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兴元 燕翔 孙同全：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动能：指数构成、测度结果与对策思考
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动能：指数构成、测度结果与对策思考
冯兴元 燕翔 孙同全
作者简介：冯兴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燕翔，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孙同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引用格式：冯兴元，燕翔，孙同全. 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动能：指数构成、测度结果与对策思考[J]．农村金融研究，2022（6）：03-15．
「摘要」发展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已经成为科技银行、其他金融科技平台公司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共同战略选择和关键发力点，但我国农村各地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总体上仍然较低，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水平不平衡。论文利用网商银行在全国1884个县（县级市、旗）的业务数据及其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从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广度、深度与质量三大维度出发，建构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测度了2017－2020年这些县域的各级指标得分，较为系统地反映了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测度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动能。研究表明，2017－2020年中国各地区和各省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提升较快，但各地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提升明显，服务质量提升相对不足；数字贷款和数字授信发展最为迅速，数字支付次之，数字理财2020年也呈现快速发展趋势，但数字保险的发展一直相对迟缓。从发展动能来看，近年来中部地区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势头比较迅猛。总体而言，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发展空间巨大，应进一步加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普惠金融顶层设计和法规政策，提升县级政府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健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提高县域人口数字普惠金融素养。
「关键词」县域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农村普惠金融；乡村振兴
一、引言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此后，普惠金融被纳入国家战略，并于近年得到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刘桂平，2021），在金融可得性和覆盖面方面均有很大程度提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将普惠金融的重点放在农村。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发展乡村普惠金融”。随着近年来城乡地区移动互联、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的普及，各类金融机构竞相引入金融科技技术，推动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此背景下，政府日益强调通过数字手段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政策推动力度也不断加大。2019年2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得到有效普及”的要求。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进一步提出了“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目前，政府的政策推动和业内金融机构的随之跟进与主动推进，加快了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初步形成及农村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当前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正处在继续完善过程中，且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是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主体必然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体系。
但是，我国农村各地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总体上仍然较低，且参差不齐，还存在各种障碍（冯兴元等，2019）。定量测度我国农村各地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的总体和各方面的具体指数得分，甚至其发展动能水平，既有利于各地政府、各类金融机构了解各地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方面的总体和具体的进展与问题、优势和劣势，以及各地之间的差距，也有利于其在有关地区进一步发挥现有的长处，补足存在的短板，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由此推进我国农村各地实现乡村振兴。
本文利用网商银行在开展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业务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数据以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和各县（县级市、旗）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编制和计算了2017-2020年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在指数得分的基础上，比较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有关县（县级市、旗）各年度的总体得分情况、各省所辖县总体得分情况，研究了不同年度全国总指数得分强县的结果，分析这些县与其他县存在的差距及成因。此外，本文针对2017年总指数、三大方面指数得分均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的前551县，具体测度了2020年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动能指数得分，并选择得分最高的200个县作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强县，分析了这些县各方面指数的得分情况及区域分布情况。
总体来看，本文反映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最新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有关进一步发展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对策和思路，一方面有助于我国各类金融机构进一步提升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我国打造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体系，推动我国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二、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本文参照加拿大Fraser研究所世界经济自由指数评价体系（Gwartney et al.，2020）和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市场化指数评价体系的构建方法（樊纲等，2011），构建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评价体系。
（一）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构成
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从上到下分为四级指标，分别是总指数、方面指数、分项指标、二级分项指标，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广度、服务深度和服务质量三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2017）。其中服务广度、服务深度各包括五个分项指标，从数字支付、数字授信、数字贷款、数字理财和数字保险五个维度评估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由于服务深度主要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情况（usage），故需要从多维度进行评估，因此其分项指标还包括若干二级分项指标。其中“数字贷款服务深度”包含的二级分项指标数量最多，分别是“户均数字贷款笔数”“户均数字贷款金额”“每万人数字贷款首贷比”“数字贷款总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户均单笔数字贷款余额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从户均贷款笔数和金额、首贷比以及数字贷款的利用程度等多维度衡量数字贷款的使用情况。此外，使用“户均”而非“人均”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情况；服务质量包括“便捷度”“利率水平”“安全度”三个分项指标和若干二级分项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指标体系中，大部分分项指标属于正向指标，即指标数值越大，相对应指标得分越高。但指标体系内还存在两个逆向指标，即数值越大，相对应指标得分越低，其中分项指标“利率水平”用来衡量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使用成本，是指小微企业的经营性贷款利率水平，实际利率水平越高，指标得分越低；“数字贷款违约率”用以衡量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违约风险因素，数字贷款违约率越高，该项指标得分越低。
在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基础上，本文采用多层指标权重专家打分法，对每一层的各项指标通过专家打分的方式赋权，计算出各指标权重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然后通过取整确定最终权重（冯兴元等，2021）。
（二）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得分的测度方法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计算是以距离指数法为基础，由下往上逐层加权求和，最终得到各级指标的得分。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对二级分项指标和分项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计算二级分项指标和分项指标的加权无量纲化值，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di为第i个指标经过加权无量纲化处理后得到的数值，wi为第i个指标的二级指标组内权重（如果组内只有一个指标，那么其权重为1），xi,t为i指标t年的实际值，Mi,2017为i指标基年的最大值，mi,2017为i指标基年的最小值。这里基年的得分值取值范围为0～100分。然后再将二级分项指标和分项指标的加权无量纲化值di加权合成方面指数Di，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Dj为第i个指标所对应的方面指数得分(j=1,2,3)，Wi'为第i个指标所对应的分项指标的权重。
最后由服务广度、服务深度、服务质量三个方面指数加权汇总得到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CDIFDI）， 具体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CDIFDI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得分，Wi为第i个指标所对应的方面指数的权重。
三、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发展现状
（一）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总体情况
近年来，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快速发展态势。2017-2020年全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得分的中位数从2017年的43.37分增至2020年的101.47分，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位数得分分别同比增长35.92%、34.99%和27.69%，均保持高速增长。总指数得分中位数的最高分从2017年的89.52分增至2020年的229.23分，总指数得分中位数的最低分从2017年的7.51分增至2020年的40.84分（见图1）。
如图2，具体来看，2017-2020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三个方面指数的中位数得分总体均快速上升，但变化速度不同，其中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服务广度方面指数中位数得分提速最快，从2017年的38.04分增至2020年的148.52分。其原因主要是分项指标“数字授信”和“数字贷款”得分明显上升。其中，数字授信分项指标的中位数得分从2017年的22.3分增至2020年的131.31分，较2017年增长488.74%；数字贷款分项指标的中位数得分从2017年的17.53分增至2020年的170.25分，较2017年增长870.92%。这两个分项指标的得分提升意味着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覆盖广度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农村地区获得数字贷款的人数在增加。值得注意的是，2019-2020年“数字理财”这一分项指数有了大幅提升，从2019年的99.77分增至2020年的211.59分，同比增长112.09%，意味着县域居民的理财意识大幅提升。
图3可以看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服务深度方面指数中位数得分同样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但中位数得分提升速度略低于服务广度，从2017年的37.46分增至2020年的74.40分。分项指标中数字贷款服务深度和数字支付服务深度的中位数得分近四年均呈现上升趋势。前者得分提升更为明显，从2017年的23.01分提升到2020年的111.25分，增长了383.41%。
相比之下，2017-2019年数字授信服务深度中位数得分虽然也实现了较快增长，但2020年该分项指数得分有了较大幅度的下跌。数字授信服务深度分项指标由“全部授信用户中首次授信用户占比”和“户均数字授信额度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两部分构成，其中首次授信用户（信用白户）数量下降进而导致“全部授信用户中首次授信用户占比”大幅下降，使得2020年数字授信服务深度大幅下跌。这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县域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科技银行、其他金融科技平台公司和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触达的信用白户越来越多，导致信用白户数量减少，进而导致“全部授信用户中首次授信用户占比”这一指标得分下降明显。
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服务质量方面的指数提升速度相对较慢，中位数得分从2017年的57.18分增至2020年的72.96分。其中分项指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便捷度”的中位数得分增长速度较快，从2017年的56.25分提升至2020年的116.02分，增长了106.26%(见图4）。
总体来看，近四年来，支付、信贷、授信、理财、保险等五类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数字贷款和数字授信作为基础的金融服务类型，发展较快，增长最为显著。在使用数字贷款以及被授信的用户数量方面均有非常大的增幅，以信贷为主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有了明显改善。
（二）不同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比较分析
通过分区域分析县域总指数得分间的差异，能够较好地发现不同区域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趋势变化以及差距短板。本文采纳国家统计局对于全国四大经济区域的划分，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总体上，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得分的中位数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按2020年总指数中位数得分计算，东部地区位居第一（134.46分），中部地区第二（128.66分），西部地区第三（75.45分），东北地区第四（75.08分）（见图5）。但从发展趋势来看，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赶超态势，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西部与东北地区之间的分差在逐步收敛，差距不断缩小，但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开。
1.各区域间方面指数服务广度得分比较
如图6，从方面指数来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之间在服务广度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但东中部地区与西部、东北地区的差距逐渐扩大，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2020年服务广度中位数得分同比仅增长17.37%和25.18%，而东中部地区增速都在30%以上。因此，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依然是未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区域。
2.各区域间方面指数服务深度得分比较
总体上，全国各区域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服务深度方面指数的发展差距基本保持稳定，但近年来东中部地区与西部、东北地区的差距逐渐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地区近年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深度发展速度非常快，2020年该方面指数得分超过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还有待进一步提升，2020年西部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深度方面指数得分同比降低1.22分，东北地区同比也仅提高1.92分，增速明显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因此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服务深度是未来西部和东北地区提升的重点（见图7）。
3.各区域间方面指数服务质量得分比较
从图8可以看出，总体上，全国各区域之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方面指数中，服务质量发展水平的差距基本保持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一直以来全国各区域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服务在便捷度和安全度方面的差距都不是很大，且相较于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近四年不同区域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速度都相对较慢。
（三）不同省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
总体来看，全国28个省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差异明显。根据2020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中位数得分情况，可将这些省区分为六个梯度：第一梯度省区（大于165分）包括浙江、福建；第二梯度省区（150分左右）包括安徽、江西、河南；第三梯度省区（119～134分）包括山东、陕西、江苏、广东、湖南、河北；第四梯度（93～102分）为山西、湖北、黑龙江、广西、重庆、甘肃、宁夏；第五梯度省区（70～83分）包括海南、内蒙古、贵州、四川、新疆、吉林；第六梯度省区（55～67分）为辽宁、云南、青海、西藏。其中作为第一梯度省区的浙江省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中位数得分（151.6分），是第六梯度省区中西藏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中位数得分（55.88分）的3.25倍。相较于2019年，第四、第五梯队的省份明显减少，许多省份都实现了梯度的跃升。
其中，浙江省和福建省连续四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中位数得分居于全国前列，这也与现实中县域数字数字普惠金融的实际发展情况相符。浙江、福建两省作为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活跃，数字经济发展布局早，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完善。而西藏、青海作为西部偏远地区，其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相对落后，2017-2020年四年间一直位于总指数中位数得分最低行列，但中位数得分均有上升。
从发展趋势来看，全国28个省市近4年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中位数得分均有所提高，其中，西藏、陕西、宁夏、河南2020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中位数得分较2017年分别增长254%、213%、194%、192%，增幅均超过190%，属于增幅最大的四个省份；而四川、辽宁、云南、青海增速虽然也很大，但属于增幅最小的四个省份，分别为82%、73%、71%、68%（见表2）。
（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强县分析
根据全国各县市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得分情况，本文进一步对全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强县（前100位）进行分析。在2020年全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强县中，东部地区县域占57%，中部地区占42%，西部地区占比仅为1%。其中前31名全部为东部地区县域。具体来看，共有13个省有其所辖县入选2020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强县，分别是浙江省、福建省、河南省、安徽省、山东省、山西省、江苏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省、河北省、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其中浙江省、福建省作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最好的两个省份，发展强县个数分别为24和18个，合计42个县。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作为中部地区的河南省共有19个县进入发展强县，尽管其整体得分排序相较于浙江省和福建省仍然靠后，但近两年来其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
具体来看，2020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强县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中位数得分为202.72分，大约是全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位数的2倍。从方面指数来看，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强县在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方面大幅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发展深度方面表现较好，而服务质量方面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相对较小（见图9）。
如图10，从分项指标来看，发展强县全部13个分项指数得分均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数字贷款服务广度、数字授信服务广度、数字贷款服务深度均大幅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2倍、3.59倍和3.03倍。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强县利率水平的得分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即发展强县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利率水平要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意味着县域数字普惠金融越活跃、发展程度越高的县域，该区域内贷款利率越低，因此发展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所在区域的融资成本，缓解融资贵的难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利率水平只是指数字贷款的利率水平，而非当地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
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分析
由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得分的计算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基础和环境等因素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得分较高的地区通常集中在东部地区。考虑到还有一些地区由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本文在测度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各级指标得分的基础上，特别构建了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指数，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动能进行了测度和评价。
（一）测度方法
1.样本选取
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期水平对动能指数计算能够造成巨大影响，单纯考察动能指数得分从高到低的排序，可能导致那些基期发展水平极低的县域排在前头，而那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较大、发展较好的县域难以体现。本报告按照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以及服务广度、服务深度、服务质量三个方面指数得分均高于全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平均水平的标准，共筛选出551个县，计算了这些县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指数得分。
2.动能指数构建与测度
动能是指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相对于某一固定时间点的相对发展速度，用来衡量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潜能。动能指数是在得到2017-2020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各年得分的基础上，以2017年为基年，进一步计算得出动能指数总指数、动能指数方面指数、动能指数分项指标的得分。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i,t代表i县t年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各维度（包括总指数、方面指数、分项指标、二级分项指标）的得分情况，Ii,2017为i县基期（2017年）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各维度的得分情况。
（二）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强县的情况分析
1.2020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强县的总体情况
从测度了发展动能指数得分的551个县中，本文选择得分最高的200个县作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强县加以分析。总体来看，2020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强县的动能指数的得分中位数为185.57分，最大值为277.53分，最小值为162.11分。其中，2020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强县服务广度动能指数的得分中位数为423.30分，最大值为616.36分，最小值为232.58分；服务深度动能指数的得分中位数为168.46分，最大值为308.49分，最小值为94.36分；服务质量动能指数的得分中位数为26.15分，最大值为72.87分，最小值为-8.56分。
根据图11可以得出，近四年来全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三个方面的动能指数中位数得分从高到低的排序为：服务广度动能>服务深度动能>服务质量动能。从动能得分角度看，未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依然要进一步推动服务广度、服务深度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尤其要注重服务深度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2.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强县的区域分布
从区域分布来看，在200个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强县中，中部地区有128个，东部地区有58个，西部地区13个，东北地区仅有1个。中部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强县数量位居第一。由此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势头比较迅猛，这也与前文的分析结论一致，即近年来中部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好的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逐年减小。
东部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强县数量位居第二，可见东部地区近年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速度也非常快。根据此前的分析结果，东部地区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较高，考虑到全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存在边际递减的趋势，其发展动能强县数量少于中部地区也较为合理。
西部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强县数量排在第三，落后于中部和东部地区，说明近年来西部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较小，这与此前分析结论一致，即西部地区与中部、东部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西部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但西部地区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要强于东北地区，根据此前的分析结果，西部地区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得分由2017年的落后东北地区0.95分变为2020年的反超东北地区0.37分，这主要源于西部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较大。
东北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强县数量最少，说明总体上其发展动能较低。结合此前的分析，东北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动能指数平均得分（中位数）均较低，因此相较于其他区域，其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发展动能，均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强县是从2017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和3个方面指数得分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域中所选择的动能指数得分排名前200的强县（县级市、旗），当前被纳入的县域必须具备较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基础，这可能导致西部和东北地区进入动能指数强县名单的县（县级市、旗）的数量偏少。但是，考虑到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平均水平在2017-2020年间均相差不多，进而可以看出东北地区近年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速度较慢。
五、主要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了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价体系，测度了全国1884个县（县级市、旗）2017－2020年的动能指数总指数、方面指数、分项指标和二级分项指标得分，并进行了比较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该时期内，中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从方面指数来看，尽管三大方面指数得分总体提升较快，但在提升速度上存在结构性差异，“服务广度”得分提升最快，“服务深度”次之，“服务质量”得分提升相对缓慢。
第二，目前仍然存在区域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平衡问题，其中东部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从发展趋势来看，得益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得分的大幅提升，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赶超趋势，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明显缩小，2020年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中位数得分仅落后于东部地区5.80分，且其方面指数服务深度得分反超东部地区1.51分。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在慢慢扩大。
第三，各省之间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梯度差异。本文样本涉及的28省（市、区）差异明显，可分为六个梯度。其中第一梯度中浙江省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得分中位数（181.84分）是第六梯度中西藏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得分中位数（55.88分）的3.25倍。相较于2019年，第四、第五梯队的省份明显减少，许多省份都实现了梯度的跃升。
第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空间还十分巨大。总体看来，全国各地农村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无论是总指数和动能指数得分靠前的县（县级市、旗）还是靠后的县（县级市、旗），皆是如此。即便是2017年总指数得分最高的县市，其2017年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绝对水平也是有限的（比如获得数字授信、数字贷款和数字保险的每万支付宝账户用户的户数和金额等）。2020年总指数得分最高的县市，其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绝对水平虽然较高，但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很多县、县级市和旗的总指数、方面指数、分项指数的得分提升较快，是基于其基数总体不高。可以说，在数字支付、数字授信、数字贷款、数字理财和数字保险各方面，当前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空间还很巨大，可进一步提升。
第五，近四年内，在数字支付、数字授信、数字贷款、数字理财、数字保险等五类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数字授信和数字贷款作为基础的金融服务类型，发展较快，增长最为显著。且继数字支付普及后，数字授信和数字贷款授信已经成为发展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最重点领域。在被授信的以及使用数字贷款的用户数量方面均有非常大的增幅。2020年数字授信服务广度得分较2017年增加488.74%，数字贷款服务广度得分增加8倍以上，数字贷款服务深度得分较2017年增加3.8倍；以信贷为主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广度和服务深度有了明显改善。
第六，2020年县域数字理财快速发展。数字理财是有效扩展县域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2019-2020年数字理财服务深度这一分项指数有了大幅提升，从2019年的99.77分增至2020年的211.59分，同比增长112.09%，可以看出县域居民的理财意识大幅提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19）》，全国平均有48.76%的成年人购买过投资理财产品，而农村地区该比例仅为36.78%，数字理财的快速发展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县域居民的理财需求得到了满足。
第七，数字保险服务发展滞后。总体上在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相对于数字信贷，数字保险服务的发展更为滞后。目前纳入指标体系的理财和保险种类仍然过于狭窄。具体来看，数字保险的服务广度水平实际上仍然很低，服务深度也总体上不足，这二者均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
（二）相关对策思考
针对我国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特提出以下对策与思路：
1.改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缩小地区和城乡“数字鸿沟”
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是发展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改善全国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边远地区、边缘地带的通信基础设施，提高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覆盖面及可达性。完善的通信基础设施是农村居民获得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有利于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广度、深度和质量的提升，缩小区域和城乡“数字鸿沟”，甚至同一个县域之内不同地域之间的“数字鸿沟”。特别是对于当前在服务广度和深度方面与东中部差距较大的西部和东北地区而言，更应当加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通信基础设施的覆盖面。二是优化村镇线上线下普惠金融服务相结合的金融服务网点的建设，尤其是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站的建设。三是完善全国城乡个人与企业征信体系，加强农村地区信用信息建设。目前我国县域仍有大量农户和小微经营主体未被纳入征信系统。应积极推动个人征信市场化和商业机构征信合法化，鼓励商业征信机构有序发展，促进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四是加快构建市县域内共享的涉农信用信息数据库，鼓励农信机构继续完善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化信用评级及授信系统。市、县级政府尤其需要与所有各类金融机构合作，允许其依法根据客户授权使用上述共享数据库，包括地方政务和民生数据，改善其提供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数据基础和客户基础，最终促进其提供更好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此外，市、县级政府在开放本地政务和民生数据时，要保持开放合作的态度，不应该与任何一家金融机构订立排他性协议。
2.加强国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顶层设计和立法，完善法规政策支持框架
一是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和立法。首先，需要把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到战略高度，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业的主流发展方向，但在顶层设计方面还没有专门的规划，应从全国层面制定专门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规划及设计。其次，需要加强数字金融立法，尤其是有关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立法。从互联网金融到数字金融，业内实践迅速发展，但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建设却稍显滞后。最后，建立协同监管机制，防范化解风险。要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在提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动资金回流农村地区中的积极作用，为这些公司设立适宜的监管政策框架，尤其要充分利用监管科技（RegTech）的技术与机制。有关监管政策框架，既要保护创新，又要防范风险，同时要考虑到维护金融行业的公平和开放的竞争秩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投资者权益，更要依法反垄断，反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不正当竞争。
二是提升各级政府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一方面，国家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小额数字贷款可推出、落实专项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县级政府应充分认识到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其自身发展中的作用，结合本地发展特色，结合普惠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和产品，对适合本地发展的数字金融模式给予政策支持，包括加快建立和开放上述共享的涉农信用信息数据库、农地经营权信息登记平台和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此外，还需提升县市级政府所属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的地位，充实金融专业人才，尤其是了解数字普惠金融重要性的金融专业人才，利用改善县级政府对县域数字普惠金融运作的监督管理，促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3.完善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体系
当前我国政府大力推行城乡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未来将形成县域普惠金融体系，而且其中的数字化成分将越来越多。从本质上看，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健全一个县域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其中数字普惠金融成分占据核心地位。因为只有系统性的普惠金融服务，尤其是系统性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才能真正对接和较好满足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
4.进一步提升县域人口数字普惠金融总体素养
除了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可达性和数字金融产品到位之外，金融素养和相关素养（比如会操作智能手机）也要达到必要的水平。可以说，金融素养是决定县域各类金融消费者群体能否有效使用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关键因素。尤其是相较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指数得分普遍较低。这些问题均与相关县域人口的数字普惠金融素养较低有关。因此需要加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消费者教育，为一部分不知道如何上网及从来没有接触过金融服务的人提供专门的培训服务，一方面提高其资金成本观念、金融风险防范与履约意识，另一方面使其了解数字金融业务，培养一定的理财意识和能力，使其更好地享受金融所带来的好处。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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