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央视主持人背后，她们的故事
这是“水瓶纪元”的33篇文章
作者 | 张依依
编辑 | 赵小鲁
12月21日晚，微博ID“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发布文章《 推开K127那扇门——朱军“性骚扰”案真相调查》，其中涉及部分“对话朱军”的内容。
12月22日凌晨，朱军在微博上转发了这篇文章，表示，“我没接受采访，但文中内容的确是我跟朋友谈过的话”。他同时声称自己是清白的，“我负责任的对所有观众说，我从未触碰过那位女士一分一毫。”
而在朱军发声前的三个小时，弦子也在微博上用长文回溯了2014年6月9日事发当天的全部经历，并进一步要求公开审理，“我愿意公开审理，愿意公开全部证据、公开我被朱军性骚扰的经过，公开所有那些耻辱的细节。”
自起诉以来，弦子一直没有从大众视野消失。她也已不再只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而是活跃在微博平台上，为有着相似经历的受害者声援。
以下是庭审之后，水瓶纪元记录的她们的故事。
弦子这几天有些犯肠胃炎。
她不是常常生病的人，这大概是因为紧张。一周前的 11 月 23 日，她突然得到通知，自己的案子即将开庭，只有十天的准备时间。胃里的不适又勾起两年前的回忆——那时她刚从前公司辞职，成为一名自由职业的编剧。现在想来，那好像是在做准备，踏入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暴。
11 月 30 日下午，弦子的父母从武汉赶到北京。一家人在她的住处点了些外卖，一桌的菜，弦子只吃下一碗清汤面和一点素菜。临走到门口，妈妈回头嘱咐了一句，“多吃点，都骨瘦如柴了”。
过去两年，她的妈妈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上。这不是单纯的叮嘱，弦子知道，里面还包含着额外的担忧。这两年来，弦子一直没有从大众视野消失。她活跃在微博平台上，为有着相似经历的受害者声援，在不同事件之间奔波，因为各种话题与网友争论。
父母不太希望她为这些事情忙碌，但“管不了”，只能心照不宣地绕开这些话题。前段时间，弦子去杭州支持邓飞诉邹思聪和何谦名誉侵权案的开庭，父母看到她发的朋友圈，问她在哪里，弦子答说在灵隐寺，父母便不再多问，说那你好好玩，注意安全。
30 日一整个晚上，手机响个不停，许多关心案子的人发来问候、媒体的采访请求，还有其他案件当事人，希望到场给她支持。她飞速地一一回复。一名男记者加了她微信，一会儿又改了主意，说决定还是找一个女记者来采访。其间，还夹杂了一个工作微信，让她周四（12 月 3 日）交剧本，“我现在哪有时间”，她笑出来，直接告诉对方，自己要开庭了。
这不是秘密。比起当年那个涉嫌性骚扰事件的曝光者，弦子如今的身份变得更加公众化。11 月 28 日和 29 日，她照常在微博上活动，发了 11 条微博。两天晚上，她分别发了一条动态向粉丝交待，“今天上网时间结束，要去准备官司了”。
案件结果也似乎早已不只是她自己的事情。开庭前，弦子独自对着人群和镜头，说出准备好的话，“我很担心如果我做得不好，会辜负大家今天对我的期待……但一定不要因为这个案子有任何不顺利的地方，就感到气馁。”
“我们要相信，历史就算会反复，但一定会向前走的。”她说。
“你不能让我不说话”
在父亲心里，弦子是个乖巧的孩子，一路走来，人生都很顺利。
弦子则认为自己是被高度保护着的。直到初三，她都还不知道公交车该怎么坐，以为上下车站是同一个，每天上下学，父亲都会风雨无阻地接送。父母会说，要注意安全，不要晚上一个人在外面走。可对于危险具体是什么，似乎并不明确。
但即便在懵懂的年纪，人也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些意识。大学电影史的课上，讲女性主义电影，老师讲朱迪·福斯特主演的电影《暴劫梨花》，一名外表放荡的女性在酒吧遭到强奸的故事。老师聊到性骚扰的话题，突然勾起弦子的回忆。
那时候她还在幼儿园，一位相熟的邻居将她和他的女儿拉到一起，说着你们两个谁胖啊，就把两个女孩的裙子撩了起来，在腿上揪了一下。当晚，弦子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他把我妈妈压在身下，我当时根本还不知道性什么的，但却梦到他欺负我妈妈，然后我们在哭。”原来那就是性骚扰，弦子觉得在十几年后，对童年的困惑有了解答。
高中时光宽松又自由。学校里有一个大花园，学生们每天就聚在那里，观察什么鸟筑了巢，看了一个冬天。散漫宽松的环境，让弦子形成了大大咧咧的个性。而她的男朋友正相反——他毕业于一所衡水中学模式的高中，会将人训练得非常有服从性。
如今两人都从事编剧工作，影视行业这几年因为种种限制，受到很大打击。“但他不会在意，除非涉及到他自己的剧上。但过几天，他又自己平复了，说这个戏写不出来，我还能写别的。”
可弦子不一样。遭到那起事件后，她求助过很多人，除一位电影史的老师支持她报警，大部分人告诉她，不要说。这在二十岁的年纪，是一个彻骨的伤痛，“你考学来北京，所有人都想要做一番事情出来，尤其是我们这一行，自我表达非常重要。但突然有人出来说，你的表达不重要。”
“这会让我觉得，你活着就跟死了是一样的。就是你作为一个活人，感受都被否定掉了。”
事件发生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弦子像儿时一样，反复做一个奇怪的梦，梦到自己因为一件事情死掉了，然后她的爸爸站出来，把那件事说了出来，最后别人相信了她。她想，也许自己潜意识里，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知道这件事，希望有一个“受害者”应有的清白名声。
“我这人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你不能让我不说话”。她从初中开始就是文艺委员，主持班会，全班辩论喜欢郭敬明还是韩寒，吵了一节班会，还没有吵完，到晚自习继续吵。所以遭遇了那个事件，不能公开说，她反倒特别想跟别人说，跟身边关系好的人说了个遍。
前段时间“李星星案”发酵期间，一位朋友跑过来和她说：“你别在网上发信息说话了，你看他（某博主）都骂你了。”弦子就生气，“我觉得你怎么着都可以，大家沟通都可以，但你不要拿一个威胁的东西，让我不说话。”
逐渐地，弦子意识到，发声是她给自己的一种底气。这次开庭前，《潇湘晨报》发布了关于案件的视频，下面的一条评论说：这不又是“清华学姐”，不就是那个事情。
弦子一下子非常生气，回过头又很庆幸，自己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曾经在微博上发声，“就是觉得如果我嫌麻烦，或者觉得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没有选择和那个学姐站在一起，我现在就没有立场去愤怒。因为在她受责难的时候，我选择了沉默，现在轮到我了。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很有底气，在内心狂骂那个人。”
“哪里有人骂你，我去撕了他”
12月1日，弦子微博上发布了一条视频，是朋友发来的祝福：何谦、花花、jingyao、昔央、M、小羊、小强、杨洋、勇者斗恶龙、K、赵嗷嗷、罗丝、洛女王、小精灵……每个名字或代号后面，都是一桩真实存在的指控。
事情发生的时间跨度很长，却大部分于 2018、2019、2020 年这三年集中曝光。有媒体认为，2018 年是中国的反性骚扰之年。曝光的路径相似，当事者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互相结识，互相支持。
花花和弦子相识于一张照片。
2018 年，媒体采访时曾给弦子拍过一张背影。那时，她感到自己被拍得“渺小又卑微”，情绪崩溃而大哭。花花看到这条消息后，决定给当时并不相识的弦子发一条微博私信，里面是一张自己的照片。
同年 7 月 23 日，弦子写下自己故事的三天前，同样是通过一张微信便签，花花讲述了自己在 2015 年的一次徒步中“被公益人雷闯强奸”的经历。当天中午，雷闯在朋友圈回应，承认文内的事实并表示正考虑自首；但到下午，他的口风又发生变化，将花花称为自己的“前女友”。
该事件给花花的生活留下巨大的阴影。过去跑马拉松，有着运动员身材的她，一下子长胖了二三十斤，“自己和身体的关系完全破坏掉了”。她开始出现身材焦虑，很怕再面对镜头，“也害怕那个样子雷闯看到，会觉得我好像被他击碎了，而他胜利了。”
发给弦子的照片上，花花仍是胖胖的，但笑得很开心，“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鼓励她”。
接下来，在帮忙联络一次媒体采访的过程中，花花和弦子互加了微信。2019 年，一次主题展览上，她们第一次见面。花花回忆，她们一见面就马上认出了对方，并迅速成为了朋友。
“瘦瘦小小的，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这是花花对弦子的第一印象。“但说话又是火象星座，很猛的那种。超厉害的，我很佩服她会吵架。”
花花羡慕弦子的轻盈，不让人有任何伤痕感。“她跟我说过，（涉嫌被性骚扰）这个事她一点错都没有。”
而当弦子反问花花，觉得那场（性侵）事件中她有没有犯过什么错时，花花的回答是，“超级有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常常觉得，当时如果自己做得更好一点，事情说不定就不会发生。如果自己被人骂，被批评，她也常觉得是合理的。但弦子会说，“哪里有人骂你，我去撕了他。”
李黎（化名）也是在 2018 年认识弦子的。2018 年迄今，她作为律师助理参与到一些性骚扰相关的案件中。
虽然接手这类案件时间不长，但她已经感到帮助别人给自己带来的替代性创伤。由于诉讼过程中措施的不到位，很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而作为参与者，她对这种痛苦也感同身受，“我会对她（当事人）所受到的伤害感到非常非常难过，除此之外对施害者也会有恐惧。”
她观察到，2018 年以来中国出现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很多发声者开始被诉侵犯名誉权或网络诽谤。
弦子发声之后，紧接着，微博名为“我是落生”的博主在这年 7 月 28 日，也将收到的一封求助信曝光出来，内容是控诉迷笛副总周翊性侵。第二天，该博主收到来自周翊的“涉嫌诽谤罪”的律师函，最终该博主删博并道歉。
反性骚扰运动带来了发声浪潮，但当事人往往并没有足够证据，从而陷入被告和被动的境地。
这让受害者和社群从网络上的声援，逐渐转变成一种现实意义上的抱团取暖。围绕当事人而自发的志愿者团体，帮忙联系律师和媒体、报警、找社工，从一座城市跑到另一座城市，试图提供支持和声援。
2019 年 12 月 6 日，小文在朋友圈发布万字长信，曝光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钱逢胜性骚扰。长文发布后，弦子通过律师找到当事人，紧急联系上海当地的志愿者，陪当事人报警，帮她和学校联络，想办法发声，“从线下陪伴到线上安慰，从应急处理再到公众发声，甚至算是一次小伙伴之间的紧急团建”，弦子在事后的微博中这样写道。75 小时之后，上海财经大学发布处理通报，对钱逢胜撤销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撤销教师资格，以及开除。
今年 11 月 12 日，高中教师梁岗涉嫌性侵案也等到开庭。这件事最初在网上曝出时，遭到举报，当事人来找弦子求助。当天弦子一晚上都没有睡觉，给他们推荐律师，教他们如何应对。
后来，当事人杨洋在选择实名之前，也和弦子讨论过。弦子觉得，案子当时已经进行到公审阶段，实名并不是很有必要，但如果情绪上希望实名，那就实名。
李黎认为，在当前受害者求助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抱团取暖”提供了作为律师无法给予的帮助。有时，他们遇到类似的当事人，也会推荐给弦子，希望相似的经历和情绪，可以带来更有效的沟通和陪伴，“而且弦子还是很有经验的，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弦子和何谦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为了朋友。2018 年，在通过社交媒体自述遭公益人邓飞性骚扰的经历后，最初帮她发文的朋友邹思聪和何谦本人，都被诉名誉权侵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弦子前往杭州，协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到庭外声援。“感觉在这个圈子里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事情”。
同样的标语和口号在上述行动中重复出现，暗示着他们之间互助网络的关联。“向历史要答案”，这是前往杭州声援何谦的志愿者群群名，也同样是支持弦子的人们的口号。
“作为朋友不该缺席”
12 月 1 日，花花从广州飞到北京支持弦子。她准备了一卷写着“必胜”的纸卷轴，对应伊藤诗织（日本自由记者、纪录片导演。2017年5月，伊藤诗织公开对著名记者山口敬之提起强奸诉讼）胜诉时所拿的“胜诉”手幅。
在花花看来，不应该试图从受害的经历中总结出正向的影响。但她也感到，过去两年发生的事让她和弦子都改变了很多。去年，花花开始在妇联下的维权站做反家暴社工。2015 年的事件之后，她曾经一度以为自己什么都做不成了；但这两年，她感到自己又做了一些事情，“就很开心”。
而弦子，也已不再只是一个“受害者”的形象。
“当你成为一个新闻当事人，你手头上就会有一些媒体联系方式啊，社工啊，很快能找到比较好的律师，很多还是不收钱的—— 感觉像有一个非正式的互助网络了。这都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不那么容易做到的。”花花说。
但即便是新闻人物，也并不是每一个都会选择成为类似这般“维权平台”的存在。花花记得， 去年一位老师组局，邀请她们和 2018 年其他事件受害者与伊藤诗织见面，一起吃饭，“其他当事人突然看着我和弦子说，‘你们俩行动得好认真’。”
此前和弦子一同成为被告的徐超则走上一条不一样的路径。名誉权案被无限延期，徐超也退后到更为隐形的位置，她感到自己能做的，除了“支持”，已经不多了。
或者说，她其实没有什么选择。当事人的身份之外，徐超当时正在一份全职工作和留学考试申请中无暇分身。她不希望自己现实生活如此牵涉其中。弦子的曝光出现后的几个月，被对方以“侵犯名誉权”告上法庭的徐超一度陷入彷徨。许多人来向她求助，分享自己的经历，媒体不断地曝光，强烈地消耗着她的情绪，“我有时候会感觉很想躲起来”。
她感到，相对而言，弦子身边的支持网络是更为充分的，“比如说她的爸爸妈妈，以及她也说过，她的房租是男朋友在帮她交。”——但后来正是这点，一度让弦子陷入一些网友的质疑中。
网络好像一个派系林立的地方，一旦成为某种理念的代言人，好像就很难再单独待着。“会有那种不同的阵营，非常希望你去加入，也有些觉得我认识你了，支持你了，你就应当给予一些回报，比如帮忙转发什么的。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会比较多。”徐超表示。
立场和观点被裹挟，这是她和弦子都不喜欢的。2018 年被媒体最密集关注的时期，她们都曾因对外表示自己不是女权主义者，而激起一轮激烈的争论。批评者认为，她们享受女权运动的红利却要与它撇清关系。
徐超对网络上的组织动员更加警惕，“我比较胆小，很少参加联署，除非我真的感到非常必要”。后来的两年中，她也劝过弦子，不要一直那么关注网上的事情，“她就回复说我知道我知道”。
但弦子的参与并没有减少，“我知道自己其实没法说服很多人，就希望支持的人都聚在一起”。
现在回想 2018 年，徐超很深的一个体验是，虽然事件看起来影响力很大，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人去找她和弦子。对她们的支持主要来源于网络，以转发的形式传播着——但这更多是一种临时的、应激的反应。
徐超本来在公益圈中做环境保护相关的工作。她设想，如果这是一起环境事故，应该至少会有一两个环保组织去对当地问情况，制定采样方案，然后联系国际认证的实验室，检测事实上的污染情况。但女权人群中，却缺乏这样的角色。“不然怎么会很多受害者都去找弦子了，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其他的支持”。
在徐超看来，无论是应对公众，还是与受害者打交道，弦子都比她更加擅长。但对于个人而言，承担这样的压力并不公平，如此生活方式和时间投入也很难持续。但在当前女权组织和维权平台缺失的情况下，她起到的作用又无可替代。
弦子好像一个被命运选中的人物——因为案件当事人的身份，她的微博拥有了很高的关注度；这重身份又让她与其他类似案件受害者之间，天然地建立起一种信任。在这个情况下，“让她不要付出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帮助别人，从她的坐标系来说，可能是比较不能接受的。”徐超说。
花花感到，弦子几乎是把自己贡献给了中国的反性骚扰事业。
“我今天看到这个情景，那么多人在那里，我就在想，要是我肯定受不了，肯定会很回避这件事。但是弦子她就选择了这一种（公开的）方式，我觉得大家都很受鼓舞，但又觉得蛮心疼的，因为这是我们没办法分担的。”
花花自身的案子至今没有最后的说法。直到现在，雷闯也没有兑现自首的承诺，“罪与罚由此变得奢侈和遥不可及”，花花在微博中说。她不敢去想弦子的案件会如何影响法律，那种影响是不是又会进一步降临到她的头上，但“这是彼此人生中的最重要时刻，作为朋友不该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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