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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将“温而厉”作为古典中国的师范形象。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能配得上这三个字的夫子其实并不多，蔡元培先生恰恰就拥有这一复合型人格。蔡元培的弟子兼同乡，也是继任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曾说过：“（蔡）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阳光）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简单来说，平常日子里的蔡元培是温文尔雅的，但碰到大事时，他却比谁都刚。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55周年。历史之中的故人，时间背后的故事，即使是雪泥鸿爪，也能让我们深感亲和温暖与师尊凛然。
蔡元培
蔡先生受传统文化的浸润很深。他是中正平和的谦谦君子，忠厚温和里蕴藏着儒家“克己复礼为仁”的美德。他宅心仁厚，有副“菩萨心肠”，不坐人抬的轿子，因为几个人抬一个人“既不经济又不人道”；他待人宽恕，面对学术争论，即便有人诋毁他如“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一般，他写文章反击时仍然平情论理。蔡元培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他三顾茅庐，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他慧眼识才，凭几篇文章就大胆启用自学成才的梁漱溟；他还聘任拖着辫子的“怪杰”、遗老，让目高于顶的辜鸿铭、黄侃这些老派学究心悦诚服。狂儒辜鸿铭公开表示他是除自己以外中国唯二的“好人”。
图为蔡元培与蒋梦麟（左一）、胡适（左三）、李大钊（左四）的合影
但是，好人不是老好人，他的宽仁不同于和稀泥的“好好先生”，而是“大人”的沉毅成全。比如，他曾倾力支持、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人身安全。“五四运动”爆发后，为营救被捕学生，爱生心切的蔡元培日夜奔走。5月4日当晚，他找到段祺瑞亲信孙宝琦，希望得到帮助，甚至无奈使出“绝招”——“赖”在对方家中好几个小时，直到凌晨都不走。此后，他又与警察总监交涉，愿以身家保释被捕学生。在他的百般努力下，几天后20名学生终于全部释放。学生返校时，蔡元培率全校师生在红楼广场迎接，致词慰勉。被捕学生许德珩此后回忆那一幕：“先生含着眼泪，强作笑容来勉励学生、安慰学生。那种慈祥伟大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今日多多的回忆，是值得我们办教育的人多多效法的。”蔡先生的人格，载荷着“时代”和“文化”的分量，以极具宽广的视野提出属于他自己、也属于中华民族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自由与包容，是思想理念、学术主张，也是仁者风度和君子雅量。如果说，蔡先生圆通仁厚的“无所不容”是“温”的一面，那么，他“一遇大事，不肯苟同”的“有所不为”，则是他“厉”的一面。1916年8月，蔡元培在法国收到北洋政府电报，敦请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同志、故旧的反对声中，蔡先生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回国任职。当时的北大歪风横行，被谑称为“官僚养成所”，之前的四任校长，都被灰头土脸地“赶”出了北大。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签署任命状，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蔡先生初掌北大，既有胆量，又有身手。1917年1月，凛冬的北京大雪纷飞，黄沙扑面。北京大学的校门口，两排校工恭立两侧，迎接新校长。在就职典礼上，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对青年学子提出了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大要求，直说读书不是混文凭，做学问不是做官。因其直抒胸臆、掷地有声，还入选了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成为演讲的范文。在端正学风的同时，他对教员也加以整肃。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里，有这么一个场景：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在北大的学生和老师中间，宣读蔡校长关于成立“进德会”的“八戒主张”。甲种会员持三戒、乙种会员持五戒、丙种会员持八戒。在当时提出“持戒”，是蔡先生基于教育家的德行，更是革命家的厉行。“绳己”“律人”“止谤”是蔡元培构想的效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是蔡元培理想的人格。“进德会”荡涤了当时北大的晦雾，客观上起到了矫正颓俗的作用。当然，他的厉，绝不仅仅体现在办校治学上。在坚持理想信念上，蔡先生始终砥身砺行、风骨嶙峋，是“不可假借的斗士”。从翰林院编修到教育总长再到北大校长，蔡先生在“职场”共有20余次请辞，仅在北大任上就有7次。表面上，辞职是因为不愿“仰人鼻息”，根本却在守正不阿的人格标准和底线。“辞职”不是“消极的免些纠纷”，而是一种“抵抗的奋斗方式”。蔡元培奋斗不辍的一生，是中国文化“刚健有为”的垂范。这套处事哲学总则在他身上更多地表现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止健”与“大正”，它是刚健而能节制的“中正”态度，也是“刚中而应，行险而顺”的“刚中”精神。
位于绍兴的蔡元培故居
独特的人格形象，总是在复杂而又激荡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炼成。蔡元培临于激进和保守之境，处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他的温与厉，来自个性和血性的禀赋，也与当时的时代格局紧密相关。蔡元培是从江南的竹丝台门走出来的末代士大夫。他22岁中举，27岁便授职翰林院编修。“出于孔孟之教，本于忠恕两字”，他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浑然天成者，他的容让和自律、清廉和节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如此，他也是“旧垒”中率先走向现代的先觉者。他前后五次留学，尤其钟爱德国哲学。大凡演讲和文章，他总是兴趣盎然地谈论中西方的文学、史学、哲学、美术、音乐、伦理等等。蔡先生的身上，兼容中国的“礼”和西方的“理”，融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越地文化在他身上埋下了“柔中蕴刚”的基因。恰似绍兴的酒和剑这两味符号：温，有似酒的温敦圆融；厉，有似剑的刚正决断。绍兴是厚德载物的人文渊薮，绍兴酒以“稽山何巍巍”埋存，以“浙江水汤汤”酿就——王羲之酣醉之际挥笔写就“天下第一行书”，李白举杯尽欢在浙东唐诗之路上得意人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兼具风雅和风流，氤氲的是“温”的品性。绍兴也是报国雪耻之乡。春秋争霸，越王勾践复国雪耻；明清嬗变，刘宗周、祁彪佳、倪元璐等以身殉国；辛亥风云，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舍生取义……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越中先贤刚柔并济的风骨，深深复刻在蔡元培身上，成为他为人处世的索引和标尺。反强权、反独裁、反侵略、争平等，一直是蔡元培生命中色彩最浓郁的部分。这源于他深沉的家国情怀，当国家民族于风雨之中飘零，他穷其一生都在读书与救国之间寻找出路。他在上海张园演讲并在《苏报》撰文，发起拒法、拒俄运动；参加反清暗杀团并加入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创立《公论》报，抨击袁世凯的独裁行径；“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他联合蒋梦麟等揭发日本的罪恶行径，呼吁制止日军暴行……美国哲学家杜威说，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先生的背影，引领着那个群星闪耀的觉醒年代。时间如流。这位文化麦田的守望者，他的温雅美德、厉直秉性，他的和而不同、刚健有为，不断激励后来者以文为碑、以心为碑、以行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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