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科荣等：网络权力、知识溢出对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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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盛科荣, 王丽萍, 孙威. 网络权力、知识溢出对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J]. 资源科学, 2021, 43(8): 1509-1521. [Sheng K R, Wang L P, Sun W. Impacts of network power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on China’s urban green economic efficiency[J].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8): 1509-1521.] DOI: 10.18402/resci.2021.08.01

网络权力、知识溢出对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盛科荣，王丽萍，孙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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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资源消耗国和净进口国，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和随之而来的环境压力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下，全面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与此同时，随着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不再是“场所空间”环境下的孤岛，而是越来越多的作为“流动空间”的节点而存在。城市网络的发展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促进了资源的流动、匹配和组合，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也不再仅仅取决于城市本身的知识存量和管理水平，而是越来越多的受到网络外部效应的影响。因此，厘清网络外部效应对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解析网络嵌入传导机制的多维度特征，已成为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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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

      基于网络外部效应、内生增长理论的综合视角，提出了理解网络嵌入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理论框架（图1）。在“生产分割”的环境下，城市网络的发展伴随着城市资源优势与产品价值链的空间匹配，权力中心城市可以通过功能升级、污染转移等多种途径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在“本地溢出—全球管道”（local buzz and global pipeline）的知识流动体系下，城市网络成为城市间知识流动的重要渠道，更多绿色技术的可及性可以显著提高城市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绿色发展能力。但是网络权力和知识溢出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网络经济和交易成本的相互作用，将会导致城市网络权力与绿色经济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绿色技术具有累积性和非竞争性，这会导致城市经济增长呈现报酬递增的特征。此外，中国城市在网络地位、地理区位和人口规模等维度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不同类型城市利用网络资源的能力存在差异，这将导致网络嵌入对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存在异质性影响。

图1 网络权力、知识溢出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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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模型来实证检验网络权力和知识溢出对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1）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用考虑非合意产出的DEA窗口模型测算的城市效率值来衡量，其中：投入指标为资本存量、劳动力和生产用电量，期望产出为城市实际GDP，非期望产出为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和工业烟尘排放量。（2）核心解释变量为网络权力和知识溢出。为了测度网络权力和知识溢出，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数据，采用Alderson等的隶属联系模型（the ownership linkage model）来构建中国城市网络（图2）。在此基础上采用Freeman度数、Bonacich权力、核心度（coreness）和相对中介度4种相互补充的方法测度城市网络权力。用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网络滞后项来表示网络中的知识溢出，网络滞后项定义为城市合作伙伴（网络中相链接的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加权平均值。（3）为避免遗漏解释变量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选择了7个控制变量。根据绿色经济效率的来源分析，控制变量包括集聚经济、知识厚度、空间滞后变量、财政压力、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和时间趋势项。图2 中国城市网络空间格局（链接数量大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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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1）网络权力和知识溢出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图3）。面板Tobi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流动空间”环境下，更高的网络资源支配能力、更高的合作伙伴经济绩效意味着更高的绿色经济效率。另外集聚经济、创新能力、开放程度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环境规制、财政压力和建立在地理临近基础上的空间溢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分析结果意味着，网络权力和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知识溢出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2）网络权力和知识溢出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具有递增的边际影响。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网络权力和邻接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越大，网络嵌入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就越大。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网络正处于收益递增的发展阶段，多样化的中间产品和非竞争性的知识资源所带来的收益明显超过了网络链接的交易成本，最终导致那些网络权力越大、合作伙伴经济绩效越高的城市获得了更高的绿色经济效率。

（3）网络权力和知识溢出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多维度异质性特征。网络权力和知识溢出能够显著改善核心地位、东部地区和较大规模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但是对边缘地位、中西部地区、较小规模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分析结果也意味着，网络发展对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受控于城市的个体特征，因此网络环境下中国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差距在网络地位、地理区位和人口规模等多个维度上都趋于扩大。图3 2005年和2017年耦合协调度的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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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1）加快城市网络建设并促进资源和知识的有序流动，通过网络效应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未来中国绿色发展政策和中长期资源效率提升计划的制定，应强调在更大地域范围内促进产品价值链与城市资源环境禀赋的空间匹配，以价值链升级提高城市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发展质量。高度重视企业网络作为城市间绿色技术流动管道的功能，充分发挥溢出效应在城市绿色技术体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促进资源节约、污染治理、清洁生产等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充分利用网络效应处于报酬递增阶段的机会窗口，推动网络联系非均衡发展，以核心地位城市网络资本建设为重点，带动城市体系整体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2）高度关注网络外部影响的异质性特征，促进不同类型城市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未来要在推动核心地位、东部地区、规模较大城市利用网络资源提高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高度重视边缘地位、中西部地区和规模较小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些措施包括：提高产业准入的环境标准，避免“趋劣竞争”、“污染天堂”现象的出现；培育“知识守门人”，提高城市对网络中绿色技术和资源的利用能力；构建多边治理体系，支持城市在价值链分工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完善城市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升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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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盛科荣，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城市网络与地域功能理论的研究。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子课题1项，在《地理学报》《地理研究》《资源科学》《地理科学》、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相关成果获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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