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雨巷的戴望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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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说到戴望舒，永远有一条绕不过去的雨巷。1927年夏，避居松江友人家的戴望舒枕着夜雨与彷徨，以故乡——杭州大塔儿巷为原型，创造了雨巷和丁香姑娘这两个具有跨时空意义的诗意形象。

这首为他带来无数赞誉的《雨巷》，也让世人一直误读了戴望舒其人，给他打上了忧郁、彷徨、寂寞的标签。

事实上，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戴望舒走出了书斋，直面残酷的现实，不仅诗歌的内容和风格发生了变化，而且以实际行动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向往革命。回望戴望舒人生的下半场，他从“雨巷诗人”转变成为爱国志士，以笔为戈，书写着家国情怀的新诗篇。

下雨天的杭州小巷里，最能感受《雨巷》的诗意

一

写这首诗的时候，戴望舒处于人生的迷茫期。

经过了大学先进思潮的洗礼，20岁出头的戴望舒已加入共青团。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戴望舒与同学一道躲避在施蛰存松江的家中。彷徨时刻，戴望舒遇上了十八岁的施绛年，他以为这就是他的丁香姑娘。

这是一首充满中国古典诗词意境的新诗，犹如一幅用文字画就的水墨丹青。

朱自清评《雨巷》时说：“他（戴望舒）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铿锵而是轻清的；也找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

当然，更为让无数人沉醉的，是对美与爱情的追求，《雨巷》写出了无数人心中最美好的模样，这才是96年后的今天，依然有人钟情《雨巷》的原因。

现在的大塔儿巷（雨巷） 图源：上城发布

有学者评价说：“戴望舒积极寻找中西诗歌艺术的融合点，创造出了属于自己民族的现代诗。”

“诗的韵律不应只有肤浅的存在。它不应存在于文字的音韵抑扬这表面，而应存在于诗情的抑扬顿挫这内里。”这是戴望舒对新诗的理解。

内容重于形式，这和孔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兴起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新诗，抛弃了韵脚的束缚，承继了中国诗歌的精髓。戴望舒一生创作的九十余首诗，大多以中国民族文化为魂，推动中国的新诗走出了一条新路。

二

写完《雨巷》后不久，在杭州大塔儿巷，戴望舒写了一首风格意境迥异的《断指》。

“这断指上还染着油墨底痕迹，是赤色的，是可爱的光辉的赤色的”，那抹赤色让原本为悲伤沉沦的人们受到鼓舞，“它很灿烂地在这截断的手指上，正如他责备别人懦怯的目光在我心头一样”。

戴望舒

这首诗来源于戴望舒的亲身经历。1928年春，被戴家收留的共产党人孔另境带回了一则消息，杭县（今余杭区）县委书记池菊章牺牲了。池菊章投身革命前，曾感情受挫留下一截断指，却未曾想到这成了他最后的遗骸。

当哀怨的丁香凋谢，埋葬断指的土地上开出了新花。

香港沦陷后，戴望舒在理发店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在日寇“阴湿，窒息的窄笼”里，戴望舒经受了足以磨灭肉体的苦刑：“从口鼻一齐喝水，然后给踩肚子，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

肉体的苦难没有让戴望舒屈服，在狱中他没有供出任何一个名字，心存死志留下了“精神遗嘱”《狱中题壁》。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着太阳，沐着飘风：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

七个星期后，时局缓和，戴望舒被友人保释出狱。出狱后戴望舒用血泪凝成了人生最强音：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我用残损的手掌》）

尽管遍体鳞伤的身体就像当时满目疮痍的中国，他依然对“永恒的中国”充满信心，坚信“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正如戴望舒在《偶成》中所写：

“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是的，像花一样重开的这一天，终会到来。

三

诗歌并不是戴望舒为国战斗的唯一武器。怀揣着担当道义的知识分子情怀，戴望舒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为祖国解放和社会进步而斗争。

在香港期间，他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编辑。戴望舒在创刊小言中写道：“《星座》能够为它的读者忠实地代替了天上的星星，与港岸周遭的灯光同尽一点照明职责。”

短时间内，郁达夫、沈从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萧红等作家以及来自延安的作品出现在《星座》，使之成为当时抗战文艺的舆论阵地。

戴望舒一生翻译过法语、西班牙语等多种外语著作。他的翻译快速而精准，又兼具艺术性。翻译本约明·高力里的《俄罗斯革命中的诗人们》他只用了半个月。1941年，本书的全部以《苏联文学史话》为题在香港出版，戴望舒在译者附记中写道，作者的目的是要指出“俄国的文学是怎样的去和革命相结合，又从那一条路去和它结合。”

作为译者，戴望舒像一条纽带，将革命的思想带入了祖国。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他顶着巨大的压力翻译了一系列社会主义阵营的著作，这其中包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报道、苏联小说。

逝世之前，他仍带病坚持甚至提前办理出院，要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翻译成法语。

位于北京万安墓园内的戴望舒墓

1950年初春，戴望舒溘然长逝。他被静静葬在了北京西山脚下，与朱自清毗邻而居，茅盾所题的碑文仅“诗人戴望舒之墓”七个字。

诗言志，戴望舒的作品就像一滴水，饱含着朴素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感，个人虽历经苦难而始终满怀胜利信心。尽管时代在变化，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一脉相承，在各个领域闪耀着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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