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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转型尚待攻坚

张涛甫 新闻大学 202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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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如果在媒体面前不加限定条件,无条件、漫无目标地谈论媒体转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任何一家有不短生命周期的有型媒体,都存在转型问题。无论媒体大小、新旧,都面临以变应变的宿命。作为社会系统中的感应装置和应变量,媒体注定是要随外部性变量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关键看,怎么变,变的效度如何。


媒体作为因应外部性变化的社会机制,变化是其常态。媒体在社会结构中形成自己的稳态结构,以自身之型应接社会外部性之变。但在多数情况下,其变化不是伤筋动骨、颠覆性创新式的变革,而是改良性、技术层面、中小颗粒度的革新。


媒体需要一定的稳定机制应对社会之变,同时塑造外部性的瞬息万变。媒体以其稳定的理念、套路、专业操作规程去感应外部性变化,以其专业化的话语方式去呈现外部性变化,这些专属于媒体的生产方式和意义表征体系,一经定型、固化,都会在较长时段内延续,并规约媒体的专业行为和长线表达。


所谓媒体转型,指的是媒体的结构性之变,即指媒体的生产乃至生存逻辑之变。这一变化是伤筋动骨、颠覆性的大变。


当前我们对于媒体转型往往存在心照不宣的共识:指向传统媒体的转型,而传统主流媒体承压最大。


传统主流媒体在长期演化过程中,深度嵌入中国社会,在这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媒体建制,而这种建制会以强大的惯性沉淀在社会系统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鼎盛于90年代的媒体市场化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撬动了传媒场域中板结的结构。市场化媒体从主流媒体内部分蘖出来,成为具有活性的“破茧”力量。媒体机制的双轨制、媒体的双重属性即是主流媒体因应社会巨变所作的制度创新。


媒体技术异军突起,在传统主流媒体之外引爆了一场全域性的系统革命。这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于信息传播和意义解读的霸权性垄断,新媒体技术的超强活性催生人与人的超级联接,大范围阻断了传统媒体的市场返利渠道。新媒体不按常规出牌,那些生猛、活脱的新媒体没有系统负担和历史包袱,轻装上阵,无须瞻前顾后,可以一根筋地往前冲。在野蛮生长的新媒体面前,传统主流媒体则困在其身后的系统里,其硬化的生产机制和传播逻辑处在不利的守势窘境。


传统主流媒体转型之难,难在它与身后系统的深度套嵌。传统主流媒体肩负着国家意志、社会责任,负重前行,身上的辎重是超重的,在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口,承重更是超乎寻常。传统主流媒体作为中国传媒家族中的“长子”,肩负“道统”和社会责任,它天生与众不同,有特殊的使命和运作逻辑,与身后的系统有深厚的命脉关联,有特殊的使命之托,面对时代和国家的重托,它们不能躲在风雨之后,而要迎难而上,逆风前行。


传播格局已然沧海桑田,原先熟悉的河道或已拥堵,或被改道,或将干涸。此前畅通的传受关系被深度改写,须用新思路、新技术重建被新媒体阻断或截流的传受联接。


传统主流媒体转型不能只靠自救,需仰仗系统的托举和赋能。但这种依靠不能成为被动的等、靠、要,而应是重启和激活,传统主流媒体与其身后的系统,双向赋能,共同转型,才能促使传统主流媒体成为新时代的传播赛场上的王者。


研究当下媒体转型,面临的挑战并不比实践中的行动者小。我们的理论研究从来没有遇到过今天这么大的超限挑战,面对全域性、系统性的实践难题,需要极强的理论想象力和行动力,实践的岩壁太厚,理论的钻头若没有足够的硬度和锐度,难以穿凿厚重的实践岩层。


这就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双向激励和赋能。实践经验需要理论提炼、淬火,理论需要实践锻压和铸造。在这过程中,实现中国媒体理论的主体化和在地化,同时推动传媒改革实践的成功靠岸。



(封面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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