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故事｜自杀两次的我，只想成为女生
这是第 6 个水瓶故事
（性别，故事）
撰文｜发呆
编者按：“发呆”才17岁，但作为一位跨性别女性，她的人生似乎已经历了千山万水。正如她自己所说，“每一个希望都是绽放的花。花的生命力再怎么被打击，也无法被压制。”期待我们的社会能真正多元而包容。而怀揣梦想的发呆，能如愿继续学业，未来平安，真正地成为她理想中的“自己”。
2021年1月5日，元旦假期结束后的第二天。我没想到的是，我接到的新年礼物，竟然是父亲押着我，把我推到家旁边的理发店里，按到镜子前的椅子上。
“把他的头发，都给我剃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公司破产的父亲，想把压抑着的焦虑都发泄出来一般，对理发师嚷着。或许力气太大，父亲的声音里竟带了一丝嘶哑。
一直到头发像一朵朵黑色的云，飘到地面，我一个字都没吐出来，连眼泪都没掉。
我出生于2003年，是一位跨性别女性。留了一年多、长度过耳的头发，不到十分钟，变成了圆寸。
我的心里很难过，觉得“一下回到解放前”。我又想离家出走了，大不了被警察抓回来。
01
有的人的人生是一条直线，有的人的人生是一条弧线，有的人的人生则是一团看不出走向的线。
2013年，读小学四年级的我第一次看到金星的新闻。这个大名鼎鼎的明星的妆发、衣着、谈吐，都没有吸引到当时身高才过120厘米的我。那时，我还是个男生。金星的故事唯一打动我的是，原来男人也可以通过手术变成女人。
电视节目结束了，我还坐在电视机前。“想做女孩子”的想法虽然在一瞬间产生，却再没从心里消失，反而像一粒种子，不为人知地生根、破土、发芽。
但生活总会设置一个又一个障碍，哪怕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
上幼儿园之前，我的父母离异了，因此我被同学说是“没妈的孩子”，初中住宿舍成了我记忆中非常恐怖的事。“娘娘腔”的我经常被同学恶作剧般欺负：睡觉时不知谁把一盆水泼上来，整个床单都湿掉了；洗澡时，热水被关闸、洗澡间门把手被拆掉。
回到家，父亲总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打上来，偶尔还把课本上写了我名字的那一页撕掉。邻居听到了，反倒说，我哭喊得像猪叫一样。
直到初三，一位从外校转学的同学在宿舍里和大家聊起他穿裙子的经历，大家反倒很好奇。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和自己类似的人，心里那朵花忽然绽放。
02
每一个希望都是绽放的花。花的生命力再怎么被打击，也无法被压制。
高一上学期，学校组织冬令营。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好不容易在家外、校外过夜的机会。我第一次有了试着去做自己的念头。为此，我得提前半个月为这次冬令营做准备。出发前，我们先在学校里住了一晚上。这给了我宝贵的时间。
第二天一早，我早起了十几分钟，将人生第一套女装穿在身上。那是一套校园风的JK，白色的裙子和衬衫，蓝色格子的领结，花了我用零花钱积攒下来的两百多块。最后，我在外面套了男装。上火车坐好后，我直接脱掉了裤子，戴上假发。那一瞬间，仿佛阳光从外而内洒满了全身。
我终于是“女生”了。
现在，我会介意别人看到自己戴假发的过程。而在当时，我只觉得自己终于可以畅快呼吸，那层看不到的束缚枷锁被挣脱了。整个年级的同学也因此轰动，轮番来我所在的车厢看我。一个男生看到我的假发没戴好，主动提出帮我打理一下。有一个女生说我的妆不行，也过来帮我调整。
我压抑着内心的快乐，从害羞地靠窗坐着，到笑容慢慢爬到脸上。连班主任老师也听闻了这件事，跑来一看，竟失态地呵斥：“你滚啊，你滚远点。”
我一直都是好学生，乖巧听话，成绩没出过班上前十名。第一次被老师这样当众斥责，我想，我到底是怕了。到了冬令营的住处，我趁着夜幕，把那条让我第一次可以成为自己的裙子偷偷丢进了路边的垃圾桶里。看着月光下的裙子在垃圾桶里探头探脑，我有点想哭。
冬令营旅行结束，一进家门，父亲给我劈头盖脸的一顿骂。我沉默着，习惯了被父亲打骂。父亲骂急了，拿起弟弟妹妹的玩具，砸在我身上。我也不躲闪，那只会让父亲更愤怒。
而此时，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小学时一被打只能嚎啕大哭的孩子。我沉默地忍受着，期待一切都有转机。
03
曾经惧怕学校的我，似乎在短短两个小时的火车女装之旅后，开始渴望学校。一位易装爱好者同学来找我借假发。我并未多想，把自己唯一的一顶黑色及肩假发借给了他，也因此拥有了一段亲密的友情。
虽然他不理解我，明明做男生也可以穿裙子、打扮漂亮，为什么要当女生。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玩得很好。我们一起学化妆，一起喝星巴克，一起攒钱买眼影、粉底、修容盘。
当我终于找到跨性别姐妹的微信群时，显然找到了可以给予自己更多安全感的“世界”；而这样的世界也在无声地吸引着我，像庞大的星云吸引着一颗恒星。
我第一次离家出走，不仅是跑去投奔一位在广州的姐妹，更多的是渴望开始新的生活。我太想做自己了。
到了广州，我换掉电话卡。却在第三天时，接到了一个广州当地号码打来的电话，对方自报家门说是广州当地的警察，接到了我父亲的报警，通过公安系统和移动运营商，查到了我新换的手机号。
“你现在安全吗？”警察在电话那端问。我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后，警察又问，“是和家里闹了什么矛盾吗？”我回答说并没有。于是警察给出了派出所的位置，“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派出所。”
放下电话，我和广州的跨性别姐妹们商量，大家都觉得还是回家比较好。可回到家，换来的又是一顿打骂。
我的父亲不仅打骂我，对继母也不好——总因为一点小事，两个人又打又吵。
我之所以迷上电脑，是因为在很小的时候，我一门心思想找到母亲。我无意中听到“户籍”一词，但我不知道要去派出所，反倒想通过网络查出户籍，联系上母亲。
其实我对母亲并没什么记忆，连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上幼儿园之前，记忆中残存的，只有关于母亲的一两个片段。
祖父不愿让我联系母亲，便把写有母亲联系方式的电话本藏起来了。直到一天，母亲恰好打电话回来，被从幼儿园回来的我接到。
然而，就算是那次，我用稚嫩字体记下的电话号码，还是被祖父丢掉了。
“发呆”日常服用的药物
04
从广州回到家的我，苦闷极了。在我心里，这并不是家。
父亲总是骂我，“真男人不做，干嘛去做假女人？”“是不是女鬼上身？”父亲的疑心越来越大，会偷瞄我的微信，生怕我再跑出去。
父亲认为，我太迷恋网络，才会这样不男不女。他要把我带去网瘾中心矫正，就差在表上签名了。我几乎下跪恳求，父亲才作罢。
可接下来的日子，父亲比以前更严酷。我连洗面奶都被扔掉了；无论去哪里，什么都不能带。忍受不到三个月，我再次逃了。
在另外一个镇，有一个和我聊得来的姐妹。从我家到姐妹家，坐地铁要一个钟头。
我提前三天，把衣服收拾到一个大的行李箱里，早上五点偷偷出门，把行李送到姐妹那里，再回来。隔了两日，我终于带了一两套衣服，塞进日常背的黑色背包里，逃了。
到了姐妹家里，我第一时间把手机关机，换了手机卡，想切断和过往的联系。我到底想的不周全，用身份证开了电话卡。
在姐妹家呆了两天，我顾不上买裙子，顾不上打扮自己，先去应聘了一份工作，在烤肉店做服务员。我很努力地想独立生活下去。
就在接到被录用通知、交完入职资料，往回走的路上，一辆警车忽然鸣着警笛停在身边。我吓了一跳。有了之前在广州被警察打电话质询的经历，这一次还没等警察下车，我已经下意识地迈开了腿。
毕竟是小镇里的警察，和广州这种大城市不一样。警察大声呵斥，我也忍不住大呼大喊“不要过来”。
前一秒，我心里还在设想从此就能穿着女装，安稳生活了。如今，一切又要破灭。被警察牢牢抓住的瞬间，被很多路人举着手机录下来的瞬间，也是我的“翅膀”被剪断的瞬间。
我挣扎了很久，浑身都是汗，手机被警察收走了，我用智能手表控制手机，给姐妹发了“SOS”。姐妹问怎么了，我只来得及用手表回复了三个字“派出所”。等父亲到来时，我已经放弃挣扎。
回到“牢笼”没多久，在冲澡的我忽然想，干脆一了百了，何必这样遭罪。我在网上买了一把手术刀。我之前偷偷自杀过，用的水果刀，无论如何都割不破手腕，反而弄得很痛。这一次，我有了经验，买了一把很锋利的手术刀。
手术刀拿到手，晚上洗澡时，我毫不犹豫地从下往上切下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讨厌它的存在。没想到，一刀下去、血止不住，热乎乎、黏糊糊，完全无法继续切下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发了一条朋友圈。随后，一个同学的父母看到了，报了警。
警察赶来时，我的家人才知道这件事。而那时，我已经用手纸包住了伤口，从洗手间走出来后，自己又简单处理了一下。
不知道是大发慈悲，还是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父亲终于对我说：“你去见见你妈吧！”
05
2020年10月30日，父亲开着车，把我丢在政府大楼门前，然后通知母亲来找我。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母亲，也见到了外公——外公还给我买了新手机作为见面礼。
而我给外公的见面礼似乎并不如人意。我告诉外公，我想做女孩子。外公接受不了这些：“你好好做一个男子，做什么女孩子 ！”
我却无所谓了，母亲早晚会知道这些。已经有了新家庭的母亲比较接受我的想法，无奈的是，她想帮助孩子，但没有监护权，很多事情还是要由父亲决定。
再次被父亲接回家的我，内心苦闷极了。世界看起来那么美好，却没有一个让我可以做自己的地方。
最痛苦的日子里，我用橡皮筋勒住下体。我整整勒了20多天，希望可以借此解脱。当大姑发现我走路姿势不太正常时，不由分说地脱下我的裤子。我非常疼，不敢挣扎，任凭大姑快手快脚地把裤子脱掉。
大姑看到我的下体已经变成紫色，轻轻碰一下就疼的浑身发抖时，大哭着给我解开橡皮筋。住在我家隔壁的大姑，因为我的自杀和捆绑下体，到底是惊吓过度，进了医院。
我好委屈。每个人都可以努力成为自己希望的样子，并得到认可；而我付出无数努力，得到的只有指责、打骂和痛苦。
对我来说，服下激素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哪怕在疫情期间，买不到激素套餐，我也不肯断药，跑去药店买便宜的利尿剂抗雄。熬过了胸部又疼又涨的阶段，现在我的胸部已经发育了，未来的路上多了些许希望。
如今休学的我在自助烤肉店做服务生，每天负责切肉、腌肉，从上午十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
这样下去，并不能真的实现攒钱变性的愿望。没学历很吃亏，找工作也不好找，工资也不高，更没有钱做性别重置手术，也没有钱买激素。
我决定重新开始学业——考个好一点的大学，赚钱也容易一些。尽管如此，我还是被父亲剪去了头发。
躺在床上，我看着黑色天空。我告诉自己，25号就发工资了，到时候要买修容盘、眼影、妆前乳、眉笔和粉底。
没有了头发，人还是要学会不断地给自己打气，才会更好地前行。
本文由公益组织“跨之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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