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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后不久,因为中苏关系紧张,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晋南建的是541工程,建厂后要生产常规武器。工程指挥部从地区各公社抽调大批社员参加基础建设,一些知青也参与其中,那时不叫农民工,而被称为民兵团战士,由地区武装部的部长率队。
所谓基础建设,是从挖土方开始,晋南多丘陵,以前学习大寨,顺着丘陵的起伏挖成梯田。此时要毁了梯田,平整土地,那个年代没有大型机械,全凭人力,大家推着小平车,挥汗如雨,往来奔忙,工地上大喇叭造势,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除了民兵团,建筑公司、安装公司等施工单位也进驻了,因为建的是兵工厂,工地上还有部队进驻。
当时要求先建设后生活,所以吃和住的条件都很艰苦。不过对于知青来说,本来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何况这里已经比村里好多了,而且每月还有45元的工资,大家都很知足,干活儿也特别卖力。
我们在宣传队就更知足了,不用汗流浃背地在工地上吃苦,排练演出轻松快乐。我们有时还到深山里为村民演出。那时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啊,一切都是原生态,无法乘车,我们沿着山谷前行,山谷里的红杜鹃开得那个美呀,漫山遍野,宛如仙境。山民特别朴实,拿出用斗装着的核桃招待我们,不过不一会儿大伙就吃不动了,乐队指挥创造了新吃法,他把核桃仁放在火上烤,这样就不觉得太过油腻了。大家高兴,演出也特别卖力,几个北京女知青演的忆苦节目,村民哭成一团,她们自己也泪流不止。
工地上北京知青占绝对多数,宣传队里北京知青更多。宣传队在外出演出时,出过一回事。我们住在招待所,平房,晚上有坏人进了女生的房间,招待所也是大通铺,都是头朝外并排睡,那人在黑暗中挨着摸,摸到一个女知青时,她突然大哭起来,她嗓门本来就大,受了惊吓,哭得就更是惊天动地了,坏人吓跑了,屋里的女生也都跟着哭起来。这下子,把我们的队长惊醒了,他“噌”地一下子从他的房里跑出来,竟忘了什么也没穿,老汉平时是裸睡的。
坏人没捉着,队长安抚了好长时间,哭声才平息下来。我们这边议论说,其实第一个被摸的是另一个北京女知青,她心眼特别多,吓得不敢出声。这个女知青的妈妈是个很有名气的评剧演员,艺名叫芙蓉花。
知青们爱往一块凑,我也因此认识了不少北京知青。满文斌和李明光是两个北京的回族知青,我们有时一起吃饭,他们也抢猪肉吃,说是在村里早把胃耗得像个沙漏儿,哪能放过任何一点油水?规矩是规矩,但毕竟拗不过肚子呀。不过我和满文斌一起回家时,他邀请我去他家,一再嘱咐我,见了他家人千万别提他们吃猪肉的事。他清瘦的父亲刚一见面就给我端上一盘羊杂碎,肉和碟子都出奇的干净清爽,碟子一边还放着些花椒盐。来客人先上一盘杂碎,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回族的礼节。
有个北京女知青叫王黛,一见面就讲笑话出洋相,如果那时就兴演小品,她绝不会输给宋丹丹。而和她在一起的另一个女知青姓傅,却见了人先脸红,很少在公共场合说话。几个来自北京重点中学的高中生,身上明显带有书卷气,说起他们的母校北京四中、一0一中学来,依然透出一股自豪之气。我们宣传队有个北师大二附中的,吹笛子,父母都是著名的专家,他来了没几天就离开了,去了湖北,投奔他下放到干校的父母去了。
知青们正处在恋爱的年龄,难免会有些故事。一个姓郭的北京女知青,来到三线工地后,疏远了在村里的知青男友,男友专门找到工地来,只为了“臭”她,一时之间弄得她灰头土脸的。知青在当地人眼里被说成洋气,漂亮的当地女孩往往瞄着男知青,还真成了几对儿,也有女知青与当地青年好上的,不过少之又少。
工地上有一个长相特别出众的北京女知青,叫果绍英,是广播员。她的面容艳若桃花,而她的端庄又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的美用文字真的难以表达。不过她成了一个军官的“菜”,那个年代现役军人追女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况且那个军官生得浓眉大眼,白净富态。他喜欢和我们知青打交道,有一次,我随口问他老家是哪的,他顿了一下,竟然说出让我惊愕不已的回答:我忘了。一个连自己家乡都耻于说出口的人太不可理喻了!不知后来小果有没有嫁给他,如果嫁了,会幸福吗?
不过这种生活很短暂,两年后,随着中苏关系缓和,大政策又变了,民兵团陆续撤出工地,知青们也都回了村,而这时开始有了选调,知青们各奔前程,工地生活只留存在记忆里了。
作者简介
程芷,北京市朝阳区人,作品曾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农民日报》等报刊刊登。是《鄂东文史哲》公众号忠实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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