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县城中学衰落：始于2005

Original 尼德罗校长会

2005年，我参加了浙江省的文科高考。作为一个县城一中的考生，我的班级成绩仅列第11名，但全县排名达到了21名，全省排名在800名出头。那一年，我所在的学校登上了自办学以来的历史最高峰：全校660多名考生参加文理艺体高考，8名同学被清华北大录取，超过70名同学被985高校录取，一本上线率超过40%。

这一纪录必然是“前无古人”的，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2005年之后，尽管学校也曾创造过一些辉煌，但与我届成绩不能同日而语，且总体呈现下滑趋势。十年后，文科考生和我个人同样的全县排名，别说985高校，就连211都不敢保证。

起初，我届同学都在为自己的实力感到骄傲，但随着视野地展开，我发现，全国很多县城中学的兴衰节点，几乎都处于2005-2010年之间，而这些变化其实与学生个体的资质高低、努力与否毫无关系。

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降维打击”

“寒门难出贵子”，这并不是最近几年的新现象。以北大2016级3363名本科生的数据为例，农村学生占比为16.3%，差不多是1/6。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比例还是建立在北大推出针对贫困学子的“筑梦”计划之后才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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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57.4%，其中就中学生比例来说，农村考生则占到了54.6%。通过计算可知，农村学生想要考上北大的概率只有城市学生的1/6不到。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清华。从中国最好两所大学的录取情况来看，以农村学生为主要生源的县城中学，其衰败的形势是客观存在的。

而在这个衰败的过程中，典型县城中学也经历了多方面的变化。首先是生源规模开始下降，因为从城市化率来看，1998年是33.25%，而2018年是59.58%。也就是说，在过去20年中，超过3亿中国人从农村人变成了城市人。此外，城市化率统计口径为户籍人口，但实际上还存在着超过2亿人口处在流动状态，如果加上这一部分，那么农村生源迅速下滑也就更加不出人意外。

其次，整个县域乃至地级市市域的优秀学生，正在不断被省城的优质中学所吸纳。在很多省份，一些示范性重点高中都有全省招生的特权，在这种政策背景下，一部分农村学生得以进入更好的中学，这对他们显然是利好。但反之，对于县城中学来说，他们则失去了最有可能帮助自己打招牌、搏名声的生源。

最后是私立高中兴起之后对县城中学优质师资的争夺。由于收入提升明显，碍于公共财政体制的束缚，很多优秀老师并不能在体制化的县城公立中学中拿到满意的薪资，一旦私立学校或培训机构伸出橄榄枝，优秀教师的流逝也必成不可阻挡之势。

因此，仅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县城中学在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洪流中，很难真正维持原有的水准。在和省城中学的竞争中，县城中学的校长、老师和学生会清醒地意识到，彼此并不在一个维度上。一旦同台竞争，县城中学面临的无异于是一种“降维打击”。

县城中学衰败背后的极化现象

就宏观而言，县城中学的衰败是一个基本趋势。但是，在这一趋势背后，也存在着一些成功的异类抵抗者。例如安徽的毛坦厂中学，位于大别山深处，本无资格与省城的优秀中学叫板，他毛坦厂中学通过规模效应，通过向建立起一整套应付高考的“军事化策略”，最终实现了突围。

与毛坦厂中学情况类似的还有河南的郸城中学，这所县级高中连续7年被清华北大录取的学生总计超过了210名。此外，从广义上来说，河北的衡水中学也可以纳入到“县城中学”的概念范畴，毕竟衡水的发展水平并不比县城高出多少。而这些突围成功的县城中学，他们呈现给主流舆论的形象，几乎都是“扼杀人性的”面目。在浙江，曾有教育局官员公开表示不欢迎衡水中学来办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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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高中以残酷的“时间利用法”实现升维竞争，只有极少部分获得了成功。而在失利的基本面背后，还存在着一线城市一流高中绕过高考直接出国留学，和偏远农村地区的孩子艰难上学的两极化现象。

在一二线城市，一所普通中学的教学水平都足以碾压偏远小镇的中学，城市家长所担心的是孩子进不了最好的几所中学，而并不担心孩子没有学上。城市孩子的肥胖率、近视率飙升，家庭亲子关系恶化，都拜白热化的教育竞争所赐。但在偏远乡村，因为路途遥远，学生很早开始寄宿，老师老龄化加剧（年轻老师不愿意来），家长长期在外打工，整个教学状况处于一种破败状态。

从高考成绩来看，北京、上海、天津作为高考优势最大的三个城市高考考生的一本录取率分别达到30.5%、21.8%和24.1%，985高校录取率达到了4.29%、5.33%和5.81%。而以边疆省份云南省的“教育洼地”红河州为例，当地有三个县：金平、绿春和红河，某年高考一本上线人数分别为10人、1人和6人。也就是说，北京一所普通高中的普通班，一个班的一本录取人数就超过了这3个县的录取总和。

所以，那些突围的县城超级中学，给人以“反人性”的感觉，而城市教育竞争的极端激烈和偏远乡村教育的日益溃败，共同构成了县城中学整体衰败背后的三种景观。这三种景观看起来互不相干，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中国基础教育的不同面向。

反哺“底部20%”，是未来20年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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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县城中学的衰败可以被看成是“伪命题”。因为评判中学兴衰的指标最终都会落在高考上，而高考是一场零和游戏，不可能出现竞争双方同为赢家的现象。省城中学优势越明显，县城中学自然就越衰败。而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伴随着轰轰烈烈地教育移民。人们从乡村移到县城，从县城移到地级市，从地级市移到省城，再从省城移到北上广深。

一线城市的教育之所以越来越激烈，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加入游戏的玩家越来越多，玩法越来越精妙。而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真正要大力关注的是那些没有能够进行教育移民的家庭，这部分人通常生活在偏远乡村。按照杨东平的说法，他们是“底部的20%”。

偏远乡村常常面积很大，交通不便，校园破旧，师资不足，家长不在.....甚至，按照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高带领团队的实证研究，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孩子伴有贫血、吸血虫病、智力发育迟缓等问题。教育公平不是终点公平，而是起点公平，对于这20%的孩子，他们需要精准教育扶贫。

由于这“20%”的学生十分分散，各自情况也不尽相同，所以根本不可能通过一刀切或大包干的方式去解决。相反，国家除了在资源上向这些乡村学校，尤其是小学、幼儿园倾斜，也要鼓励企业、社会人士进入实地，与当地教育部门官员、校长老师一同做出规划，并进行长期实践、观察和调整。

这注定是一件异常复杂且看起来投入产出比很低的事，需要大批有资源、有眼界、有定力的城市精英加入其中，只有中央和城市的资源不断流入偏远乡村，乡村教育的困境才能得到解决。然而，在未来20年内，这又将是中国教育扶贫最重要的使命。这项使命能否顺利完成，关乎的是中国发展的基本走向。

责任编辑：赵矗

图文排版：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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