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越战失败的原因

几十年来，反思越战的影视作品、新闻深度报道及学术著作铺天盖地，使得所谓“越南战争是一场不必要的、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的说法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几乎不可动摇的定论。虽然如此，时不时地，一些历史修正派的学者仍然会跳出来试图质疑和挑战这种正统看法。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U.S. Marine Corps University）副教授马克·莫亚（Mark Moyar）的新作《被丢弃的胜利：越南战争（1954-1965年）》（Triumph Forsaken: The Vietnam War, 1954-1965）就是这一努力的最新表现。他在书里利用近年发现的大量新材料对正统派的诸多根本性论点进行了反驳，同时提出，假如美国当初决策正确的话，越战的结果本可逆转，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在当前伊拉克局势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展开一场关于越战的新辩论，也许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莫亚首先从地缘战略角度出发，对“越南和东南亚对美国利益不大，美国介入越南本身就是一个战略失误”的说法进行了批驳。莫亚认为，一旦越南失陷，势必引发多米诺效应，使得东南亚其他国家纷纷投入苏联阵营，其结果对美国而言将是灾难性的。在主流派历史学家中很盛行的一个说法是，胡志明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因此，越南落入他的统治并不是无法承受的。但莫亚通过对大量的新老材料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胡志明确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主流派们的假设是不存在的。

那么，人们便会问了，即便如此，就算越南关系美国利益，可是出于当时的种种不利因素，如苏联和中国的存在，如吴庭艳政权的腐败等等，美国在越南的努力注定会以惨败告终的。莫亚对此的回答是，这类失败论纯粹是一种“后见之明”，一种基于后来正统派观点的成见。

莫亚认为，美国的失败归根结底乃是她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使然，与上述这些因素没有必然的关系，将失败归因于这些因素实际上是因果倒置。莫亚在书里利用种种新老材料得到的结论：倘若当初美国采取了正确的决策的话，美国在越南的结果有可能呈现一番截然相反的面目了。

在莫亚看来，吴庭艳是南越政权存在的支柱，是南越惟一能对越共构成威胁的人，因此美国在错误的情报和错误的人的影响下做出替换吴庭艳的决定，对越战而言是最为致命的打击。吴庭艳下台后，本来就脆弱的南越很快就陷入失控，为越共的最终胜利铺垫了基础。莫亚发现的材料证明，对吴庭艳下台最高兴的正是越共！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最了解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他当时在听到这一消息后这样说：我简直不能相信，美国人竟然蠢到这个地步！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犯了错误的说法现在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包括一些正统派学者。

关于苏联和中国因素，正统派学者向来认为，为避免苏联和中国的干涉，美国必须将其在越南的军事行动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莫亚却表示，一些新近公开的材料可以证明，假如美国向越南派出地面部队的话，中国当时并不打算做出特别的反应。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后来的材料显示，在美国于1965年2月开始对北越发动空中打击后，越共的最初反应是极度的惊慌，他们担心自己会坚持不住。但是美国出于对苏联和中国的考虑，一直将空中打击限定在一定的规模和范围，直到1972年发动的毁灭性的“圣诞节轰炸”（Christmas bombing）。这给了越共一个信号，即美国缺乏将战争升级的意志。包括莫亚在内的修正派学者认为，假使美国的空中打击自一开始就采取“圣诞节轰炸”那样的规模，越南战争可能就会在几个月、甚至几个礼拜内结束。

另一个深刻影响了越战进程的因素是当时席卷全美乃至全球的反战潮流。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而言，民意支持的缺乏，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战争意志的丧失——这对一场战争是最最致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在美国黯然撤离越南之前，已经在战争意志的较量中先行失败了。莫亚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在此“舆论战”领域，美国也只是因为一时策略的失误而为人所乘，并非什么“正义”、“侵略”之类冠冕堂皇的原因。

莫亚表示，吴庭艳政权的恶劣形象其实是掌握了话语权的媒体所极力营造出来的，是媒体偏见的牺牲品。攻击吴庭艳最有力的两个人是《纽约时报》记者大卫·霍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和尼尔·希恩（Neil Sheehan）。而他们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是持反战立场的美军军事顾问约翰·保罗·万恩（Lt. Col. John Paul Vann）和一为路透社工作、名叫范春安（Pham Xuan An）的越南记者，此人后来被证实是越共派来影响和操纵美国媒体的间谍。

霍伯斯坦和希恩攻击吴庭艳最有效的一点是，将吴描述成一个残忍的佛教徒迫害者（吴本人是天主教徒，但越南人大多数是佛教徒）。但莫亚指出，实际上，佛教界的领袖们远非无辜的中立者，他们中最有影响者之一的智广法师（Thich Tri Quang）就与越共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弟弟还是一名越共负责间谍工作的高官；而其他很多佛教徒实际上也都是越共的间谍。

莫亚指出，通过霍伯斯坦和希恩的努力，越共不但控制了美国乃至全球的舆论，还在现实政治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时的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凯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也被霍伯斯坦和希恩的描述左右了。在洛奇的压力下，吴庭艳多次向佛教徒让步，但这只让对方觉得他软弱无能，因此提出更多的要求，从而导致恶性循环。这促使洛奇最终决定替换吴庭艳。在莫亚笔下，洛奇大使简直是恶棍的化身，他表面上告诉肯尼迪总统，自己无力阻止倒吴阴谋，实际上走在倒吴最前线的正是他本人。

尽管如此，莫亚认为，在吴庭艳倒台之后，美国仍有机会扭转战局，前提和以往一样是尽可能提早扩大军事行动，包括升级空中打击，派出地面部队等等。在肯尼迪遇刺身亡之后上台的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也确实一直在做此考虑，但他和肯尼迪一样，对苏中因素和反战运动极度顾虑，以至于“东京湾事件”这么好的一个扩大军事行动的“借口”出现后，他仍然犹豫不决，让良机擦身而过。

美国最终决定真正行动起来是在一年之后的1965年，这一年美国向越南派出了地面部队，但升级其空中打击，发动“圣诞节轰炸”却一直要到1972年。到了此时，一切都为时已晚——这将是莫亚《越南战争》第二卷的主题，第一卷只写到了1965年美国出动地面部队。

虽然人们总是热衷于将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作比较，但实际上两者并没有多少可比性：越战的一方是实力强大的越共正规部队，他们拥有冷战这一有利条件，得到了苏联阵营的背后支持；而伊拉克战场上的武装组织则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其背后的支持者伊朗——如果有的话——更是与苏联无法相比的；两者之间稍具可比性的是反战舆论。但即使是目前那些日益被边缘化的反战人士和逐渐难以代表民意的主流媒体，也难以与1960年代那种风起云涌、影响了好几代人的反战运动相提并论。

不过，我们在此不妨假设它们可比，则两派学者会从越南战争的历史教训中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来：正统派自然相信伊拉克战争已经没有打头了，再打下去就注定只会取得越战一样的悲惨结局，因此尽早撤军才是唯一可行之道；而修正派则会相信，只要激发起公众的战争意志，适时调整战争策略，伊拉克战争将不会重蹈越南战争的覆辙，而最让他们忧虑的是：在主流媒体的持续推波助澜之下，公众对战争的支持会不断下降，从而导致战争意志的丧失。当前的美国已经逐渐有了这种迹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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