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

2019年9月25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等开展的“最美奋斗者”评选活动表彰大会在京举行，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名列被表彰者之中。

梅汝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学家、律师、政治人物，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梅汝璈于东京

东京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宣布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

这次被后世称为“东京审判”的世纪大审判自1946年5月起历时两年多，判决书长达1213页，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

东京审判确认了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将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者列为甲级战犯，对国际法战犯概念进行了重大发展。

东京审判现场

初受质疑

1946年2月15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根据各盟国政府的提名，正式任命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中国的梅汝璈、澳大利亚的韦伯、美国的希金斯、英国的帕特里克、苏联的沙阳诺夫、法国的柏乃尔、加拿大的马克杜古、荷兰的洛林、新西兰的诺斯克鲁夫特、印度的帕尔、菲律宾的哈那尼拉。

“能够代表中国出席国际法庭，还见证了著名的东京审判，这对于梅汝璈来说，是无上的荣耀。”

梅汝璈在东京审判现场（右）

“其实，当时谁都没有料到，父亲这个‘教书先生’居然能代表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那中国政府为什么派梅汝璈担任法官？因为年代久远且没有官方文件记述，一直以来有很多猜测。

据梅汝璈之子梅小璈，梅汝璈得任命是有人推荐的。“据说是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他曾经担任过武汉大学的校长，和父亲一样也是清华的老校友。我父亲留学回来以后曾经在武汉大学任教，大概是有一点联系，有些了解。”

对于这一任命，很多人开始并不看好。就连梅小璈如今回想起来也心存疑窦，“我个人一直有个怀疑，老蒋派我父亲去做这个法官，他是重视东京审判呢还是不重视？尽管父亲的学历符合国际社会及盟军总部的要求，但毕竟没有真正上过法庭。”可能当时梅汝璈自己也有些底气不足。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加有威严，梅汝璈还特意蓄起上唇胡须，增添了几分老成。虽有担心，但梅汝璈始终坚守心中的正义，在临行前他曾向前来采访的记者慷慨吐露心迹：“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正气不屈

带着一身正气，梅汝璈于1946年3月19日登上了赴日本的飞机。此后的情节在很多影视作品中有表现：中国虽然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深的战胜国之一，但审判长由澳大利亚韦伯法官担任。开庭前预演时，韦伯宣布入场的顺序为美、英、中、苏、加、法、新、荷、印、菲，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但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中国应排在英国之前。梅汝璈气愤地脱下黑色的法袍，拒绝参加，向韦伯提出强烈抗议，韦伯最终同意将中国排在第二的位置。

开始宣判

在量刑方面，一些法官因为来自没有遭到日军过多侵略践踏的国家，不赞成对战犯处以死刑，而梅汝璈根据两年来在审判过程中收集的日军暴行证据，坚持主张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南次郎等侵华主犯判决死刑。最后，表决结果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终于将东条英机等7名罪行累累的首犯送上了绞刑架！

在法庭最后环节的工作——判决书的书写问题上，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梅汝璈却坚决认为，有关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部分，中国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因此，这一部分理当由中国人自己书写。经过他的交涉，由这次历史性审判而形成的长达90余万字的国际刑事判决书，留下了梅汝璈代表4亿多中国人民写下的10多万字。

梅汝璈将庭审结束后堆积如山的证据记录在判决书里，每个字都是对日军的控诉。“那些日子，我们就像钻进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的虫子，每天在里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东西。”现在，这份判决书的中文原稿已经连同法袍一起捐献，梅小璈说：“它的每一页都是现实警世钟。”

坚守法律精神

东京审判的很多情节被搬上大荧幕，为大家熟识。“可惜有些文学、影视作品水准不高，一味强调爱国复仇，描述东京审判时出现了一些致命的差错。”梅小璈说，“父亲曾经在日记中记录，刚开庭的一段时间，中方在提供证据方面比较薄弱，他坐在审判席上干着急，一点都帮不上忙。但有些文学作品和影视剧里出现了法官和检察官私下交流案情的行为，这是绝不允许出现在法庭上的。这不但没有还原历史真相，反而给日本右翼分子提供了攻击我们的炮弹。”

《东京审判》剧照

“无论如何，父亲都没有逾越法律的边界，哪怕他对日本再恨之入骨，心中也永远放着法官应有的那杆秤。”虽然许多人从法理的角度对这场历史大审判提出过质疑。尤其是在日本国内有很多不同看法，认为这是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单方面的审判”，是有罪推定，不符合法治精神。

但梅小璈始终相信父亲，他还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1946年3月29日，到东京不久的梅汝璈遇上了去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现状的著名教育家顾毓琇博士。顾毓琇将一柄长约三尺的宝剑赠给梅汝璈。梅汝璈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顾毓琇大声道：“你代表全中国人民和几千几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个侵略国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事还有比这再‘壮’的吗？”

在当天的日记中，梅汝璈写道：“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可现在是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可雪我心头之恨！”梅小璈说，这说明法官是中立的，父亲在审判时一直严守法律精神。

结语

转眼东京审判已过去70年，其人已逝，其魂不倒。这个冬日，赏梅之时，勿忘曾经国士无双。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璈

（图文源于公众号：NJU赣协、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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