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转向

韩启群 | 文

内容提要： 物的话语内涵在当下语境中的演变及拓展构成了当前很多学科领域“物转向”的核心推力。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们从“物转向”话语中汲取丰富的理论滋养，推动了文学批评领域的“物转向”，并逐渐形成具有独特研究旨趣与范式的“物转向”批评话语。本论文主要从西方哲学社科领域“物转向”研究起源与概念假设入手，重点探寻当代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物转向”擢升衍进的话语背景，并通过梳理新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的文学研究实践归纳了“物转向”批评话语的主要议题与路径、研究范式与特点，思考“物转向”批评话语如何有效拓展与塑造当代西方文学研究空间，以期为国内同行及同类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载于《外国文学》2017年第6期，第88-99页。

略说

早在20世纪初，“现代图像学的创始人”瓦尔堡（Aby Warburg）就倡导细节阅读，宣称“上帝住在细节中”（qtd. in Gombrich 268），但之后几乎被遗忘；同样也是在20世纪初，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提出著名格言“思在物中”（No Ideas But in Things），但轰轰烈烈的意象派运动在客体派诗歌之后也呈衰落之势。近年来，艺术史领域开始呼吁“回到瓦尔堡”，从细节入手探寻“图像及其历史的真理所在”（吴琼 19）；而文学批评领域也出现类似物的回归，呼吁关注文学文本中多年来像“谦卑的奴仆一般”被边缘化的客体（Freedgood 1）。历史在一百年后似乎转了一个圈，韦伯关于“新的文化到来”的断言【注：韦伯（Max Weber）曾在1916年的论文《物》中强调物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物，人才能了解自己”，而且指出：“如果人能够充满爱地触摸物，能够洞穿物，那么一种新的文化就来临了”（32，36）。】在今天听来似乎更为合适。尽管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早已对各种理论“转向”感到有些审美疲劳，但是谁也无法否认，最近三四十年来，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物在各个学科领域出现复仇般的回归。当前，多学科领域的“物转向”（The Material Turn）【注：“物转向”被西方很多学者用来概括当前这股“客体导向哲学”或“物的回归（return to things）”研究思潮，如本内特（Tony Bennett）和乔伊斯（Patrick Joyce）在论文集标题中使用了这一术语（Bennett and Joyce）；蒂西莱德（Babette Barbel Tischleder）认为这一思潮近年来还在“快速拓展”（17）；霍德（Ian Hodder）在专著中也多次论述了“物的回归”的起源和发展（15-17）。我国学者汪民安也以《物的转向》为题介绍了当前西方哲学社科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第96-106页）。】趋势愈演愈烈，而且，在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新活力论（Neovitalism）等各种“客体导向哲学”（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的合力推动下，俨然成为西方近十年人文社科领域最炙热的话题之一。

早在新千年伊始，西方文学批评界“对物质文化、客体性和物性的兴趣”就已经“渗透到文学和文化史的各个经典时期”（米切尔 530）。以布朗（Bill Brown）、蒂西莱德、弗雷德古德（Elaine Freedgood）等为代表的学者们从“物转向”研究话语中汲取丰富理论滋养，将文学文本中的物推向阐释中心，努力寻求“物的意义”（sense of things）及“物的文学生命”（literary life of things），推动了西方文学批评领域的“物转向”。受各种“客体导向哲学”的影响与启发，研究者们不但积极挖掘文学作品中物的书写所蕴含的“物性”（thingness）、“活力”（vitality），还提出类似“转喻式阅读”（metonymic readings）等批评概念，试图与意象批评中的隐喻式阅读模式相区别，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物转向”批评话语模式。自2008年孟悦、罗钢主编的《物质文化读本》的出版，到近五年来我国哲学界对于新物质主义、思辨实在论中一些具有争议性话题的讨论，都表明我国学者在对当代西方“物转向”研究热潮进行积极的异文化观照；也有来自文学批评界的学者从中国古典诗学中寻找灵感，试图以跨文化视角构建具有本土色彩的“物性批评”（critique of thingness）话语，对西方文学研究领域的“物转向”进行反思。【注：张进对“物质性诗学的内涵、维度、叙事特征、生态意蕴和审美取向”等前沿话题作了专题研究，试图揭示物性观念与活态文化互补互证的诗学体系（17）。】本论文拟从当代西方多学科领域“物转向”的研究起源与概念假设入手，探寻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物转向”擢升衍进的话语背景，并结合新千年来的具体批评实践梳理归纳当代西方“物转向”批评话语的主要议题、批评路径、研究范式与特点，思考这一批评话语如何有效拓展与塑造新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空间，以期为国内同行及同类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综述

“物转向”话语背景与文学研究的“物转向”

尽管现代社会科学很早就开始研究物，研究各种技术物品和商品对人的影响，作为客体的物也是现代哲学领域的重要命题和研究对象，但是，始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物转向”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已经使得物的内涵发生根本改变，其激进程度不亚于一场革命。有研究者认为，物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负面评价，如物的占有关系是社会不公的基础、商品使现代人审美能力丧失殆尽等，让物的研究颇为“尴尬”，导致了多年来物的积极意义受到忽略，物人关系的阐述不够充分（Olsen 12）。在文学批评领域，研究者长期以来受“现实主义小说阅读方法”的影响，在文本阐释中习惯“将焦点放在主题和情节上”，即使物得到一定程度的强调，也是因为“某个人物，而不是因为物或物自身的社会生命”，而文学批评中的“物转向”则有效弥补了这一缺憾（Freedgood 12）。

“物转向”话语最早可以追溯至1935年本雅明在《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中和建筑、时尚相关的物质文化研究，本雅明与物相关的一些阐述与巴什拉（Gaston Barchelard）的空间诗学奠定了“物转向”研究的重要根基。此外，西方上个世纪下半叶人文社科话语中对物质细节的重视联合推动了文化研究领域中的早期“物转向”。年鉴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倡导“从下至上看历史”的研究方法，认为社会不同阶层的“吃饭、穿衣、居住永远不是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29）；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权力微观物理学”的强调也显示了对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节”的关注（139）；研究社会阶层的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醒研究者服饰、穿着、身体、举止等细节是“最为明显的”“最不容易发觉”的研究入口，因为太“习以为常了”，但却“体现了其背后的秩序”（94）；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则从心理研究层面指出“外部物品比我们能觉察到的贫苦生活更能深刻地提醒我们对自己的认识”（99）。不同学科领域的执牛耳者对于客体的共同兴趣为“物转向”在八九十年代的早期勃兴酝酿了丰厚理论土壤。

兴起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物质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最早研究主体是人类学、社会历史学、艺术史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对于器物及其反映的观念及文化的关注促进了上个世纪末多学科领域“物质文化研究主题的广泛复兴”（Miller 3）。自上个世纪90年代，多学科的参与使得传统物质文化研究慢慢走出博物馆学者和考古学家的专属领域，演变为具有强烈跨学科性的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在理论旨趣和研究方法上呼应了同时期文化研究的众多论题。进入新世纪之后，持续升温的物质文化研究在反哺哲学社科领域物话语的同时，也逐渐作为一股重要支流汇入声势更为浩大、更包容的“物转向”的研究浪潮中。物质文化研究从具体的物入手开展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议题研究，且借助“物的社会生命”（social life of things）、“物的传记”（biography of things）等概念开展物的“运动轨迹”“重新语境化”等动态发展过程的谱系研究，这种研究路径奠定了“物转向”批评话语中从物入手的反向研究模式。此外，当代物质文化研究强调物的“情感功能”和“物的意义建构能力”，认为物不但可以参与主体意识和身份的建构，而且可以作为“价值标记”或“社会标记”行使区分功能，作为“行动元”（actant）来行使或体现权力关系（Woodward 3-6）。这些关于“物有意义”的表述不但激发哲学领域进一步探索客体的能动性，也启发文学研究者关注物的书写对于主体身份、社会意义的建构力量。

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十年以来，各种与物相关的哲学话语将“物转向”裹挟至一场更大范围的认识论的全面转向。其中，物的施事性、关联性、生成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物性”（thingness）、“物质性”（materiality）、“物形”（objecthood）等关键词成为当前西方学术界频繁援引、辩论的核心概念。2010年后，随着“新物质主义”等理论研究进入全面爆发期，以深度本体论转向扁平本体论为标志的“客体导向哲学”思潮挑战了自康德以来现象学领域“物自体和现象界”的传统区分，试图重构语言与现实、意义与物质之间的关系。长期被贬损的客体被哈曼、梅亚苏等思辨实在论代表人物重新定义为一个可以将主体纳入怀抱的总体性框架；而在以海德格尔、拉康为论述源点的布朗的“物论”（Thing Theory）中，一切都是客体，物不单纯是人类主观意念的呈现，而是为欲望与动力所左右的视域。布朗用“其他之物”（other things）概念指涉“物的物性”（the thingness of an object），与物可以感知到的“物形”（objecthood）相对应（Other Things 291）。总之，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基于物的认识论”（object-based epistemology）中，主客体界限被彻底消灭，在拉图尔勾勒的网络中被同质为“行动元”，在德勒兹的块茎理论中被强调为人与非人相遇中浮现出的“神经触”（synapse）。主客体关系也从以往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转变为“内在互动”（intra-action），主体“感受”（affect）产生于“间性”（inbetweenness）之中，产生于作用和被作用的功能之中，人类和非人类物质都是通过“内在互动”行驶施事能力（Barad 135）。任何对人类文化的理解都必须放在巨大复杂的非人类网络中，万物相连且有生命，主体与客体、人类与非人类、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一切界限都变得模糊，“物转向”被拓展为更为宏阔的“非人类转向”（the nonhuman turn），【注：格鲁新（Richard Grusin）将包括“新物质主义”“思辨实在论”等“客体导向哲学”思潮归纳为“非人类转向”。】大有建构一种宇宙万物充满活力的新世界观的气势。

就文学批评领域而言，较早的“物转向”出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召开的几次物质文化研讨会上，来自文学批评领域的学者开始尝试从物质文化层面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具体物品书写，思考或追踪特定时期的文化和观念。【注：这一时期的代表论文有包姆加顿（Linda Baumgarten）的《长筒皮袜与狩猎衬衫》（“Leather Stocking and Hunting Shirts”; Martin and Garrison 169-94），科恩（Joseph J. Corn）的《科技文本化：使用手册与物的阅读》（“Textualizing Technics: Owner's Manuals and the Reading of Objects”; Martin and Garrison 251-76）等。】1996年，一直关注物质文化研究的布朗创造性地使用“物质无意识”（the material unconscious）一词来阐述美国19世纪末文化在克莱恩（Stephen Crane）作品中的物质表达机制，其中践行的“物质主义式的阐释”（materialist hermeneutic）是文学批评领域“物转向”较早、也较有影响力的一次尝试。从这一时期的“物转向”来看，尽管有些研究与传统意象批评有重叠交叉，但是对物本身在文学书写中本体地位的强调，以及从物的谱系、物的动态轨迹入手的批评路径都初步显示了这一转向的独到之处。新千年后，西方文学研究领域的“物转向”迅速升温，作家与所处时代物质文化的关系、文学作品中物与主体的亲密纠缠、物如何参与文化与社会意义建构成为频繁论及的话题。不同形式的物品书写，如礼物、记忆之物、时尚物品在新的理论观照中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审美内涵。布朗、蒂西莱德、弗雷德古德等西方学者在各自的批评实践中探索与“物转向”理论话语相对应的批评概念与方法，不但推动了文学批评领域的“物转向”，还逐渐形成具有独特研究旨趣与范式的“物转向”批评话语。近年来，随着物话语内涵在哲学领域的深度调整与拓展，“物转向”批评话语对于文学作品中物如何呈现不同形式的“活力”与“生命”的挖掘有效拓展与塑造了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研究空间。

“物转向”批评话语：议题与路径

无论对现实生活中的作家而言，还是对虚构的小说世界而言，物都是“人类故事的一个内在部分”，“阅读与书写小说中关注的物就等于是假设物的使用和生产影响了艺术创作和阐释”（Rathje 6-7）。因此，“物转向”批评话语主要关注两个层面的研究，即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家如何使用物质世界“作为思考改变的一个方式”以及“物质世界如何在文学中留下印记”（Green 1）。实际上，这也呼应了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属性，即对文本的任何阅读或再阅读都要考虑文本与读者的社会语境和物质文化。

对于具体作家而言，其所处的物质世界不但是“个人经验的一部分”，也是“写作的一部分”（Stout 10），因此，从现实生活中住房、服饰、日用品等物质层面来考察的话，作家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马克·吐温曾像“房奴”一样被住房所束缚，希望在租住的房子里拥有“狂野的独立”，写作时不为装修、打扫等琐事烦扰（Clemens 416）；一直被认为超凡脱尘的迪金森（Emily Dickinson）在最近的“物转向”批评话语中被发现常常面临“如何在合适场合穿戴合适衣服”的困惑，因为服饰可以向她周围朋友“传达价值观念”（Wardrop 1）。此外，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物有时会和其创作形成某种程度的平行，比如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在“约克纳帕塔瓦法”谱系网络中的各种建筑与现实中奥克斯福小镇的建筑经常形成交汇；莎士比亚时代流行的别针和双连环状的戒指也是其笔下人物的重要装饰品；对服饰穿着很关注的詹姆斯（Henry James）常常借助服饰书写来表征人物的品位和身份。不同作家对于物质文化的参与程度也帮助批评者反观作家的创作美学。崇尚回归自然的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反对为物所累的生活，在《瓦尔登湖》中也书写了这一态度：人们没有思考“房子是什么”，而是被“那些长期以来家务管理过程中收集起来的没有价值的杂物所束缚”（375）。酷爱时尚物品的华顿（Edith Wharton）不但在作品中塑造了多位追求时尚的女性人物形象，而且因为擅长描写纽约上层社会各种时尚物品和日常生活被贴上“风俗作家”的标签。海明威作品中各种猎枪、捕鱼工具等物的书写不但参与了海明威本人的男性特质展演，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作家冷峻的冰山创作原则。同样是擅长物质细节书写的作家，在“物转向”批评话语中的审美意蕴也不尽相同。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白鲸》中呈现的各种神秘的物揭示了“现代主义认知的审美转向”，“物不再是了解意义的来源”，而是“现象学迷恋的来源”（Brown, Sense of Things 127）。而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作品中的物质细节书写则呼应了美国19世纪末以消费变革为主导、物质产品日渐丰裕为表征的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历史变革。狄更斯笔下的伦敦都市书写充斥着垃圾、污水、疾病、尸体等废物意象，表明作家希望藉着“物的现实”来揭示伦敦糟糕的公共卫生状况，从而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政治诉求（Hack 37）。这些研究表明，文学批评中的“物转向”不但帮助审视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家与所处外部物质世界的复杂互动，也有利于更新读者对于作家创作语境的一些传统认识，从而丰富对其作品的阐释和重新定位。

从主要人物制造、使用、购买、丢弃的具体物品入手研究文本中主要人物的心理身份和社会身份是“物转向”批评话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主体的身份特性不但“存在于身体中，也体现于主体的服饰和使用的物品”（Spencer 311）。无论是芝加哥建筑外墙的透明玻璃，还是商店橱窗里巧妙展示的时尚服装，都在介入嘉莉妹妹的渴望和诉求时获得了重要的生命维度，也成为反观嘉莉妹妹从落后乡村进入豪华大都市后身份如何重新受虚幻的商品世界建构的一个重要入口。商品或占有的物品有时会激起主体欲望，有时也会对主体形成束缚和压迫，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笔下的女主人公身处包围自己的黄色壁纸中倍感窒息，哈代（Thomas Hardy）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制服也对主人公形成了制约作用。“物转向”批评者敏锐地提醒读者，克莱尔的归来固然激起了苔丝的复仇欲望，但埃雷克买给苔丝穿着的服饰怎样作用于她的复仇心理也不容忽视（Gatrell 1-13）。在研究文学作品中物人关系的亲密纠缠时，“物转向”批评话语的新颖之处在于，物和主体之间的身体接触常常是物从无生命向有生命转换的一个过程，也是主客体融合的重要标志。类似葛朗台的手最后攫取金钱时生命戛然而止的特写镜头、《一小时的故事》中马拉德太太身体和躺椅之间的依恋过程等，常常被“物转向”批评者解读为物凭借自身的力量“建构了包括主体意识和无生命客体的复合自我”，守财奴对金钱的亲密抚摸使物获得一种“受宠的生命”，而化解马拉德太太泪水和压力的椅子也“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物”，拥有一种“有生命的温暖”（Tischleder 260-61）。

从文学文本中具体的物入手，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物质文化如何在文本中留下印记，物质细节如何折射出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结构，是“物转向”批评话语的另一常见议题。物质文化在小说里的作用不但是“背景和装饰”，也是“意识形态的比喻性表达，是涉及知识、哲学、道德等问题的证据”（Totten 5）。法国19世纪文学中出现的各种商品是现代文明和商业社会的典型文化印记，古玩、收藏等特殊商品不但暗示了这一时期商品世界的变化，也参与建构从巴尔扎克到普鲁斯特等作家的文本创作和审美价值。维多利亚时期的各种物不但是丰裕时代的见证，也是维多利亚文化的殖民属性和帝国政治的物质表达。戴利（Suzanne Daly）在解读维多利亚家庭小说中和印度商品相关的物质细节时，认为19世纪的印度商品书写“不应该仅仅被当作英国国民身份叙述的背景”，它们本身的历史，包括生产和流通，隐藏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掠夺”（5-11）；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所佩戴的珠宝首饰是“小说叙述的一个焦点”，这一时期作家笔下的各种“跨越地理空间和文化疆界”的钻石珠宝，在阿诺德（Jean Arnold）看来，构建和塑造了政治经济语境、意识形态、居民身份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多棱镜”（28-30）。一度被埋没在文学文本各种细节中的废旧物品也重新回到文本批评者的视野，研究者们一方面还原“废物的语境”，将之作为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物质媒介，另一方面研究废物如何揭示和建构价值体系，如何帮助“再现主体的记忆和忘却”（Pye 3）。

在研究文学文本中的物如何表征特定社会或群体的观念体系等议题时，“物转向”批评话语主要关注具体的物如何凭借“意义建构能力”“行使区分功能，执行社会分层，融合并区分社会群体、阶级或者部族”（Woodward 3），作家作品中再现的物的种类、形状、质地、色泽如何成为社会身份和社会差异再现的方式。美国内战前作品中很多白色物品呈现出“和种族建构之间的复杂对应关系”，“瓷器、经典建筑、进口墓碑”等精英阶层的物“被上层社会用来标志自己的阶层”，之后的“大众生产”使这些物逐渐“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Heneghan xiv）。福克纳作品中的“雪茄、烟嘴、香烟”等消费物品形成新南方向现代南方转型过渡时期的不同阶层的“等级分明的表征目录”，尤其是拜亚德抽的雪茄象征了萨多里斯家族作为上流阶层的“财政权力和社会地位”（Railey 69）。除了社会阶层“区分的物质化”【注：伍德沃德（Ian Woodward）指出，“现代消费社会是建立在区分的物质化（materialisation of distinction）基础之上的，也就是文化与社会地位重现于物品自身的再次编码”（113）。】研究，在消费物品方面体现的阶层错位或身份偏离也帮助揭示文本中蕴含的深刻文化内涵。理查德森（Catherine Richardson）在研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物质文化时指出，过度穿着，或者地位低的阶层沉湎于奢侈品消费会导致“灵性受损”，常常会引起清教改革派的不适；男女易装会造成人物身份的错乱，穿着女性服装的男性“有可能失去男性气概”（10）。因此，“物转向”批评话语可以帮助透视16世纪的物如何成为“建构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基础”（11）。

受“物有社会生命”的启发，“物转向”批评话语除了关注物本身的“意义建构能力”，还常常将物置于不同社会和历史语境中，研究物在空间位移或角色改变时所建构的文化意义，因为“故事中的那些物本身不会讲故事，只有把它们与所处世界相联系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Railey 69）。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往往会捕捉在文本中“被不停转手”或“被不同语境化”的物，研究物在“转换”过程中体现的权力关系，作家作品中一个有问题的商品的转手和交换可以被用来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接受等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由于礼物需要回报的义务使它具有商品交换的特征，这种悖论性可以揭示出礼物赠送背后隐藏的“利己行为”，【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礼物赠送是一种虚构，是个人和集体对于伪装成礼物，实则为经济计算和交换的利己行为的一种错误判断”（198）。】因此，研究礼物赠与过程中如何体现性别种族秩序是“物转向”批评话语的重要话题。不同种族、性别之间的礼物赠送关系、赠送方式、赠送的礼物本身都可以成为权力话语机制的隐喻。

“物转向”批评话语：范式与特点

总体而言，文学研究中的“物转向”受“客体导向哲学”影响，倡导一种反向批评模式，即从文学作品中形形色色、不同层面的物品书写入手，思考“物是如何被想象在文学语境中，从而获得不同形式的生命”（Tischleder 19）。在具体批评实践中，“物转向”研究强调观照文学作品中物的主体性、生成性、关联性，在批评范式上具体呈现为以下三个重要特点。

首先，“物转向”批评话语在消灭主客体界限的同时，强调物的施事性和活力，成为新世纪以来“物转向”批评话语区别于传统文学研究的重要分水岭。在传统批评中，在借助文本中的物质细节透视或挖掘与之相关的历史语境时，物常作为隐喻依附于主体或者为主体所占有，而在“物转向”批评话语中，物不但是文本阐释的出发点和起源，还被赋予了主体地位，物的能动性和施事性成为透视物人关系的新视角。其中，物“如何制造意义，塑造或重塑主体，影响主体的焦虑和喜好，使主体感到恐惧或充满想象”成为“物转向”批评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论（Brown, Sense of Things 3-4）。在主客体关系的研究中，“物转向”批评话语在承认主体支配、使用、改造物的同时，会更多思考物为何对主体有支配力，承载思想和情感的物如何帮助“维系记忆、维持人际关系、激发新的思想”（Turkle 3）。在研究主体对商品或占有物品的“物恋”现象时，传统心理学批评常常关注主体如何“被限制在一种珍贵的物品之中”，如何通过物从心理动力上创造意义和自我的感觉（皮埃兹 66）；而“物转向”批评话语更注重研究物如何凭借“物性”向主体施魅，帮助稳定、建构主体身份。在研究家用物品如何言说主体时，“物转向”批评话语则关注物在家族历史中的“前世今生”，比如保留在原位的纪念物品常常会成为其主人的“提喻性存在”，无生命的物，“不管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由于存在其中的幽灵而获得生命”（Brown, Sense of Things 115-16）。在研究客体如何影响、塑造主体身份时，“物转向”批评话语会聚焦文学作品中物的外在具体形式如何作用于人性，将“物的材质和外形强加于本体性的主体之上”（de Grazia, Quilligan, and Stallybrass 5），物的外在属性成为“意义制造能力”的物质载体。珍贵礼物的转手、赠送被视为主体之间情感、友谊、信任的“最深情的表达”，体现了物的“情感导入”（emotional import），在这一过程中，物的客体身份如果产生物理上的变形，如《麦琪的礼物》中女主人公的头发被剪掉，则反衬出物在动态运动中体现的生命活跃性，证明物能够“在无生命中包含有生命的痕迹”（Tischleder 261-62）。

此外，“物转向”批评话语强调关注物的“物质性”“物形”，物的外形、颜色、属性、所处方位等各种微观物质细节都被赋予了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蕴。作家笔下的物的各种外在形式都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解释性力量”，“物可以通过自身的性状和形式来传达意义，也可以通过所用的材质与装饰来言说”（Richardson 4）。文化“被写进具体的物中”，无论是《简·爱》中的红木家具，《玛丽·巴顿》中的印花棉窗帘，还是《远大前程》中的黑色块状烟草，都呼应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业发展和殖民政治，“简单的英国细平布”和“外国复杂的织锦”的对比可以体现出“国家之间在进行复杂文化交流时所体现的一些微妙分歧”（9）。强调文化的物质构成的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曾这样总结：“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是个布制的社会”（289）。物的颜色可以帮助考察其中蕴含的种族立场，而物的数量多寡，商品的不同种类，生产所使用不同材料以及物的装饰方式也常常可以行使阶层区隔能力。莎士比亚笔下戒指的形状、床帏的质地和蕾丝边装饰都对应着不同的阶层属性。与主体装扮相关的具体细节，如手帕、裤子上的褶皱、胡须、头发都参与建构性别身份，可以揭示出“性别化的身体”（gendered body）的物质化机制（Fisher 24）。在研究物恋现象时，研究者认为物不但通过“物质性”，如属性、质地、颜色、外形等视觉呈现向主体施魅，各种“物的课程”，包括介绍商品用途的购物指南、炫目的商品橱窗展示、新品发布会、精心制作的广告等，也在参与建构物的“物质性”，使主客体产生“能量的辩证转换”（Chodorow 15）。商品“经过展示柜和橱窗的戏剧化呈现，揽下了劝导顾客消费的重担”（Brown, “Matter” 90）。部分批评者吸收了福柯早年关于物的外在形式和空间构造如何实施权力及控制的研究模式，尤其是圆形监狱等技术物品对犯人灵魂的作用，着力研究文本中物的视觉展示如何对主体形成规训，探讨技术物品的外在形式行使的控制力量。还有一些批评者受巴什拉、格里尔（Katherine C. Grier）、穆恩斯特伯格（Werner Muensterberger）等研究的影响，从物的外在空间结构等入手探讨占有物品、家用物品或收藏品如何满足主体的情感需求，文学作品中具有舒适、温暖特点的壁炉、躺椅在承载主体身体时常常揭示出人物和家屋空间之间的情感依恋，具有内在结构的抽屉、箱子、盒子、匣子等因为亲密空间的存在而成为内在生活和自我的秘密通道，而物的收藏和囤积则常常源于主体复杂的心理动因。此外，受阿伦特关于“物的性质”，尤其是艺术品“显著的永恒性”如何为人类的存在提供“稳定而恒久感觉”（Arendt 9）的研究的启发，近年来“物转向”批评者在研究物人关系时，常常从物的一些特殊物理属性，如耐用、坚固、精密、豪华等，论述物如何形成了一种“稳定人类生活的功能”（94），人类如何通过“与同一张椅子、同一张桌子建立联系而找回自身的同一性，即自己的身份”（137）。此外，就连物曾经被使用或占有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也被纳入“物转向”批评话语的视野，因为这会构成主体“思想、记忆、感觉的基础”，通过同样的物做同样的事情，或同样的物处于同样的位置，主体会创造出“一种统一和连续的景象，帮助克服无序和变化”；相反，占有模式的改变或物的误用会因为习惯的打破成为一种“不自然的使用”，物在场景中的位置错乱也会因为“不符合常规”造成混乱的“空间影响”（Brown, Sense of Things 77-78）。

第三，在对物本身的物质属性进行微观考量的同时，“物转向”批评话语还将视野扩大至物所处的关系网络，从琐碎物品之间的关联意义挖掘故事的前因后果，从被忽视的物中寻找能揭示文化信息的蛛丝马迹。布朗曾把这种开展物的关联性的阅读模式称为“物质主义式的阐释”（materialist hermeneutic），物质细节在文学文本中可以被当作“历史文本”（historical text）本身，而不只是解释文学作品中具体细节的“历史语境”（historical context）。在具体研究中，布朗建议批评者要做一些“归档整理或考古的工作”，在文本表层的物质细节之间“建立一系列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一旦被回顾，就在文本中汇聚到了一起”，这种汇聚能够“生动说明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结构和物质改变”（Material Unconscious 13-26）。弗雷德古德继承并推进了布朗的批评理论，建议阐释者“不要做讽喻家，而要做收藏家”，提出要对文学文本中的物质细节进行“转喻式阅读”，通过物的“关联性”理解和构建与之相关的整体（2）。和传统批评中类似意象批评的隐喻式阅读模式相比，“转喻式阅读”赋予了文学文本中的各种物质细节特殊的认知意义，无论文本表层的物质细节多么琐碎或看似无关紧要，但通过彼此之间的相关性可以获得一种“阐释力量”，使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突然“被注入深层含义”（Miller 10-11）。在弗雷德古德看来，开展维多利亚小说的“转喻性阅读”，不但要追踪桃心花木材从加勒比辗转运至英国的艰辛历程，挖掘英国、印度和埃及使用手织机纺织的历史以及与棉花相关的机械的演变历史，还要考察早期对马德拉红酒的品鉴方式和假冒烟草的禁令等，这种物的“关联性”的解读是“解码已知物品的过程，讲述本身在最完美的结局里渐渐消失：不给读者留下任何怀疑空间，物的藏匿意义也得以发现”（151）。“转喻式阅读”模式无疑拓宽了文学研究中“物转向”的批评维度，呼应了拉图尔网络理论中关于物的关联性的哲学认知。沃特森（Jay Watson）曾对《八月之光》中多恩伐木厂、杰弗逊刨削车间、刨削机、家具卡车等“物质无意识”书写开展物的“相关性”研究，认为这些物质细节分别代表了“关于物的全面而又复杂的现代经济的发展阶段：森林材料的运出——锯木厂将树锯成木料——将木头刨好，增加了价值——木头产品的销售和最终的消费，沿着不断发展的公路和铁路网络”，从而“创造了一个完整统一的经济微情节，每时每刻赋予小说更加清晰的社会和政治内容”（29）。正如布朗所坚信的，历史不应该只包括马歇里、詹明信所说的关于生产模式和反映阶级冲突的叙事方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应该包括那些“轻描淡写的、‘亚历史’的片段”（Brown, Material Unconscious 24）。

结语

归纳而言，物的话语内涵在当下语境中的演变及拓展构成了当前很多学科领域“物转向”的核心推力。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视角相比，当代“物转向”话语中更多地强调物的施事性，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新型主客体关系；和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早年的“文化物质主义”研究相比，当代“物转向”研究虽然也强调从日常生活的外在形态上透视背后的社会形态和文化结构，但是物的话语内涵在当代哲学话语体系中的拓展赋予了后者更为广阔的空间。 跨学科基因的优势也使得“物转向”研究可以依托“客体导向哲学”话语构造涉及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话语对话的广阔研究平台，发展态势充满活力。

当前，“物转向”批评话语的内涵与批评范式还在不断拓展，并且与生态、空间、消费、性别等其他文学批评话语形成碰撞与交汇，生成“物质生态批评”“物质女性主义”等新的交叉学术空间。“物转向”批评话语把视野转向一切物及客体的研究，研究者在体验全新审美快感的同时，需要像福尔摩斯一样对文本细节明察秋毫，要有类似大百科全书式的丰厚学识和知识拓展能力。“物转向”批评话语对于反省当代西方后工业时代物品消费、主客体关系不无启示作用，同时也可为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遭遇物质主义和消费变革的空前冲击所表现的社会裂变以及生态困境提供参照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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