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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 基金会投资社会企业的实践
“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是近年出现的 一个横跨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新兴概念。
十余年前，国内推动社会企业发展有两支重要的基金会，一个是友成基金会，一个是南都基金会。2009年，两个基金会联手支持、赞助了英国文化协会举办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旨在向那些希望解决社会问题或已经付诸实践的社会企业家、非政府机构从业者、社区领导者和年轻人提供技能培训、导师计划、英国的专业支持及对接社会投资机会。
该项目总计培训了3200多名社会企业家；携手合作伙伴向117家社会企业提供了37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投资机会；举办沙龙、巡回演讲和其他公众活动，共计超过17,000位专家、慈善家和大学生参与；通过社交媒体促进社会企业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受众已达1200万名；在中文媒体中形成超过5,600个社会企业相关话题的专门报道。2016年3月，BC社会企业技能培训项目在中国正式结束。
2020年，成思危基金联合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发起设立“成思危社会企业奖”，标志着公益基金创新助力社会企业发展新模式的诞生。目前已经累计举办三届，已经评选出7位“成思危社会企业奖”获得者，10位成思危社会企业提名奖获得者，20位成思危社会企业创意奖获得者，通过在团中央创青春大赛联合设立社会企业专项，累计有近万个项目申报“成思危社会企业奖”。社会企业已经成为青年创新创业的新选择。
除了友成基金会、南都基金会、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成思危基金，还有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湖南朝阳公益基金会、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等热心助力社会企业发展的基金会。这其中推动力度最大、表现最为亮眼的，当属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国强公益基金会。可以说是，“北有乡发，南有国强”。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刘文奎在他的《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一书里详细介绍了他们是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发现社会企业这个法宝的过程。他们所投资的标杆社企不止是中和农信和善品公社，在乡村里还投资了大量的合作社，这些其实都是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是以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主要用市场的方法通过销售产品或提供服务来获得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其部分资产锁定为社会资产，所得盈利必须有部分继续投入到社会目标中去。社会企业天然为共同富裕而生，社会企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微观主体。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通过投资、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找到了乡村振兴的杠杠。于是进一步将发展社会企业定位基金会的战略，专门成立了“创新与社会企业促进中心”。
2022年7月13日，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社会企业与乡村振兴”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以“发挥社会企业优势，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为主题，深入探讨了社会企业更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途径。
刘文奎理事长表示，“社会企业通过市场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既能可持续地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又能有效地保证农民的利益，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乡村产业振兴中大有可为”。
清华大学邓国胜教授认为，“要推动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认识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让方方面面，特别是政府，能够认识到社会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的、独特的价值”。
北京大学金锦萍副教授认为，“社会企业的出现，在提供新的组织体的同时，也将企业发展的新理念，乡村发展的新思路融会其中，力争为我国乡村振兴事业探索出一条务实创新的路径”。
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投资、管理、运营社会企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对社会企业的价值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刘文奎认为，“社会企业作为一种资源组织机制，是对现代企业制度的修正和完善，是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的重大创新。”
他在《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有一段非常精彩的阐述，摘录如下：
虽然国内业界现时对社会企业的概念莫衷一是，但是社会企业用企业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初衷，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如果企业不以追求私人利润为唯一目标，而是可以兼顾社会利益，在社会效益的框架内来追求利益最大化，也许正是长久以来人们苦苦追寻却又没有答案的、有效抑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制度性解决方案。如果真能发挥这样的作用，那么社会企业不啻是继现代公司、基金会之后又一个重大的组织创新。一方面可以弥补商业企业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无限扩大的弊端，另一方面又可以弥补传统慈善组织如基金会等可持续性不强的短板,在最大限度撬动社会资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借助现代企业制度的力量,来创造更大的社会资本。
作为一种特定的组织类别,社会企业有明确的定义和边界,区别于一般企业。我认为社会企业应至少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社会企业必须明确设立的目的和初衷是解决社会问题;第二,社会企业是一个企业,必须用市场的方法通过销售产品(或服务)来获得可持续的收人来源;第三,在社会企业股权结构中,社会公益资本股权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
社会公益股份保持不低于三分之一比例,有三个必要作用:第一,在治理层面上保证企业的社会公益目标不偏离不漂移。我国现行的公司法规定,重大事项必须要经过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如果社会公益股份低于三分之一,在公司治理中就没有足够的话语权保证公益目的不偏离。第二,以法定形式确保不少于30%的利润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保证企业创造的相当部分财富用手增加社会公益资产,保证它的公益属性。第三,保持了足够的股权空间,可以最大限度地吸纳私人资本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扩大社会效益。
如果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是既有社会企业投资的实践，又形成了关于社会企业发展的理论创新，那么国强基金会则主要偏重实践。如果不是2022年《中国民政》的一篇“发展社会企业，探索公益可持续”的报道，很多人不会知道原来国强基金会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企业投资模式。
国强公益基金会是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于2013年创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成立之初主要聚焦教育树人和精准扶贫两大版块。
2018年起，国强公益基金会进入创新发展时期。理事长陈翀提出通过影响力投资设立社会企业，倡议“将商业化运营与公益目的相结合，以商业化手段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可持续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为此，国强公益基金会陆续创办了碧乡公司、国华文旅、万木齐、惠众小贷4家社会企业，不断探索“商业+公益”的创新模式。
借助广东清远英德扶贫项目的契机，国强公益基金会出资100万元注册成立了第一家社会企业——“英德市碧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东碧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碧乡公司”）。
2018年5月20日，碧桂园集团与甘肃东乡县、江西兴国县、河北平山县等9省14县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碧乡正式投入运营，承担起扶贫农产品的开发和销售责任，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成功。
2020年碧乡营业额突破亿元，2021年再创新高， 达到2.6亿元，并将其中30%利润分红投入到国强公益基金会，继续支持各项公益慈善项目，推动公益事业可持续发展。在碧乡公司的帮扶下，帮扶地产业得到发展，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农民收入也得以增长。
在碧乡公司经验的鼓励下，国强公益基金会在2020年相继成立了国华文旅、万木齐和惠众小贷三家社会企业。
其中，国华文旅前身为碧桂园旗下一家经营文旅业务的子公司，转型为社会企业后主要从事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关产品开发，通过运营民宿、开发文化旅游项目推动文旅振兴。这堪称是子公司转型社会企业的典范。通过社会企业这一形式，完美的将企业转型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战略结合了起来。
万木齐主要利用村民房前屋后和村内的闲置空间，联农带农开展容器花乔木和花灌木生产，带动乡村生态振兴和乡村苗木产业发展。
惠众小贷则是以低息或无息公益贷款结合70%市场化利率贷款，探索可持续公益金融服务。
依托碧乡公司、国华文旅、万木齐和惠众小贷4家社会企业，国强公益基金会通过公益资源赋能、现代企业管理等手段，助力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领域的发展，力图在追求合理经济效益的同时，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实现商业向善。与此同时，社会企业利用盈余利润反哺基金会，继续支持公益慈善项目，实现了“善经济”可持续发展。这种基金会与社会企业互为支持、携手共进的模式，为慈善组织的可持续公益实践提供了有效样本。
由“北有乡发，南有国强”的创新实践案例可以看到，社会企业已经成为基金会实现公益可持续的重大创新，希望更多基金会躬身入局社会企业，投资社会企业，支持社会企业，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共同富裕，促进充分就业，共创美好世界！
// 作者简介
刘玄奇
社企经济学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