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年灾荒时饿肚子说起
文/黄仲华
一、前所未有的三年天灾
对于六十年代后岀生的人，不知道那三年有全国性的大灾大难，不知道那三年自然灾害究竟有多严重，可查阅国家《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里面有详细记载：
1959年，中国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降水量为正常年份的十分之一，河水断流，井塘干涸。受灾面积计6.8650亿亩，收成减产80%以上面积1373万公顷，且主要集中在七个主要产粮区，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对粮食生产影响十分重大。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蝗灾、粘虫灾，各种灾害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1960年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近百年少有的北方持续干旱，东部沿海地区的台风洪水灾害的特大灾害。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着发生，危害极大。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很大的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前期旱灾，后期水灾的特大自然灾害，灾情是百年未遇的。7—8月，海河、黄河平原连降暴雨，聊城、沧州有3500个村庄被水包围，280万人断粮，沧州专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14.9%，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
1959年到1962年，在全国发生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危机，从国家领袖到普通百姓，都在饿肚子。过去一直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有人称之为“三年大饥荒”，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上事实，可访谈现年65岁以上的人，他们都会记忆深刻。
作为亲历者，我那三年正是上小学三四年级。我亲眼所见的天灾是大旱，百日大旱，持续三年，都是发生在七月，水稻正含苞待放，是最需要水分的时候。塘干涸，河断流，太白湖快见底，人畜饮水都有困难。那时候没有水库，没有抽水机，天不下雨，田地无水，禾苗晒蔫了，路边的树木枯黄了。田畈地里的人纷纷中暑，人丹、十滴水、甘草、二花等基本药物供不应求。村道上浮着一层厚厚的土灰，田野里一片焦黄，塘底、沟渠、稻田等原来有水的地方，都龟裂的像历经风霜后老人脸上的皱纹。“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这不是水浒传里的诗，而是眼前的事实。
二、刻骨铭心的三年饿肚子
如今太平盛世，想吃啥有啥，没有经历过的人，谁会知道那三年灾害的严重，谁能体验饥肠辘辘的滋味？“前所未有的”旱灾连续三年，粮食产量降到历史的最低点，粮荒与饥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体验过连续三年的那饥肠辘辘的滋味的我，记忆是刻骨铭心的。
进入1959年春荒期，1958年公共食堂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的风光不再。大食堂已临断炊边缘，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标语贴在供饭处。食堂敲钟开饭时，我们拿一斤米的餐票，炊食员就用竹筒子做的量具发八斤粥。说叫粥，实际一碗粥里看不到几粒米，能照见人的影子在碗里。往往刚吃完，撒两泡尿，肚子又饿了。晚上食堂没饭供应，饿的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感觉肚皮好像贴到了背脊上，眼睁睁的等着天亮。早上起床上学，也是腿发软，心发慌，头发昏，走一段歇一肩（黄梅话叫肩，文字上叫段），好不容易才坚持走到学校。同学们一个个也是面黄饥瘦，往日天真活泼，欢蹦乱跳的景象看不到了。
不久食堂断炊了，队里没有粮发，家里更是粒米无存。干部也睁只眼闭只眼，任人们想方设法岀去找一个有饭吃的地方。迫于无奈，一些家里拖累不多的，有离乡背井去外省外县投亲靠友，有去龙感湖参加建场垦荒，有响应号召支边去新疆，也有盲流逃荒。1959年时，我家是上有老下有小七口之家，拖儿带女往哪里逃？父亲说：我们家在民国二十年，有爷爷死在逃荒路上，埋骨他乡的痛苦经历，荒不择路的事不重做，这次一定不走。黄天不绝无路之人，吃糠咽菜留条命，比流落他乡好。
对父亲所说吃糠咽菜中的糠，不是怕难吃，而是无糠可吃。食堂断炊后，家里没有分到稻谷，自然没有糠。当母亲发现柴房柴草下面有以前放在那里做柴烧的谷壳，就一点点掏岀来，洗净、晒干、焙焦、磨细成粉、做成“焦麦”和“糠粑”，与园里的老芥菜合在一起做成“芥菜粑”。麦收时分到一点小麦，磨出些麦粉，一餐拿一点岀来搞糊糊吃，麦麸皮掺野菜里做“麸皮粑”，红苕出来就搞苕糊糊吃。用苕渣和菜一起做成。吃过用细糠和二路糠掺各种野菜做成的“野菜粑”，还吃过一次最难吃的“观音土粑”，进口难，排岀去更难，经历过一次，就再不敢吃这个东西。这三年吃够了各种粑，以致后来对精细白面做的馒头都提不起食欲。
对父亲所说吃糠咽菜中的菜，我们一家人是老少齐上阵，各尽所能，寻找一切可食的菜品。一是种好菜园里的白菜、芥菜、萝卜菜等。二是我和我姐姐到各垅畈采摘的各种野菜，如在李垅、广咙、门口垅叼（黄梅话叫叼，文字上叫挖）王瓜菜又叫黄花菜，一种有点微苦的很霸王的野菜。在后背塘、双塘岸、洋毛山等处田岸地岸边，用剪刀剪回吃进口里甜甜的毛地芽，吃起来香香的地米菜、有点涩咀的野蒿，还有从各处田角地边采回的野芹菜、马齿苋。到黄桥河、门口车沟检螺蛳，到太白湖里摸蚌壳，到黄坳山上摘能吃的树叶，嫩嫩的黄栗树梢尖儿我们都掐回来，经水煮后加点盐可做菜也可充饥。还有趁中饭午后田畈没人时，我和姐姐偷偷地跑到吴山上、洋毛头生产队地里脱芝麻叶、红苕叶子回来补充菜的不足。三是生产队分一些集体组织种植的“瓜菜代”品种，如人们总结的灾年度荒三件宝，南瓜、萝卜和红苕。在三年灾荒时，是真真切切的“糠菜半年粮，清汤灌大肠”。
在那时候，我吃过最好吃的野菜是春雨后在上面山松树林检的松树菇、牛屎菇，在丝毛坦捡的地皮菇。地皮菇富含蛋白质，脂肪，对人体补铁养血极为有利。松树菇具有较强的药用价值，益肠健胃，止痛理气，增强身体免疫力有很好效果。牛屎菇是牛菌菇的俗称，是一道味道鲜美的蘑菇，还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可消肿清热，具有止血奇效。这些好吃的菇子，都是我和姐姐采摘回的。有一次家人吃了我和姐姐采回的野蘑菇，全家老小都头晕，恶心呕吐，是野蘑菇有毒，父母一时慌了神。好在中毒不重，多喝点温开水洗洗肠胃就好了。
有一天夜里，我和姐姐约好早起抬木梯去自已菜园剥油树皮，聊作充饥之物，却因小偷捷足先登，让我少了一个吃油树皮的经历。我和姐看看被剥树皮的油树，孤零零地竖在那里，愤愤的骂那不知名的偷剥树皮的贼，妈叹一声气后说：别骂了，这人也可怜，不是饿的没办法，也不至于此。
那时候家无存粮，老鼠也跟着饿肚子，啃木头就是它的看家本事。家里木箱、木柜等木制家俱都被老鼠啃的乱七八糟，还吵的人晚上睡不着觉。为灭这四害中的一害，父亲从郑公塔卖老鼠药的老周手上买了两包药，与炒熟了的糠搅拌在一起做成糠粑，放在不易察觉的阴暗处毒老鼠。哪知饥饿中的二弟发现了这个糠粑，三口两口就将这个毒糠粑吃得一干二净，接下来就是中毒反应，被发现，送医抢救，好不容易死里逃生，捡回了一条性命。父亲因此受到亲友和左邻右舍的不少埋怨和责怪，二弟自此就有了一个叫老周的外号，笑他是卖老鼠药的老周，这个外号一直伴他终身，成了永远的记忆。
挨饿最多的还是我的父母，不管是糠也好，菜也罢，大人都是存着点，优先我们小的吃。我吃了去上学，是坐在教室里。父母亲吃个半饱，还要下田去干重活。一九五九年冬，考田水库开工建设，父亲从始至终参与其中，尤其是降河漕时，繁重的体力劳动，严重的营养不良，已把身强力壮的农家汉子彻底拖垮了。
1960年冬，父亲已经满身浮肿，脸上肿得放光，腿上一按一个坑，半天弹不起来，医生诊断属严重的浮肿病，有生命危俭。幸好中央1961年1月发文：浮肿病的发生主要是营养不良，劳逸安排不当，重病人一律实行全休，分批集中收治。在此大慈大悲的政策下，父亲被送到大河区设在岳窑的收治点，由国家统一调拨来大米、黄豆、红枣、红糖等，使父亲转危为安，不到一月健康岀院。父亲说，在要命的时候，还是共产党来救命。共产党不能保证不饿饭，但能保证不饿死人。故自那时起，父亲和许多农民都认定共产党的政策，就是保证不饿死人的政策。三年大旱在1961年秋后有所缓解，农村大饥荒也开始好转。
三、三年自然灾害属属人力不可回天，与大跃进无关
现在回想起来，1959年春荒与那几个月吃大食堂是有一定的联系。放开肚皮吃，食堂很快吃空了库存，一大二公，干不干都能吃，使公社和群众失去了应有的储备。因而，当突如其来的灾荒到来时，便立即陷入饥荒的威胁。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致小队以上六级干部公开信中强调：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八十年代后，一些高知、精英著书立说，断言这三年全国饿死了三千万人，这话是造谣诽谤。如真饿死了三千万人，死人要占全国六亿人口二十分之一。黄梅县在全国算是重灾区之一，取平均值，黄梅县要摊到饿死三四万人的数字，谁见过黄梅县饿死三四万人？绝无此事。作为三年灾荒的亲历者，在我耳闻目睹的范围内，未见过直接饿死的人，这是客观事实。一些人以三年饥荒作为否定建国后前30年的依据，是别有用心且荒唐的。看2004年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文件怎么说：
1、1961年4月4日的CIA内部文件称：共产党政权正面对掌握大陆政权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困难。由于经济管理不善，特别是连续两年的严重自然灾害，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还低，但人口（比1957年）多了5000万。但是，大规模的饥荒并未发生。共产党政权的反应是优先解决农业问题，停止工业“大跃进”。1961年北平在仅有的一点外汇中拨出大约2亿美元，进口了近3百万吨食用谷物。
2、1962年4月13日的CIA内部文件称：中国1961年的粮食产量仍低于1957年，但是人口继续增加，多了6000万。一减一增，生活困难是难免的。不过，虽然一些地区的群众正遭受饥荒，但是，并未发生像旧中国那样司空见惯的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
连续三年“前所未有的”的自然灾害。使粮食产量降到历史的最低点，全国人口增长近1,2亿，人口暴涨与粮食危机形成尖锐的矛盾。城镇非农业人口剧増，超越了粮食供应的承受能力。据国家统计，从1958年到1960年全国非农业人口突破了3000万。保城镇吃饭需要粮食每年约150万吨，又相当一个中等国家。粮荒与饥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连美国中央情报局文件都如此说。断言“饿死了三千万人”是“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人，对共产党政权全盘否定的立场观点，比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用三年困难时期也无法否定建国后前三十年创造的奇迹
一些公知、精英总是竭力用三年饥荒，否定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毛泽东在世时取得的成就，对我们的后代造成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因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将历史真实告诉子孙后代。新中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是在经历了长达几十年战乱的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在物资资源极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下起步发展的。
自然灾害是不可抗拒的，但严重的自然灾害都会殃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历史上看，凡遇大灾之年，当民不聊生时总要天下大乱，常常威胁政权的安全，政权更替有的就在这时候发生。我国的“三年饥荒”也印证了这一规律。当我国进入“三年饥荒”时，蒋介石反攻大陆，企图颠覆红色政权。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催我还债，为三年困难雪上加霜。为战备，我国两弹一星研制处在关键阶段，大量资金投向国防科技。据统计，研制两弹一星总投资近500亿元，在最困难的几年每年也得数十亿的开支。但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又不能不为之，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挨饿总比挨打要好些”。为提高抗灾能力，1959—1960年间，全国有一亿壮劳力在水利工程的第一线。他们干的是重体力活。为此，国家不得不从国库调拨粮食支援兴修水利。仅此一项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年的消耗。这也是导致粮食危机的因素之一。
新中国前三十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跻身第六工业大国。基础设施建设堪称天翻地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完成了主要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大江大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了初步控制，到1979年全国共建成水库8.6万多座。尽管人口增长过快，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科技奇迹更是前所未有，只用了十几年就搞成了“两弹一星核潜艇”。
新中国前三十年，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奇迹，我们用劣势的装备，以弱胜强，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珍宝岛之战、西沙收复战等战争。打赢了一切对外战争，一洗百年挨打的耻辱，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相对的和平环境，打出了空前绝后的军事奇迹，从而跻身世界第三军事大国。
毛主席逝世时，“国库留下了5000亿斤粮食，1978年—1980年让全国人民吃三年陈粮。还留下了500多万吨棉花，20多亿美元，1974年，陈云向李先念建议购进黄金600吨，这些实物相当于现在几万亿。“毛主席时代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搞建设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负担，建国初期如脱缰野马的通胀治理后，物价一直稳定，再无通货膨胀。”新中国建国后的前30年，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完全崭新的道路，虽然在探索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波折，出现过一些曲折，但所取得的成就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台湾作家李敖说的一段话：“有本事把两弹一星拆了重新研制！有本事退出联合国五常重新加入，有本事别变卖毛主席建造的工厂矿山，有本事让美军重新打到鸭绿江边，再把美国打回三八线，有本事把国民党500万美械大军请回来，重新开始三大战役，有本事就退回到1949年的一片瓦砾，让你建27年，然后再与毛主席比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