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迪·爱德华兹（Lindy Edwards）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学研究院，她曾是爱德华兹政府时期的经济顾问，现任民主党副主席娜塔莎·斯托特·戴斯波亚的私人经济顾问
19世纪末，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向世人宣告“上帝死了”，从而引发了20世纪的一场哲学大辩论。尼采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在世界上没有同类，我们需要自己创造我们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我们如何生活只能由我们自己负责。您一定会问：“这与经济学有何干系？”人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已经对上世纪那场大辩论确定了自己的立场，他们也许会更惊奇地发现这场大辩论在经济理性主义和广大民众之中产生了一个分水岭。这场辩论是围绕着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最基本理念进行的。经济理性主义关于人性的观点，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1900万人描绘了一幅贪婪地追逐个人私利的巨幅画卷。这些澳大利亚人在无情地追逐万能的金钱，几乎不与别人交流也很少考虑别人。但是，这幅巨图的画面比较混乱。怎样才能把这么多人凝聚起来成为一个社会？经济学家又如何根据这种混乱状态构建模型来证明社会世世代代都一直这样的在运行？经济学家们认为，答案在于宇宙的内在逻辑。按照经济理性主义者的观点，自然法则引导市场达到和谐。这一观点源自18世纪的启蒙科学家关于自然世界的解释。启蒙科学家们相信，自然世界是一部由上帝设计的巨型机器，宇宙受自然法则统治，正是这些法则依靠自己固有的装置引导宇宙走向一种神圣的和谐。1776年，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应用这一原理于人类，第一次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著名学说。根据斯密的学说，经济学得出结论认为市场内部也存在一个根本的法则，即追逐个人私利的人受到市场力量的左右，“看不见的手”会利用人的自私行为引导他们为社会创造财富。经济学认为，不要去约束或限制人的行为，人的行为逃不出这种和谐秩序的圈套。人们不自觉地把资源配置到对他们来说是最具有价值的事物上，从而为社会带来最大的产出。人的自私欲望驱动着巨型的自然机器的圆轮，创造更多的产品。您不相信？那就听听最近20年出现的这些政治咒语吧——“被释放的市场力量”、“解放市场”以及“竞争的巨大社会效益”。这些咒语让我们联想到那种需要被释放的内在自然力量，它意味着在政府管制的层面下存在一个发挥主导作用的自然秩序。某些很动听的理论叫嚷道：“解放竞争的力量！市场的力量会把我们推向富裕的繁荣！”对此，经济理性主义认为，这些自然力量利用了人为自己利益而相互斗争的力量，而这种斗争的力量被市场利用来创造更大的财富。按照这种观点，强大的市场使政府变得多余。纯正的经济理性主义者（与其他经济学家截然不同）认为，政府会破坏自然秩序。根据这一观点，绝大多数市场在没有受到外来破坏的情况下会自行运作，政府的干预扭曲了市场，造成市场混乱、无效率。政府干扰了价格机制，浪费了资源，制造了歧视。经济理性主义者相信，政府干预相当于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中饱少数人的私囊。例如，经济理性主义者认为，对汽车征收关税就是为某个利益主体创造利润而损害另一个利益主体的利益。政府通过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提高了进口汽车在澳大利亚的销售价格，对价格为10000美元的进口日本汽车征收20%的关税，会使日本汽车在澳大利亚的售价为12000美元。这一价格提高了澳大利亚汽车制造商销售他们自己生产的汽车的价格，而汽车价格的提高会增加本国汽车工业的利润，保住它的就业岗位。然而，汽车工业的利润是从汽车消费者手中得来的，因为消费者为购买汽车多支付了2000美元。政府就是如此以牺牲另一些利益主体的利益来保证某个利益主体的利润。几乎所有的扭曲市场的行动都对整个社会造成一种伤害，这便是经济理性主义者反复强调的一点。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国家竞争政策》杂志的鼓吹者们所做的左右逢源式的声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竞争尽管符合效率目标而且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却被视为与某些其他社会目标相悖。例如，政府可能希望出于公平或其他原因对某个群体予以特殊优惠……然而，政府肯定也可以采用不损害竞争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方法来实行同一目标。（《国家竞争政策》，独立调查委员会，1993年8月）国家竞争政策改革通常涉及取消传统上对受保护群体（往往是高收入群体）提供不公平优惠而社会其他群体不能享受的反竞争安排。（“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国家竞争政策》1999年1月）经济学分析发现，市场有时确实出现失灵，暴露出它自身的低效率和不公平，《国家竞争政策》的报告称之为“自由竞争有悖于经济效率的情况”。然而，经济理性主义者认为，政府对这个问题往往无能为力。他们认为，政府官员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私利。政府只关心推销政治，政府官员致力于营造他们个人的势力范围。结果，政府比市场更易于失灵。人类干预自然秩序的企图只会把事情办糟，不可能把事情处理得更好。他们认为，政府应当置身于市场之外。对政府作用的这种观点与经济理性主义对人性的看法相辅相成。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政府造成的扭曲，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并且拥有相同的机会。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每个人和每个企业都不具备操纵市场的能力。例如，你去购买一辆汽车时不可能说服销售商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此车卖给你，因为销售商可以向其他很多人销售此车；而销售商也不可能要求你支付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原因是你可以从其他销售商手中买到此类汽车。因此，按照经济理性主义者的观点，谁都不可能控制对方，人互相之间是自由的，但却平等地受到市场的约束。这种“相同的自我约束”逻辑在我们用这种世界观观察社会/文化要素时非常明显，引用著名的经济理性主义者撒切尔夫人的话说，即“不存在社会这种事物”。在这个强硬的观点中，政治和文化不值得论及。某些经济理性主义者采取了一种较为温和的路线，认为经济制度可以与文化、社会和政治问题分而论之，但经济可以在不考虑这些问题的条件下独立地观察。实际上，任何一条定律都可以使年轻的经济学家们以最有效率的方法去组织经济，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然后按照政治和社会的价值观来分配这些财富。换言之，社会和文化问题没有纳入经济理性主义者对社会如何运行的观点的视野之中。“旁观者”认为，宇宙中不存在任何自然秩序或者用尼采的话来说“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依靠自然力量来引领自己，只能靠社会自己，我们必须自己决定社会需要并自己来满足它。“旁观者”的观点有以下三个要义：一是人们必须团结起来，集体地管理自己。我们各自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社会按照各人的作用组成群体和社会机构，无论是正式的行业协会、教堂、工会或少年滑板队。二是管理我们自己这一任务非常艰辛，难在我们要去管理那些经常处于互相冲突状态下的群体的竞争利益，平衡它们对社会应当如何运行的看法。三是我们应当通过政治和政府来管理我们自己。这些社会群体/机构有其自身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教堂、工会运动、农民、土著居民社会以及采矿业都留下过它（他）们的踪迹。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群体/机构也在改变，时而分化，时而有新的群体组成，但绝大多数留在原处让下一代人继续向前。这些群体只是一个个人的集聚，可能有一些建筑物供他们居住。把他们集聚到一起的是从每一代人的更替之中形成的群体/组织的思想和价值观。每一个新生代都在社会中起着自己群体/组织的作用，并且和上一代一样极力将这个作用发挥光大。“旁观者”的观点认为，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它们互相补充、制约和威胁。工业制造商和农民、银行和临时工，所有社会群体都互相影响着。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很和谐，它们的利益和目标往往各异。有些社会群体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强势，它们互相统治，互相剥削。所有社会群体都滥用自己独有的权力资源，都利用其他群体的弱点。“旁观者”的观点认为，所有社会群体都在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旁观者”的观点还认为，市场为权力的使用和滥用创造了条件。社会群体在市场中人为地操纵目标，制造障碍。他们破坏市场，压抑市场的消费大民主。“旁观者”的观点根本不承认市场是一种民主，在不同社会群体所面对的种种不同的条件和障碍中，市场受到各种方式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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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如何与经济学家争辩》，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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