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判断与技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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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干事、改革创新，经常面临两难判断。一件事办还是不办？一项工作干还是不干？一些决策者既怕把握不好上级精神“做多错多”，又怕本领恐慌“好心办了坏事”，索性碰到困难绕道走，一有问题往后拖，不下文件不办事，不见批示不执行，有的事情看似合法合规，其实并没有办到老百姓心坎上，群众也有不少意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发展稳定工作那么多，要做好工作都要担当作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做事总是有风险的。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决地干。总书记的话告诉我们，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党员干部就应该做。

李强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谈到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时提出，凡事要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不能简单地只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这两个判断事实上说明，党员干部应该做的工作就要想方设法去做好，做有创造力的执行者，而不能找任何借口推脱。

那么，技术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用好这两个判断，为改革创新事业打开新局面？

图源：视觉中国

一

决策就是选择，选择源于判断。顾名思义，价值判断上“应不应该”的依据是价值观、执政理念、发展规律等，主要在原则性问题上辨析对错，把更多不可能变为可能；而技术判断上“可不可以”的依据是过往经验、条文规定、数据分析，等等，侧重在整体利益考量上权衡利弊、判断可行性，从本位出发机械执行。

把“实事办好”离不开“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判断，把“好事办实”则离不开基于研究扎实、实事求是的技术判断。然而，正确的决策必须在价值判断和技术判断的排序上保持高度的清醒。

从两者关系来看，“看对错”是方向，“看利弊”是条件，缺一不可。没有“以百姓心为心”，面对群众诉求只会对着形式上的条文，机械地打钩画叉，就是只做了技术判断，却没做价值判断。脱贫攻坚中，一些地方盲目跟风发展不适合当地的产业，导致“好心办坏事”，就是典型的只做价值判断，缺乏技术判断。

有的决策者之所以会迷恋简单技术判断而跳过价值判断，是因为技术判断的判断标准看似更清晰，可供参考的资料、经验更易获取，容易产生“路径依赖”；而价值判断似乎比较抽象，需要决策者具备更加主动的思考和更为长远的眼光，有时甚至要为无先例可循的决策而挑担子、担风险。还有部分决策者把技术判断当借口，却一门心思想着给自己留后路，看似有理有据有技术，实质却是精致利己主义、本位主义在作祟。

我们常说，要做正确的事，然后正确地做事。面对改革过程中的各种抉择，要果断作出价值判断，由此明确方向，再依靠技术判断来解决具体问题。不能抱着求稳怕乱、击鼓传花、得过且过的心态，以各种客观限制为借口，不想为、不敢为、不作为，这样只会错失先机、付出代价。

二

回顾浙江改革发展的历史，如果凡事只问“可不可以办”，不问“应不应该办”，就不会有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华丽蜕变。

上世纪80年代，谢高华毅然拍板给路边摊市场“开绿灯”，首创“兴商建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四个允许”、简化税制，并在开放市场的过程中冲破重重阻碍，催生培育了义乌这一“建在市场上的城市”。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年销售额超5000亿元，成就“鸡毛飞上天”的传奇。

很多先例告诉我们，发展机遇稍纵即逝，容不得瞻前顾后。发展面前，如果“随大流等等看”，一念之差就会失之千里；如果“差不多就行”，一步之遥就会咫尺天涯。

如今的义乌国际商贸城 图源：视觉中国

能不能正确处理这两个判断的关系，背后反映着党员干部肩膀够不够“硬”，能不能担当。

《习近平浙江足迹》记载，1999年末的丽水，正处于撤地设市过渡期，财力非常有限，但还是启动了城市防洪工程建设。对此一些干部认为：“花大力气、大价钱征迁的土地，白白浪费了！”2002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丽水调研时注意到了这个争议项目，他指出：“既要把防洪工程建成城市的安全屏障，也要让它成为城市的亮丽风景线。”从而彻底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在那个已经习惯把GDP作为判定工作好坏重要标准的时期，能够厘出建设生态、绿色发展的思路，去关心身边的一草一木、去关心城市的安全基础，用长远的眼光去谋划到底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福祉，很是不易。这才是应该办的事情。

无论何时何地，人民利益始终是决策判断最重的那块“砝码”。在这道判断题面前，必须把握的标尺是，为民造福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宗旨，容不得权衡取舍。凡是为民造福的事就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就坚决不办。

三

如今，中国经济刚刚从大疫中初愈，再加上外部环境瞬息万变，不管哪一级政府面对的困难都不少。一些老问题可能还没有解决，一些新情况又不断涌现，特别是在一些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没有先例可以遵循的情况面前，干事创业不一定能够放开手脚，这时候不妨就从“应不应该办”与“可不可以办”的辩证关系中寻找解题方法。

在“为谁办事情”这个问题上一点都不能含糊。中国政府是人民政府、服务政府，一切工作都要从服务老百姓出发。如果不把屁股端端地坐在人民群众这一面，位置是坐不稳的。开展一项工作、制定一项决策之前，应该问问自己：是先看到小我，还是先看到大我？是先看到职位，还是先看到事业？不能因事情有难度，就将群众拒之门外、置之不理，更不能为了一味完成指标任务刷政绩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要想方设法为群众排忧解难，把应该办的事办成办好。

跳出条条框框的思维定势，“超纲”内容要努力寻找新解法。没有哪一个办法、哪一条经验可以包打天下，有些问题看似不能解决，其实只要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就能找到全新的解决办法。面对多元多样的群众诉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不能老想着“以前是怎么样”“这事不可能”，而是要实事求是地研究应该怎样做最合理、最高效，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中改革创新、大胆探索。

“可不可以”强调的可行性也不容忽视。违背规律、突破底线，就会撞到“南墙”。执政施策过程中，需要多学习、多思考、多调研，所有的好主意、好办法都是从基层长出来的，从人民群众中冒出来的，对群众了解得越深入，才能对规律把握得越透彻，决策才能更科学。

认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背着石头上山”的劲头。当前，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很多麻烦需要克服、很多风险需要排除、很多沟坎需要跨越，轻轻松松敲锣打鼓是过不去的，只想在鲜花与掌声中为人民办事，也是不切实际的。各级政府需要把吃苦头作为常态，少考虑个人后路，多考虑群众的出路，把责任担当起来。对敢干事者也要有更多的“审慎包容”，为担当者担当，让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成为时代风尚。

总而言之，干事创业不能只想着留“后路”，“应不应该”确定后，哪怕面对别人一时的不理解、不看好，只要方向找对了、问题看准了，就应当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坚定不移干起来，历史和人民会有正确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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