。人类理智的卓越发现——现代精神至伟之作、至高之荣，无一自半岛而出。”尽管昆塔尔将西班牙并人落后国家之列，但葡萄牙却远比前者更为衰落，对于习俗和观念现代化的立场也更加反动。相互结合的两方面因素——人力和财政资源匮乏、习俗与政治理念落后——将葡萄牙变成一片怀旧之土，它无力应对未来的挑战，只能沦为过去的囚徒。葡萄牙稀少的人口与帝国辽阔的疆域不成比例，它既没有自卫手段，又无力推动殖民经济发展。帝国像一只困在原地的雁肿巨兽，四肢由美洲经过非洲，一直延伸到亚洲的尽头，心脏却脆弱得无法将血液泵向硕大身躯的每个部位。“殖民帝国的脆弱一如其辽阔，它庞大的体量和宗主国维持它的手段毫不相称”，历史学家奥利维拉·利马写道。葡萄牙的财富来得十分容易，如同承继遗产、摸彩赌博所得一样，既不需要牺牲奉献、致力创新，又不需要为教育事业长远投资、设立经久不衰的法律制度。当英国工业革命开始重塑经济关系与各国命运时，葡萄牙仍囿于榨取资源和重商主义的经济体制，300年前它曾借此建立县花一现的繁华。该制度基于对殖民地资源单纯的榨取，而用于基建、教育及任何方面改善的投资均非必要。“葡萄牙的财富不能生出新财富”，历史学家莉利亚·施瓦茨写道，“它安于吸吮殖民地的血液,如同寄生虫一般”。经典著作《巴西之根》（Raízes do Brasil）的作者塞尔吉奥·布阿尔克·德奥兰达认为殖民地巴西的人们厌恶劳作。在他看来，榨取性探险活动意在以最少的劳动快速敛聚一切可获取的财富，却丝毫不为未来着想：“葡萄牙人无疑是来寻觅财富，但这财富并非劳作的果实，而是胆量的回报。”由于依赖榨取性经济，葡萄牙的制造业始终停滞不前，一切商品都从外国购买。“丰饶的自然资源反而削弱制度、损害国家发展，这种倾向几乎成了一个诅咒”，圣保罗热图里奥·瓦加斯基金会客座教授、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经济学家埃莉安娜·卡多佐（Eliana Cardoso）指出，“那些以天然产品贸易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国家，……常被驱使着犯下一连串疏忽错误，以致社会现代化进程受阻”。葡属殖民地产出的五种主要商品——黄金、钻石、烟草、糖和奴隶——构成了南大西洋贸易的轴心。它们既是葡萄牙的救命稻草，又是王国厄运的判决书。“葡萄牙境内工厂奇缺，国家无法生产足够的衣食来满足民众最低限度的需求。尽管如此，这里的人却过着钟鸣鼎食的生活，因为黄金源源不断地从美洲流入国内”，莉利亚·施瓦茨描述道，“葡萄牙帝国的首都正是如此充满反差：王室已经厌倦了热带的金银珠宝，他们的铺张奢侈却与粮食短缺、财政依赖共存”。1699年，第一批半吨重的黄金从巴西运达里斯本。黄金重量不断增长，1720年甚至达到25吨。据估算，总计1000—3000吨黄金从巴西流入帝国首都。“米纳斯吉拉斯历史学家潘迪亚·卡洛杰拉斯 （Pandiá Calógeras）计算称，1700—1801年间运往葡萄牙的黄金价值1.35亿英镑，这相当于目前的75亿英镑或300亿雷亚尔。黄金的五分之一，即60亿雷亚尔（按2007年币值计算）作为捐税进了国王的口袋。“另一位历史学家托比亚斯·蒙泰罗估计,在1695—1817年之间，仅米纳斯吉拉斯地区就向葡萄牙输送了535吨黄金，在当时价值5400万英镑，相当于如今的120亿雷亚尔。而据他计算，同时期还有150吨黄金以走私的方式运出。1729年殖民地发现钻石矿脉后，流向宗主国的财富再度增长。卡洛杰拉斯估计，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通过合法贸易及走私渠道流出巴西的钻石总重近300万克拉（约615千克）。此种贸易带来的繁华表象并未促进宗主国文化与智识的发展。如上所述，葡萄牙是最晚废除宗教裁判所的欧洲国家；同样，它也是最后废除奴隶贸易、确保言论自由及个体权利的国家。“葡萄牙没有科学，没有政治，没有经济，没有教育，连贵族和王室都没有”，葡萄牙外交官若泽·达库尼亚·布罗沙多（José da Cunha Brochado）曾对比本国和他所了解的其他欧洲国家王室的生活习惯，随后失望地写道，“文学遭到流放，连修道院也只会念诵时辰祈祷”。1755年，一场天灾加剧了葡萄牙经济的衰落，民族自尊心再受打击。11月1日万圣节清晨，一场毁灭性的地震波及里斯本，致15000—20000人遇难。地震过后是海啸和长达6天的烈火，教堂、宫殿、市场、剧院、民居和公共建筑——一切都化为灰烬。碎石瓦砾堵塞了三分之二的街道，20000座房屋只剩3000座尚可居住。震后，里斯本40座教堂中有35座被夷为平地，65座修道院仅有11座幸免于难。大火将著名的皇家图书馆及其中70000卷藏书焚毁殆尽，这座葡萄牙人自14世纪开始精雕细琢、引以为傲的建筑只得彻底重建。奇怪的是，这场灾难却在葡萄牙掀起了唯一一股短暂的现代化浪潮，亦即庞巴尔侯爵——塞巴斯蒂昂·若泽·德卡瓦略·梅洛 （Sebastião José de Carvalho e Melo）治理时期。庞巴尔侯爵自1750年7月起担任国王堂·若泽一世的全权大臣，后来受命重建里斯本。在地震废墟之上，他的政府重新规划城市，拓宽街道，兴修广场、喷泉和新建筑。道路配备照明设施并定时清扫，花园打理精细，建筑井井有条。庞巴尔侯爵以铁腕执政，在重建首都之外，他最终改革了帝国本身的制度。他压制贵族势力，大力削弱教权，驱逐葡萄牙及其殖民地境内的耶稣会士，并从教会手中接管教育，进行改革。庞巴尔侯爵任上，所谓“开明专制”的时期在葡萄牙姗姗来迟。此时国王和众亲信压制贵族，手握绝对权力，不仅能改革国家制度，还可移风易俗，让王国面貌焕然一新。这是一段现代化改革时期，但还远未达到自由主义的标准。图书期刊的出版审查依旧严苛。庞巴尔侯爵上任前，审查权由教会和宗教裁判所掌管；随后，这一权力转移到国家手中。皇家审查署由政府指派的审查员组成，任何作品非经该机构预先严格筛查，一律不得出版销售。1777年2月24日，堂·若泽一世驾崩。这位体弱的国王曾将国家交给庞巴尔侯爵治理，而他离世后，改革的星火骤然熄灭。堂娜·玛丽亚一世是堂·若泽一世的女儿和继承人，也是葡萄牙历史上第一位女王，她重新将权力交由最保守、最度诚和最守旧的一部分贵族掌管。历史学家奥利维拉·马丁斯（Oliveira Martins）将女王称作“在将近300年间，耶稣会教育培养出的最虔诚的教徒”。“无论身处何地，女王都在念诵《玫瑰经》，祈祷室、神龛的每个角落都摆满了圣徒像，蜡烛和灯火常年不灭。”庞巴尔侯爵遭到排挤，1781年8月16日的一份法令禁止他接近王室，并规定他须与女王保持至少110公里的距离”，其目的是使之远离权力决策中心。随着庞巴尔侯爵的倒台及其改革精神的泯灭，葡萄牙再度沦为自身命运的囚徒。它注定是一个落后的乡村小国，无力斩断将其缚于过去的陈规陋习，依赖奴隶劳动进行榨取性生产，殖民地唾手可得却难以为继的财富让它深受荼毒。在欧洲大国利益的棋盘上，葡萄牙也只是一枚小小的棋子。它在更加富强的邻国之间徒劳地奉行中立政策，如同一只试图忽略周遭危险而把头埋进土里的鸵鸟。葡萄牙希望尽量远离冲突以避免他国报复,确保海外领土的财富平安抵达。然而，这一中立政策并非表面看来那么中立，葡萄牙一直将英国视作优先考虑的盟友。两国同盟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葡萄牙王国的起源，后者作为独立国家的存续同英国密不可分。1147年，英国十字军在远征圣地途中，协助葡萄牙年轻的开国之君——勃艮第的阿方索·恩里克斯（Afonso Henriques de Borgonha）驱逐摩尔人并攻克了邻近特茹河入海处的港口，即如今里斯本的所在地。双方第一份贸易协定签订于1308年。80年后的1387年，阿维什骑士团团长堂·若昂一世（D. João I）娶英国兰开斯特的菲利帕（Felipa de Lancaster），两国同盟再度深化。在英国帮助下，佩德罗一世（Pedro I）的私生子堂·若昂一世成为新阿维什王朝的君主，并在1414年迫使西班牙承认葡萄牙的独立地位。若昂一世与王后的儿子“航海家”堂·恩里克（D. Henrique）是公认的战略奇才，他大力发展航海事业，为地理大发现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建立铺平道路。讽刺的是，他本人从未出海远航。面临西、法两大邻国的不断威胁，假如与英国的历史性同盟未曾确立，葡萄牙或许数百年前便已不复存在。这是一段共赢的合作关系，英国也曾在有需要时从中获利。在葡萄牙协助下，英国于1704年攻占原属西班牙的直布罗陀，它至今仍是英国领土的一部分。在英国近300年卷入的所有重大冲突中，直布罗陀扼守地中海入口的战略地位都举足轻重。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在地中海挑起战争时，葡萄牙舰队协助英国海军司令纳尔逊上将封锁马耳他。1801年，葡萄牙遭到西班牙军队入侵，英国向其提供财政和兵力援助作为回报。1807年，当拿破仑大军压境、弱小的葡萄牙再次存亡未卜时，摄政王堂·若昂求助的正是这位古老的盟友。—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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