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与“下”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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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浙江的几项大动作很“吸睛”、受关注。

20年前发端的“浦江经验”频频刷屏，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专题调研；出台容错纠错实施办法，加紧制定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实施细则，释放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强烈信号；“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动，不断走向深入、开花挂果……

把这些浙江“动作”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何看待并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是其中共同的逻辑。

杭州 图源：视觉中国

一

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别大、发展不平衡。如何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对基层社会进行有效治理，是一道难题。稍有不慎，往往陷入“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如果“上归上”“下归下”，两者之间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就会出现“基层声音上不去”“党的政策下不来”“上面的思路解决不了下面的问题”等现象，影响社会稳定发展。在处理“上”与“下”这对关系上，浙江探索形成了两大经验。

自上而下，变上访为下访。一提到信访，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群众乌泱泱上访的场景。比如，在20年前的浦江，一个星期中至少有两三天，信访群众从县政府的二楼一直排到三楼。在三楼办公的县领导，进出办公室都要穿过层层“包围”。

针对这一难题，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并带头下访接待群众，破解信访积案“老大难”问题，变上访为下访，变被动为主动，变“公文转着办”为“就地马上办”，变信访拐弯办为领导直接办，推动形成了“浦江经验”。

这些年，浙江先后制定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等制度，让“上”与“下”更加紧密。

如果说“浦江经验”自上而下、重在破难，那么“枫桥经验”就是自下而上、重在预防。

自下而上，变矛盾上交为就地解决。20世纪60年代，诸暨枫桥的干部群众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此后，“枫桥经验”不断丰富发展。基层通过群防群治、自主发现，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力争最大限度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无论是“浦江经验”还是“枫桥经验”，都打通了“上”与“下”，从领导干部与基层群众之间上下相隔，逐渐发展为有来有往、双向互动，是浙江在基层治理模式上的探索创新。

金华浦江 图源：视觉中国

二

除了基层治理外，这种“上”与“下”的辩证法，同样体现在选贤任能方面。

前不久，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重磅发布省里出台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1+3”组合拳，“1”就是树牢“四个坚持、八个不”选贤任能导向，“3”就是干部能上能下、容错纠错机制、综合考核体系。

这套组合拳鲜明亮出了干部优与劣的标尺、上与下的准绳，把“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讲得清清楚楚，意在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和从政环境。

什么样的干部能上？浙江率先开展省担当作为好干部评选表彰，坚持以实绩论英雄，及时把他们用到关键岗位、重要岗位上来，向社会传递让担当者“吃香”的强烈信号。

什么样的人必须下？不可否认，在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爱惜羽毛、怕干多错多”的顾虑心理，“徘徊观望、不敢冒头”的从众心理，“不会担当、不善担当”的恐慌心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懈怠心理，反映到实际工作中，就是在急难险重面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不担当作为，无法真正回应中央要求、事业需求、群众诉求。

针对这类“躺平式”干部，能上能下是关键一招。去年，中办印发新修订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浙江即将出台实施细则，突出动真碰硬常态化，主动啃“硬骨头”，真正解决“能上不能下”的工作难题。

另一方面，“下”不是“划句号”，有的干部调整岗位后，表现良好，符合条件的仍能得到进一步使用。2020年以来，共有231名受过处分处理的干部在处分影响期满后，因主动担当作为、工作实绩突出得到提拔重用。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强调，“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在“上”与“下”的辩证法中，干事还是做官，大道已在人心。

丽水云和 图源：视觉中国

三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也讲究“上”与“下”的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亲自垂范，为各级党员干部做好调查研究树立了榜样。这里，笔者总结为三句话。

站在“天安门上”想问题，走到“田间地头”找答案。调查研究既要接天线，吃透大政方针和战略形势，带着问题去调研，更要接地气，身入情入，敢触碰问题，真解决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序言中指出，“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每年就至少用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深入基层和部门调查研究。

潜到深水之下，抓“活鱼”上来。当前，各个层面都在搞调查研究，高质量的成果不少，但形式主义、效果不好的情况仍然存在。有的“浅调研”，汇报者照本宣科读稿子，听的人例行公事看稿子；有的“假调研”，热衷于走“经典”路线，看“盆景”典型，导致“大画面”多、“长镜头”少，“朦胧画”多、“工笔画”少。这些不但发现不了问题，反而妨碍科学决策和政策落实，甚至影响形象、败坏作风。

《之江新语》开卷首篇，习近平同志就对调研工作提出“深、实、细、准、效”的要求。一直以来，他更是亲身示范如何“用好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准确了解群众的所忧所盼”等等。我们还可以学习《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多一些蹲点调研、“解剖麻雀”和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活鱼”就游在那里，需要的是不断“深潜下去抓上来”。

通过“自下而上”的调研，推动“由上到下”的决策。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如何作决策？科学决策的源头活水从哪里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

2002年10月至2003年7月省委全会召开前，习近平同志已经走过全省11个市、69个县（市、区）和大部分省直部门、单位。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逐步形成清晰的顶层设计和发展思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2003年7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八八战略”。

视角一换天地宽。把握好“上”与“下”的辩证法，小到一时一事，大到一省一国，至关重要，也至为必要。推动“上”与“下”双向互动，“江海”才能成为“百谷王”，进入“上下同欲者胜”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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