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何爱啃“大部头”
近段时间，由长篇科幻小说《三体》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自播出以来，口碑牢牢占据热播榜前排，让期待已久的“原著粉”们格外惊喜。
像《三体》这样，原著受欢迎、改编作品也受欢迎的“大部头”作品不在少数。前不久，央视发布2023年重点电视剧播出片单，30部新剧里，有多部改编自我们熟悉的长篇作品，比如路遥的《人生》、陈彦的《主角》、徐则臣的《北上》等。这些作品看上去厚，有体量；拿在手重，有分量。因此，很多人称其为“大部头”。
在笔者心中，长篇小说不失为文学百花园中，最富有魅力、最大放异彩的门类之一。就像有读者感叹的，看长篇小说，就仿佛和一位好友走了漫长的一程，令人无法自拔、恋恋不舍。
多少人的学生时代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宿舍里打着手电躲在被子里，避过舍务老师的查房，读苏童、余华、朱苏进、贾平凹、刘震云的小说。时光流逝，不变的依然是很多人对长篇大作的情怀。
如今，当我们走进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为何依旧能抓住人心？对浙江而言，又有何启发？
中国人历来擅长讲故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钩沉了上至远古神话、六朝志怪奇谈，下至唐宋传奇杂文、明清各类小说的史料。小说在古代虽然一度被认为“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但在民间始终有着独特活力。
《收获》《十月》《当代》等文学大刊的长篇小说专号，吸引不少人“追粉”。很多人的枕边，都曾放着一本厚厚的小说。
在中国文坛，专门为长篇小说设立的茅盾文学奖，对参评作品版面字数的“硬杠杠”是13万字以上。梁晓声《人世间》115万字，陈忠实《白鹿原》近55万字，陈彦《主角》70万余字，李洱《应物兄》84万余字。
也正得益于如此体量，长篇小说让作者拥有了足够大的“画布”，他们得以放开手去描绘时空的纵深、故事的起伏、情感的波澜，也因此成为二度创作的宝库。
就拿《红楼梦》来说，由其改编的影视剧多达十余部，相关内容还惠及了戏曲、话剧、文创、旅游等诸多领域。金庸的《笑傲江湖》《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等，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被翻拍到今天，反复被搬上荧屏。
有资料显示，茅奖自设立以来的48部获奖长篇小说中，有超过半数的作品被改编，以电影、电视剧、话剧等形式呈现。
可见，优秀的长篇小说，不仅原著让人感到余韵悠长，改编作品也能让人看了又看、意犹未尽。它们故事不同、人物各异，在万千的文学气象里，回旋着时代的声音，沉浮着人物的各式命运，在一批又一批的读者品读和回味中，意蕴变得愈发厚重。
如果要问，为什么长篇小说有如此魅力？答案其实就蕴藏在“大部头”之中。
首先，厚重的篇幅让作家得以将他们对社会、对时代的敏锐感知充分描绘出来，构建广阔的社会图景，呈现精神的力量。
比如，浙江作家王旭烽的新作《望江南》，以“茶”的视角，又一次谱写浙江篇章、江南篇章。时代风云、家国命运在兴变，江南茶人的人生亦跟着起伏，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传统、理想和中国精神”是恒常的，依然在延续、在持守。
阿耐的《大江东去》被改编为电视剧《大江大河》热播，这部作品亦融个人史和时代史于一炉，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迁，“真实还原了一代人的创业生活、奋斗历程和命运沉浮”。
张忌的《南货店》讲述了20年时光里供销社的浮沉，打酒论提、买烟按支、买布用票的时代场景，唤醒了一代人尘封的记忆。
有人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些作品里，社会发展的历史场景得以在绵长的叙述中娓娓道来，我们从中看见父辈和自己，也能看见过去、现在和未来。
其次，长长的故事线足以串起一个个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足足地吊起读者胃口、牵动读者心绪。
梁晓声的《人世间》以平民子弟周秉昆的生活为线索，串联起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知青返城、恢复高考等诸多社会现象，在中国社会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变迁中，人物命运故事随之呈现。
被誉为中国“谍战小说之王”的麦家，在《解密》《暗算》《风声》三部曲中，将悬念、谜题设置得扣人心弦，随着故事推进，一层层抽丝剥茧揭开真相，让多少人一口气读完，而这也是其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在这类作品中，作者隐于幕后，像一位将军一般，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或悬念丛生、或起落开合的故事场景。
最后，经久不衰的长篇小说总是能给人以回味，情感上的共鸣、精神上的震撼、思想上的启示，都是长篇巨著“压得住舱”的实力。
路遥燃尽生命写成《平凡的世界》，用朴实语言讲述了一个普通陕北家庭的奋斗故事；陈彦的《装台》讲述了普通劳动者以诚实劳动“装台”的故事……还有近两年涌现出来的长篇大作，如王跃文的《家山》、葛亮的《燕食记》、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关仁山的《白洋淀上》、胡学文的《有生》、叶舟的《凉州十八拍》……
王旭烽 《茶人三部曲》
一本立得住的“大部头”，最能体现一个写作者的“江湖地位”。但创作长篇小说呕心沥血的程度、立意架构的高度、作品内涵的广度深度，相对于其他文学形式来说，要求都更高。
比如，陈忠实创作《白鹿原》时，经过两年构思准备，八个月写作初稿，又花费两年打磨完善，最终完成这部他人生中的“垫棺作枕”之作，《白鹿原》也被誉为“一部渭河平原近现代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
一个作家需要“扛鼎之作”，一个省份亦然。那么，“扛鼎之作”的诞生到底有什么诀窍？
对作者来说，创作没有捷径，秘诀就是力戒浮躁、踏踏实实，下定“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决心，坚定“玉汝于成”出精品的意识，相信“吹尽狂沙始到金”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文化建设需要的是埋头苦干而不是急功近利，需要的是一砖一瓦的积累和一代一代的传承，而不是立竿见影和轰动效应。”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
对有关部门来说，要做好引导和服务作家的“店小二”，给作家们提供更多帮助，完善全周期文学精品创作服务机制，提升精品大作创作的组织化程度。
去年，中国作协在杭州临安建立了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为作家调研采风、挖掘接地气的生活故事扎下了“根据地”。类似这样的“借力”和“助力”，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比如发挥“之江潮”杯大奖的牵引撬动作用，营造更好的文艺创作生态，引入全国名家大家来浙江、写浙江，让浙江成为文学工作者的“大本营”、优秀文学作品的“孵化器”，等等。
今年下半年，新一届茅奖颁奖盛典将在茅盾先生的故里桐乡乌镇举办，全国文坛的名家大家将汇聚这里，相信这次盛会将点燃浙江作家创作长篇小说的热情，全社会也将形成关注文学、助力文学的浓厚氛围。
浙江自古文脉深厚、名家辈出，尤其到近现代，涌现出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一批文学大家。前人打下的“文化江山”和“江湖地位”，需要倍加珍惜。而再度出现像鲁迅、茅盾这样引领一个时代、标注一个时代的文学巨匠，更多涌现为国家和时代书写、深刻反映人民现实生活的鸿篇巨作，是浙江一直不懈奋斗的方向。
我们相信，在各方的全力推动下，更多见筋骨、见精神、有价值、有流量的精品力作，会诞生在之江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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