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法稳 郑玉雨：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价值与路径选择

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价值与路径选择

于法稳 郑玉雨

作者简介：于法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郑玉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用格式：于法稳，郑玉雨. 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价值与路径选择[J]．农村金融研究，2022（7）：10-21．

「摘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步，迫切需要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发展阶段农业发展最根本的目标之一。农业绿色发展表现出多维的时代价值，但也面临着突出的环境问题，如耕地资源压力过大，化肥农药使用强度依然居高不下，农产品质量依然不容乐观等。在此背景下，推动农业绿色发展，需要对新发展阶段农业的战略地位重新思考，创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问题，依靠科技创新，改善提升农业生产环境质量，提高农业生产环境系统的健康水平，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农业绿色发展；时代价值；路径选择

全球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议题。中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彰显了大国的责任担当。“双碳”目标的提出为农业发展指明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农业是与自然联系最为紧密的产业，而且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导致的危害范围不断扩大，造成的损失不断增大。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都对农业温室气体排放问题高度关注，但关注的核心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并没有关注非二氧化碳的碳排放问题，如水稻生产过程中大量的甲烷气体的排放。此外，在一定程度对农作物吸收二氧化碳进行光合作用，发挥碳汇功能缺乏系统的认知和研究。由此也表明，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不仅有利于减缓农业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且能够提升农业气候资源利用效率，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因此，农业绿色发展是增强农业生态系统韧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战略举措，有利于提升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的能力。本文在对已有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分析探讨新发展阶段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价值，从一个崭新的视角阐述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现状及困境，并据此提出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路径。

一、文献综述

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农业绿色发展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性措施加以推动。2021年，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对“十四五”农业发展工作作出了系统部署。到2025年，力争实现农业资源利用水平明显提高，产地环境治理明显好转，农业生态系统明显改善，绿色产品供给明显增加，减排固碳能力明显增强。同时，学术界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并围绕着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

一是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农业绿色发展的作用是提供优质农产品、减少化学品投入、降低碳排放和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农业绿色发展以“绿色发展”为重要理念，以耕地和水资源保护为核心，以健康的农业生产环境和农产品质量为追求（于法稳、林珊，2022）。为稳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必须要充分认识农业绿色发展的艰巨性、尊重绿色发展的科学规律、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和妥善运用政策工具（金书秦，2021）。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要明确 “双碳”目标与农业绿色发展的关系，以“双碳”目标深化农业绿色发展（高鸣、张哲晰，2022）。在中国经济整体进入低碳化的进程中，要将正在发生的农业绿色转型纳入低碳发展的框架，以低碳带动农业绿色转型，以碳达峰为契机打造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升级版（金书秦等，2021）。二是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水平的评价研究。多数学者基于资源、环境、生态和产出四个维度构建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采用熵权法测算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魏琦等，2018 ；孙炜琳等，2019 ；周静，2021）。也有部分学者选取资源投入、产地环境、产出效益等不同维度的指标，采用熵权法计算农业绿色发展指数（赵会杰、于法稳，2019 ；李菲菲等，2022）。崔铁宁、张继美（2020）将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潜力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作为农业绿色发展的一级指标构成，数值采用主观赋权法计算得出。对于农业绿色发展的投入产出效率分析，如农业生态效率、农业环境效率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数学者基于SBM模型展开测算（Liu et al.，2021，Feng et al.，2020 ；侯孟阳、姚顺波，2019 ；王宝义、张卫国，2018），并据此进行影响因素和时空演化的分析。三是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注重农业资源的合理开发、集约利用及可持续发展。对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耕地资源保护（刘蒙罢、张安录，2021 ；李扬子等，2021 ；陈美球、刘桃菊，2018）、农业水资源可持续利用（Fujimaki&Haruyuki，2021 ；甘天琦、李波，2021）和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Li et al.，2021 ；祁应军，2021）方面。四是农业面源污染研究。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是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的重要保障，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面源污染排放（Petersen et al.，2021 ；孙若梅，2021 ；胡钰等，2021 ；梁志会等，2021）和农业废弃物管理（王建华等，2022 ；赵会杰、胡宛彬，2021 ；刘朋虎等，2021）两个方面。

基于上述农业绿色发展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有如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第一，在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方面，已有文献主要聚焦在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要义、战略构想和对策研究上，对新发展阶段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还有非常大的空间或者潜力。第二，在农业绿色发展评价研究方面，已有文献多以综合评价指数作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高低表征指标，并没有从多维视角分析水土资源、面源污染等农业绿色发展现实内容，特别是农业绿色发展资源利用程度、产出能力及质量等方面的研究比较欠缺。为此，本文在分析探索农业绿色发展时代价值的基础上，分析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农业面源污染等相关指标及其演变特征以及农业产出特征，据此追踪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应破解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路径。

二、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价值

新发展阶段，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在改善提升农业生产环境质量的同时，也提升了农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对农业生态产品的需求，而且有助于乡村产业振兴，有助于“双碳”目标的实现，因此，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一）农业绿色发展，是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2022年，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到2025年，农业基础更加稳固，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仅体现在农产品质量、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上，更是农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然而，当前中国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耕地质量退化面积较大，资源环境刚性约束趋紧，农业面源污染仍然突出，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依然突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任务非常艰巨。

农业绿色发展，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实现产地环境更加清洁、资源利用更加高效、农产品更加优质为目标，是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一是优化农业生产环境，可以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夯实基础；二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可以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注入动能；三是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可以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强化保障。

（二）农业绿色发展，是实施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内容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全面、长远的战略部署。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乡村产业振兴质量的有效路径，更是推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实现乡村生态振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系统质量的改善。从农业生产环境系统改善来看，农业产地环境清洁化是实施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保障，也是提升农产品质量的最坚实的基础。为改善农业面源污染对农产品质量和农业生产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必须实施农业产地环境清洁化，摈弃对化肥、除草剂、杀虫剂、农膜等化学投入品的过度依赖，提高化学品投入的利用效率，大力实施畜禽养殖粪污整治，加快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

（三）农业绿色发展，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有效途径

“双碳”战略目标的提出，实际上是将着力点放在经济社会的发展层面，低碳循环农业发展是“双碳”战略在农业领域的深刻反映，也是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式。前面已经提到，《“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提出了到2025年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其中，农业减排固碳目标首次被纳入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当中。因此，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必须以实现农业低碳化目标为前提，同时，农业低碳化发展又以农业绿色发展的资源利用、产地环境和生态系统方面的改善为有效路径。

实现农业领域“双碳”目标，无外乎两个途径：一是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农业温室气体的减排；二是提升农业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从农业温室气体减排层面来看，农业绿色发展是减少农业领域碳排放的必由之路，有效路径之一就是实现农业生产化学投入品的减量增效，加快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秸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从农业固碳增汇层面来看，农业绿色发展是释放农业生态系统固碳潜力的重要着力点，特别是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战略目标之下，我国农业生态系统固碳潜力将会进一步被挖掘。

（四）农业绿色发展，是提升农民福祉水平的重要保障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深刻反映出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对农村居民福祉的重要性。当前，已经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生态环境质量、农业生态产品等方面的充分供给，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质量、补齐农业发展短板，是释放发展潜能的重要手段，也是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着力点。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居民福祉的重要保障，补齐农村生态环境质量这块短板，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农业绿色发展，可以为农民提供经济福利、生态福利。推进畜禽养殖粪污、农作物秸秆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依托种养循环模式，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和循环经济园区建设，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式。特别是，通过农业绿色发展，提升农业生态产品质量，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业生态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提升农民福祉水平。

三、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形势分析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考察当前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必须要多维分析、聚焦重点。根据《“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提出的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利用、农业化学品减量增效、农业生态保护修复和打造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等重点内容，本文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分析当前农业绿色发展状况。具体而言，从资源投入维度考察农业资源保护利用水平，从化学品投入维度考察农业化学品减量增效程度，从产出能力维度考察农业生产效率，从产出质量维度考察农业质量效益，目的在于从资源投入、化学品投入、产出能力、产出质量四个维度衡量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存在的问题。

（一）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为全面掌握当前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现状，选取资源投入、化学品投入、产出能力、产出质量四个方面，分别考察农业资源保护利用、化学品减量增效、农业生产保障和农业质量效益的现状，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

资源投入（A）方面：选择4个维度考察农业资源保护利用：一是耕地复种指数，用以衡量耕地利用率；二是节水灌溉面积比重，用以衡量节水设施利用强度；三是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用以衡量农机使用强度；四是单位劳动力实际产值，用以衡量劳动生产率，其中农林牧渔业实际产值按2000年不变价折算。

化学品投入（B）方面：选择3个维度考察化学品减量增效：一是农药施用强度，用以衡量单位面积农药投入；二是化肥施用强度，用以衡量单位面积化肥投入；三是农膜使用强度，用以衡量单位面积农膜投入。

产出能力（C）方面：选择2个维度考察农业生产效率：一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以实物形态衡量粮食产出效率；二是单位面积农业实际产值，以价值形态衡量农业产出效率，其中农业总产值按2000年不变价折算，此处的农业仅指“种植业”。

产出质量（D）方面：考察单位面积绿色标识农产品数量，其中绿色标识农产品包括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用以衡量农业质量效益。

本文分析所用2010-2019年的数据，原始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水利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网站，缺失数据由上（下）年同等增长幅度计算得出。

（二）农业绿色发展的资源投入分析

1.复种指数及其变化情况

耕地复种指数是指一定时期内（一般为1年）在同一地块耕地面积上种植农作物的平均次数。耕地复种指数越高，表明耕地使用强度越高，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程度越低，指标指向为负向。

由表2可以看出，2013-2019年，中国耕地复种指数维持在1.2以上，2017年以后，耕地复种指数有较大幅度的增长，2019年增加到1.3，且增幅最快，比上年增长2.77%。这些数据表明，一方面，保持较高的耕地复种指数体现出中国耕地资源集约化利用程度较高，为提高粮食供给能力、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另一方面，较高的耕地复种指数体现了当前耕地处于高负荷利用状态，适当降低耕地复种有利于耕地土壤肥力的恢复和改善，促进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实现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角度来看，采取耕地休耕等政策性措施，适度降低耕地复种有助于提升耕地质量和土壤肥力，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耕地面积呈持续下降的态势。统计数据表明，2013-2019年中国耕地面积逐年降低，且在2017年后迅速减少，降速大幅提升，至2019年降到127861.8千公顷，比上年减少了2.67%。随着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农业生产技术提升，农作物播种面积逐渐扩大，但同时在耕地保护红线约束下，中国耕地资源保护也面临更大考验，一方面要确保耕地数量，另一方面也要改善耕地质量。

2.节水灌溉面积比重及其变化情况

节水灌溉面积比重是指一年中节水灌溉面积所占总灌溉面积的比例，其中节水灌溉是指采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措施减少用水损失，以较少的灌溉水量满足作物正常生长要求的灌溉。节水灌溉比重越高，表明节水设施利用强度越高，指标指向为正向。

由表3可知，2010-2012年节水灌溉面积比重先增后减，直至2013年跌至最低点36.96%，此后呈逐年上升趋势，基本上历年的节水灌溉比重维持在40%以上，2019年达到49.39%，同比上年增长1.89%。节水灌溉面积与节水灌溉面积比重变化趋势较为一致，自2013年起呈逐年增长趋势，2019年节水灌溉面积达37059.3千公顷，同比上年增长2.56%。节水灌溉比重指标反映出中国农业用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程度，随着节水改造力度的加大和节水灌溉不断提速，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将持续加快。

3.农机总动力强度及其变化情况

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是指一年中每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使用的农机总动力，数值越大，表明农机动力使用强度越高，农机能源集约化利用程度越低，指标指向为负向。

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于2015年达到峰值后下降，此后呈微弱上升趋势。由表4可知，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近十年的变化趋势以2015年为节点，2010-2015年，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呈稳定上升趋势，于2015年达到峰值6.7千瓦/公顷，此后下降到5.83千瓦/公顷，落幅最大，同比峰值下滑13.02% ；2016-2019年，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呈微弱上升趋势，至2019年达到6.19千瓦/公顷。从其内在指标来看，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10-2015年，农机总动力逐渐上升，至2015年达到峰值11.17亿千瓦，随后迅速出现跌落，同比峰值下滑12.96%，低于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同比下降比例，2016-2019年期间呈缓慢增长趋势，至2019年达到10.28亿千瓦。一方面，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指标体现了每单位播种面积农机设备的使用情形，较高的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反映出农机发展程度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另一方面，农业生产一味追求单位播种面积总动力的提高，容易对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投入产生过度依赖，高耗能的粗放型农业发展亟待向集约型农业发展转变，同时，在当前“双碳”目标战略背景下，农业生产能源引发的碳排放对农业绿色转型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4.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及其变化情况

单位劳动力实际产值是指一年中单位劳动力投入带来的农林牧渔业实际产值，表征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单位劳动力实际产值越高，表明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越高，指标指向为正向。

单位劳动力实际产值呈平稳上升趋势，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呈平稳下降趋势。如表5所示，2010-2019年单位劳动力实际产值呈平稳上升趋势，至2019年达到3.86万元/人，同比上年提高5.85%，劳动生产率逐年稳步提升。从其内部指标来看，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数量近十年来不断下滑，到2019年降到2.47亿人，同比上年下降2.93%，单位劳动力实际产值同比增速远高于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同比降速。中国农业规模化和机械化的快速推进，使得部分农业劳动力从第一产业中解放出来，同时，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更多高层次高水平农业人才的培育，尽管农业生产率稳步提升，但劳动力投入方面仍面临人员数量下滑的不可逆转性和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的双重压力。此外，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引发的耕地抛荒问题也日益突出，当前小农户家庭经营仍将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缓解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压力的前进方向。

（三）农业绿色发展的化学品投入分析

1.化肥施用强度及其变化情况

化肥施用强度是指一年中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上投入的化肥施用量。数值越大，表明单位播种面积上的化肥投入越高，化肥减量增效成效越低，指标指向为负向。

化肥施用强度于2015年达到峰值，此后呈逐年下降趋势。如表6所示，以2014年为节点，2010-2014年，化肥施用强度呈平稳上升趋势，至2014年达到峰值，为363.0千克/公顷，此后呈下滑趋势，直至2019年达到最低点325.7千克/公顷。此外，2017年以后的化肥施用强度下滑速度明显快于峰值前的上涨速度，2019年、2018年同比上年分别下降4.44%、3.27%。从其内部指标来看，化肥施用量的演变趋势与化肥施用强度类似，化肥施用量先增后减，于2015年达到峰值6022.6吨，此后下降到2019年的最低点，为5403.6吨。2017年以后的化肥施用量下滑速度同样快于上涨速度，2019年、2018年同比上年分别下降4.42%、3.52%。化肥施用强度的变化趋势与化肥施用量的变化趋势紧密相连，自2015年《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发布后，中国化肥施用量开始逐年递减，相应的化肥施用强度也开始下降。但其最低点325.7千克/公顷，仍与发达国家为防治水体污染所设置的安全上限值225千克/公顷，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在改善化肥施用强度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2.农药施用强度及其变化情况

农药施用强度是指一年中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上投入的农药施用量，表征单位播种面积上的农药投入。数值越高，表明单位播种面积上的农药投入越高，农药减量增效成效越低，指标指向为负向。

农药使用强度于2011年达到峰值，此后呈逐年下降趋势。如表7所示，2010-2019年，农药使用强度于2011年达到峰值11.14千克/公顷，此后开始下滑，直至2019年达到最低点8.39千克/公顷。自2017年起，农药使用强度下滑速度明显加快，2019年、2018年同比上年分别下降7.48%、8.91%。从其内部指标来看，农药使用量的变化趋势与化肥施用强度基本吻合，农药使用量先增后减，于2013年达到峰值180.79吨，此后下降至2019年的最低点139.16吨。同样，2017年以后化肥施用量的下滑速度明显快于上涨速度，2019年、2018年同比上年分别下降7.46%、9.15%。尽管农药使用量和农药使用强度不断下降，但仍远高于发达国家农药用量。从农业生产环境来看，由于农药使用方式的科学性不足，使得农药利用率水平相对较低，农药使用的规范性和精准性有待加强。此外，必须关注农药包装物产生量的削减和处置，积极探索完善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机制和多元化的资源化利用方式，以此来减缓面源污染、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

3.农膜使用强度及其变化情况

农药施用强度是指一年中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上投入的农膜使用量，表征单位播种面积上的农膜投入。数值越高，表明单位播种面积上的农膜投入越高，农膜减量增效成效越低，指标指向为负向。农膜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有效作用，同时，也带来了白色污染。

农膜使用强度于2014年达到峰值，此后呈缓慢下降趋势。如表8所示，以2014年为节点，2010-2014年，农膜使用强度呈上升趋势，至2014年达到峰值15.62千克/公顷，此后开始缓慢下降，直至2019年达到14.51千克/公顷。与化肥施用强度指标和农药施用强度指标不同，农膜使用强度的下降趋势相对缓慢，2019年、2018年同比上年分别下降2.41%、2.18%。从其内部指标来看，农药施用量的变化趋势与化肥施用强度相似，农膜使用量先增后减，比农膜使用强度晚一年达到峰值260.35吨，此后下降到2019年的240.77吨。农膜使用量2019年、2018年同比上年分别下降2.4%、2.44%。中国农膜用量大、覆盖面积广，降低农膜使用量可通过推广使用可降解的生物农膜的方式。鉴于可降解农膜的使用要考虑到农作物的生长周期，因此在技术开发和应用中具有比较高的要求。此外，由于捡拾机械适宜性相对较差，回收废弃农膜也面临较大的技术和经济困境。

（四）农业绿色发展的产出能力分析

农业绿色发展的产出能力反映了农业生产保障现状，包括实物形态的土地产出率和价值形态的土地产出率，即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和单位面积农业实际产值两个分项指标。

1.实物形态的土地产出率及其变化情况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是指一年中单位粮食播种面积上产出的粮食产量，表征单位播种面积上的粮食产出。数值越高，表明单位播种面积粮食产出越高，实物形态的农业土地产出率越高，指标指向为正向。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如表9所示，2010-2019年，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基本呈逐渐上升趋势，至2019年达到最高点5719.65千克/公顷。上升速度波动较大，2012年以后增长速度放缓，2019年同比上年上升1.75%。从其内部指标来看，粮食产量的变化趋势与单位面积粮食产量较为一致，粮食产量基本呈逐渐上升趋势，至2019年达最高点6.64亿吨，2012年后增长速度放缓，2019年同比增长0.9%，低于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同比增速。粮食生产能力本身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这就意味着在农业生产稳定发展过程中，应立足水资源匹配性， 摒弃为追求粮食产量目标盲目开发的粗放型生产方式，科学规划粮食产区产量目标，合理安排粮食生产。

2.价值形态的土地产出率及其变化情况

单位面积农业产值是指一年中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上产出的农业产值。数值越大，表明单位播种面积价值形态的农业土地产出率越高，指标指向为正向。

单位面积农业产值呈逐年平稳上升趋势。如表10所示，2010-2019 年，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稳步提升，至2019年达到最高点1.87万元/公顷。历年来的增长速度较为平稳，2019年同比上升4.4%。从其内部指标来看，粮食产量的变化趋势与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相一致，粮食产量呈稳定上升趋势，至2019年达最高点3.11亿万元，2019年同比增长4.47%。农业绿色发展必须要围绕土地产出率，优化农业主体功能布局，合理控制开发强度，提高空间利用效率。识别空间布局上资源错配和供给错位的结构性矛盾，努力建立反映市场供求与资源稀缺程度的农业生产力布局，发挥农业生产的区位优势，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五）农业绿色发展的产出质量分析

农业绿色发展的产出质量以单位面积绿色标志农产品数量表征，绿色标志农产品指具有“三品一标”的农产品，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中的绿色标志农产品数量仅包括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的数量。单位面积绿色标志农产品数量是指一年中单位耕地面积上产出的绿色标志农产品数量。数值越大，表明单位面积农业产出质量越高，指标指向为正向。

单位面积绿色标志农产品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2017年后增速明显加快。如表11所示，2010-2019年，单位面积绿色标志农产品数量逐年提升，至2019年达到最高点3.15个/万公顷。2017年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19年、2018年同比分别上升18.59%、21.32%。从其内部指标来看，绿色标志农产品数量的变化趋势与单位面积绿色标志农产品数量一致，绿色标志农产品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至2019年达最高点4.03万个，2017年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19年、2018年同比分别上升15.47%、18.14%，低于单位面积绿色标志农产品数量同比增速。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不仅要提升粮食供给保障能力，还要提升农业绿色供给能力。通过绿色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优质特色农产品，创建区域品牌和农产品优势区，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从而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和特色产业优势。

四、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路径

（一）全面思考农业绿色发展的地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并且自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在强调这个基础地位。新发展阶段，农业的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功能性日益得到关注，特别是消费者对农业生态产品的关注度日益提升，从关注质量着手，注重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使用。为此，应对农业的基础地位进行重新思考，不能再局限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狭隘的认知，应有大格局观，农业不仅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保障。基于这个认知，必须实现农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二）创新提升农业绿色发展的理念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健康中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为农业绿色发展指引了方向，规划了目标。新发展阶段，实现农业绿色发展，需要对理念进行创新提升。一般而言，健康的环境、营养是任何一个生命体都需要的基本保障。特别是在生态产品需求日益旺盛的当下，迫切需要实现农业的绿色转型发展，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农业生态产品。要完成这一个重大使命，应全面树立尊重生命、健康引领的发展理念，这与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一致的，将成为“十四五”乃至未来更长时期内农业绿色发展的根本遵循。

（三）精准识别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

在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政界还是学术界，对农业发展的规模化经营、新型经营主体以及社会化服务等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从实质上来讲，这些都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措施、途径，但并非核心所在。新发展阶段，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有三点：一是优质的耕地土壤，二是优质的灌溉用水，三是基于本土的种子。水土资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要素，其数量保障农业生产的产出水平，其质量则直接决定着农产品质量安全。为此，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必须重视上述核心，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两种资源数量与质量双重安全。强化耕地数量保护的同时，提升耕地土壤质量，以提高利用效率为核心，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四）改善提升农业绿色发展的环境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农业绿色发展也需要健康的环境作保障。特别是，农业生产环境系统健康水平，直接影响着农业绿色发展的成色。为此，应从源头着手，加快推行绿色生产方式，科学使用农业投入品，循环利用农业废弃物，有效遏制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业绿色发展的环境。推进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的减量增效，需要因地制宜。特别是有机肥的使用，并非越多越好，尤其在一些水源地周边，不宜过多使用有机肥，否则会导致周边水体的富营养化。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面，需要畅通市场化链条的各个环节，并有效发挥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特别是农资生产企业的生态责任。

（五）着实改善农业绿色发展的设施

当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国家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但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关注较多的是工程标准，而对土地生产能力缺乏标准，从而导致高标准农田与一般农田在土地生产力方面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实现农业绿色发展，需要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提升农业绿色发展能力，以应对极端气候变化导致灾害可能造成的影响。为此，应注重完善农田水利设施体系，注重灌溉设施与排涝设施的配套建设，切实保障“旱能灌、涝能排”。2021年秋，河南、山东、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发生的洪涝灾害敲响了警钟。在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应关注土地生产能力的提升，不能把工程数量的完成作为验收的唯一标准，真正实现高标准农田在国家粮食安全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

（六）提高农业绿色发展的技术支撑

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在不断提升，特别是2022年夏收中，小麦产量创造的最高记录再次表明了科技的力量。从根本上而言，农业绿色发展的科技创新应着重几个方面，一是围绕着农业绿色发展资源基础的高效利用，开展关键技术的创新，如水土资源保护中基础性、战略性、系统性的科学问题的理论研究，不同区域水土资源保护的技术范式，保障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二是围绕着农业绿色发展的化学投入品，进行技术创新。一方面是环境友好型的技术及产品的开发，另一方面因地制宜探索适宜性强的技术模式，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产生，并逐步提升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水平。三是围绕着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进行技术创新。在充分利用技术创新正面效应的同时，应汲取“瘦肉精”技术带来的惨痛教训，注重相关技术潜在的负面效应的评估。

（七）创新完善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

农业绿色发展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艰巨性的战略任务，除上述路径之外，还需要一系列的机制体制，这不仅是激励农业生产主体，从事农业绿色发展的有效措施，也是保障农业绿色发展成效可持续性的关键。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已经成为政界高度关注并加以推动的目标之一。为有效推动农业绿色发展，需要基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结合农业生产自身特点，建立健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机制，真正实现农产品的优质优价，激发农业生产主体的积极性。同时，由于农业绿色发展行为具有多维的正向环境效应，应在一些重点区域，如粮食主产区、畜牧业发展区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机制，不仅包括纵向的生态补偿机制，还应包括横向的生态补偿。补偿标准需要进行科学的匡算，以弥补农业绿色发展的机会成本、生产成本以及生态成本等。此外，要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生产环境实施动态监测。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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