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最后的贵族
贵族、平民、流氓三个阶层的分布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贵族处于高端，流氓处于低端，庞大的中间阶层是平民。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已经没有贵族阶层，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阶层与流氓阶层。
中国社会最后的贵族：墨者
文/杨喜平
整理墨学笔记，突然想起维杰写的《贵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识的兴起》。对照贵族的精神和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墨者作为战国时候的和平主义者，信奉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的核心思想，扶危济困，救世救人，试图在人间创造一个“兼爱”互利的理想国。而汉朝以后，世界再无墨家。
因此行走在战国与秦时期的墨者，无疑是中国社会的贵族，而且是中国社会最后的贵族。
墨者指战国时期及稍后一段时期内创造和追随墨家思想的人，他们大多是下层平民和小手工业者。从身份和财富来说，墨者与贵族似乎相隔十万八千里，怎么说是贵族呢？其实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并不在于财富有多少，也不在于权力有多大，而在于具有一种高贵的精神，史书上称之为贵族精神。
一般认为，贵族精神有三种高贵的内涵：一是诚信，二是道义，三是使命感。而这些当代人们缺乏的东西，那个时候的墨者全都具有。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没有诚信，就没有道德，也就没有文明；诚信也是个人品格的灵魂，没有诚信，就不可能有高贵的品格。贵族之所以是贵族，是因为贵族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诚信带来高尚，带来尊严，带来生命高贵的价值。欧洲的贵族宁愿用决斗分胜负，而不愿用阴谋诡计争输赢，这实质上就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
墨者是最讲诚信的，记得墨家巨子孟胜与与其手下184壮士用生命捍卫诚信的故事吗？
孟胜为阳城君守城，有信约在先，楚军压境，城守不住了，面临失信的危机。怎么办？他说“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他的弟子徐弱劝他为墨家留点种子，大概墨家“从事”类弟子的精华都在阳城。孟胜斩钉截铁地说：“不死，自今以后，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话说到这个份上，徐弱首先自刎而死，或许他是为自己想为墨家留点种子的“自私”想法而愧疚吧。结果，孟胜以下180多人，全部自杀殉义。
墨家弟子慷慨就死不是因为巨子的命令，孟胜也并没有强迫他们死，相反接任孟胜的新巨子田襄子还劝送信的两个弟子不要回去死，然而他们都回到阳城自杀身亡以死明志。
而道义包含人道与公道。人道是公道的前提，就是对人生命的尊重。道义精神带来仁慈，带来宽容，带来关怀，带来公正。贵族具有关怀弱者的情怀。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就是这种道义的集中体现。
2400多年以前，墨子和他的弟子们，为制止战国诸侯的“强凌弱、众暴寡”而疾呼奔走。墨子把人的生命看得非常宝贵，对人类社会有着深厚的、难以为平常人所理解的爱。他提倡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相互兼爱，反对通过战争来扩大自己的疆域领土。在《非攻中》墨子写道：“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上下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
为了践行自己的主张，墨子不畏劳苦步行十天十夜到楚国，说服楚王放弃攻宋，还止鲁攻郑、止齐攻鲁在诸侯之中多次化干戈为玉帛。
贵族的第三种高贵内涵就是使命感，使命感就是勇于担当的精神。担当起人类社会的良知，担当起人类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卫道士，维持社会公义，维护社会理性和平发展。
这种使命感，带给贵族坚韧不拔的信心与力量。诸侯混战的战国时代、“万有余国皆灭”，贵富者骄奢淫逸，贫富差距极为悬殊。当此之时，老子清静无为的学说大行其道，悲观厌世、独善其身成为那个时代思想的主流，而墨子和他的弟子们抱着积极救世的态度，为了心中的公理与道义，义无反顾、日夜奔波。
孟子称赞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庄子称赞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子悲天悯人、个性积极、不独善其身，为了救世救民不惜一切的伟大的人格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气，实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所仅见的贵族精神。难怪胡适评价说，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
维杰在《贵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识的兴起》一文中指出：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贵族精神这“三根重要的支柱”墨者全部具有。就第一、二点而言，墨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的修养，他们倡导“节用”、“明鬼”，生活简朴，甚至以自苦为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他们勇于担当、严于自律、扶助弱势群体甚至敢于牺牲自己。朴素的贵族精神可谓是一览无遗。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第三点。
何炳棣先生撰写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一文指出，秦国转弱为强，人们一般都归功于商鞅变法，但事实上，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墨者原有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清补良药，竟被时代巨变无情地化为本身生命的强酸消溶剂——这是国史和人类史上值得讴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事情是这样的。墨者在秦献公时代开始帮助常受别国欺凌的弱国——秦国。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
自宗师墨翟始，散于列国的弟子以专长论可分为三派：“论辩”者游说从政，“说书”者传播学说，“从事”者制器守卫。“从事”派的墨者固为献公所急需，然“论辩”、“说书”之杰出者亦决不会错过赴秦入仕的黄金机会。推动《尚同》理念的实践。
另方面“从事”者中的精英亦必能通解宗师的中心政治理念与实践的原则、方法和步骤。饱经沧桑的献公深明富国强兵有赖政治、社会、经济力量的平行发展，所以元年即下令废除殉葬旧俗，七年“初行为市”，十年即“为户籍相伍”。恰巧臣民之间只有外来的墨者，除技术专长外，还能秉承墨翟的尚同理念及推行政制一元化的原则与方法。
唯有墨者才能背诵“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的历史教训。何炳棣先生相信献公之所以决心迈向政制一元化的崭新大道是与墨者一再阐发《尚同》精义分不开的。《荀子·疆国》记载：
应侯（范睢）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术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范睢于公元前266年封为应侯，卒于前255年。荀子亲自观察到的秦晚期的政风民俗，岂不是百年前墨子“上同而不下比”理念高度实现的最权威的见证吗？
开始是墨者出于兼爱同情弱者、并且勇敢地站在弱者一边扶助弱者；最后弱者变成强者，走向了墨家理想的反面；墨者帮助弱者，反而被强盛起来的弱者所奴役，践行理想的结果是革了自己的命，这难道是墨家学派的历史宿命？墨者由于自己的道义感和责任担当主动融入秦国由弱变强的大业，结果强盛起来的秦国横扫六合、统一天下，虽然秦国所作所为已经有违墨者初衷，但墨者已被牢牢绑在秦国的战车之上，欲罢不能，最终随着秦汉风云变幻而销声匿迹。如同同时推行变法的商鞅，最终由于自己推行的连坐法而无路可逃，只能束手待毙。这是墨者的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剧。
从此之后，充满贵族精神的墨者作为一个独立特行的群体不复存在，而墨侠，墨客，墨匠仍然流落民间。其中墨客与文人齐名，沦为鬼怪玄幻一派写手。墨匠集墨家科技之大成者，成为最早的科学家。墨侠则演变成行走江湖的侠客，继续风风火火走九州，上演着一个又一个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传奇故事。
维杰在《贵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识的兴起》一文中认为，人类就其精神意识的素质来考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平民，流氓。贵族不仅创造文明，而且也创造历史；流氓从来不会创造文明，只会创造野蛮。贵族精神代表人类文明的高端，流氓意识代表人类野蛮的底端。大多数的平民，一生安分守己，注定是庸庸碌碌。平民不想甘于平民，要么追求高尚而成为贵族，要么走向卑鄙而成为流氓。而人追求高尚很困难，成为贵族难上加难；人走向卑鄙很容易，成为流氓易如反掌。也正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
显而易见的是，崇尚贵族的民族，贵族易占上风；崇尚流氓的民族，流氓易占上风。流氓占了上风，必然诱惑、逼迫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民族、流氓国家。变成流氓民族、流氓国家就是文化道德陷入全面大倒退，社会陷入大溃败。
贵族、平民、流氓三个阶层的分布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贵族处于高端，流氓处于低端，庞大的中间阶层是平民。令人担心的是，中国已经没有贵族阶层，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阶层与流氓阶层。所以，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像墨家体现出来的那种贵族精神，包括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承担的勇气；包括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包括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等等，都显得弥足珍贵。
我们期望众多平民来学习、传承、践行墨家的贵族精神，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从自己做起，逐步涵蕴“贵族精神”，下决心三代人培养一个贵族。因为，大家都知道，贵族多了，流氓少了，这个社会才有希望。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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