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鹏 计晗：“双碳”目标下商业银行应对甲烷管控策略研究

“双碳”目标下商业银行应对甲烷管控策略研究

雷鹏 计晗

作者简介：雷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授信管理部博士；计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

引用格式：雷鹏，计晗.  “双碳”目标下商业银行应对甲烷管控策略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22（11）：28-35．

「摘要」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甲烷管控势在必行。商业银行通过市场化手段在持续支持甲烷管控、助力“双碳”目标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论文指出，“双碳”目标内涵应涵盖甲烷管控，并梳理国内外甲烷排放现状、甲烷管控政策以及金融机构应对经验，分析当前甲烷管控带来的融资机遇与挑战；最后，从商业银行角度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甲烷减排；温室气体；绿色金融；应对措施

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6%（张建宇等，2019）。甲烷由于在大气中寿命更短，对短期温升有更显著的影响，对迄今观察到的温升贡献近三分之一。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19》显示，甲烷暖化效果与其开采出来的煤炭全部燃烧相当。对于近期和中期的温升控制来说，甲烷管控也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中国距离碳达峰不到10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40-70年的时间间隔，碳减排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甲烷管控势在必行，商业银行在甲烷管控中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双碳”目标下甲烷排放及其现状

（一）中国“双碳”目标与甲烷管控

不同国家和地区因发展阶段、能源结构、减排雄心、自然禀赋等方面的差异，采用不同的减排概念。若要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需要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制定目标，如设定同《巴黎协定》目标一致的甲烷管控路径。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全球1.5℃增暖特别报告》（2018），明确界定了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二氧化碳净零排放（net zero CO2 emissions）、净零排放（net zero emissions）和气候中和（climate neutrality）等概念。碳中和指在特定时期内，全球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与二氧化碳移除量实现等量平衡状态；二氧化碳净零排放与碳中和表述不同，但内涵一致；净零排放指一个组织一年内所有温室气体排放与人为吸收之间达到平衡；气候中和指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作用净零的一种状态，侧重点为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影响。即碳中和狭义理解上仅考虑二氧化碳，净零排放涵盖所有温室气体，气候中和除了考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需要考虑人类活动带来的生物地球物理效应，如城市热岛效应。

考虑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还需要考虑辐射效应等其他影响，三者有依次递进的关系。2020年被称为全球碳中和元年，各国相继提出“碳中和”目标，但不同地区的时间节点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巴西、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采用“碳中和”的提法；厄瓜多尔等国家采用“零碳”，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采用“净零排放”的概念，而欧盟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意大利、采用“气候中和”的概念（陈迎，2022）。当然，各国减排目标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动态提升的。

目前，中国并未明确碳中和的具体边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巴黎协定》，根据《巴黎协定》第四条“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与汇的清除之间的平衡”等要求，“汇”指从大气中清除温室气体、气溶胶或温室气体前体物的过程、活动或机制。中国提出“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 这一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的目标，应包括能源活动和工业过程的二氧化碳以及甲烷、氢氟碳化物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体现出中国持续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主动承担与国情相符的国际责任。因此，国内专家认为中国提出的碳中和是广义的概念，衔接国际条约，即涵盖所有温室气体。

（二）全球甲烷排放现状

从排放总量来看，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发布的《气候变化2022 ：减缓气候变化 》报 告 指 出，2019 年 全 球 人为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共有59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比2010年高12%，比1990年高54%。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4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甲烷为11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氧化亚氮为2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氟化气体为1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世界银行2018年统计，中国甲烷排放量居全球首位（见图1），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甲烷的排放还将持续增加。

从排放来源来看，有机物在缺氧情况下分解可以产生甲烷（俗称沼气），因此，甲烷在自然界的分布很广，但人为活动是当今时代甲烷的最主要来源，全球60%的甲烷排放量来自于人类活动（UNEP的数据）。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甲烷的排放源主要来自能源活动（燃料燃烧、甲烷逃逸），工业生产过程，农业活动（动物肠道发酵、水稻种植等），土地利用（湿地）以及废弃物处理（固体废弃物及废水处理）五个部分（见表1），能源部门和农业部门是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占比分别为40%和35%（见表2）。根据中国提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官方报告数据，2014 年中国甲烷排放5529.2 万吨，其中能源活动排放 占 44.8%， 农 业 活 动 排 放 占40.2%，废弃物处理排放占11.9%，约占甲烷排放总量的97%。

二、甲烷管控政策、倡议及金融机构应对经验

（一）国际相关政策、倡议进展

1.《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

《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明确甲烷为六种温室气体之一。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巴黎协定》，明确指出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标，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众所周知，减少甲烷排放是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

2.相关法规与倡议

北美国家支持能源方面甲烷管控。2009年，美国首部温室气体减排法案出台，该法案覆盖美国包括甲烷在内约90%的温室气体排放；2013年，美国能源部提出了80亿美元天然气输配系统甲烷减排创新性技术商业化贷款担保招标等。2016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署了《北美气候、清洁能源和环境伙伴行动计划》，承诺到2025年石油天然气行业甲烷排放量较2012年减少40%-45%。

欧盟明确推进甲烷管控。2020年10月，欧盟发布了《欧盟甲烷战略》(EU Methane Strategy)，指出在欧盟和国际范围内采取措施控制甲烷排放，重点覆盖能源、农业和废弃物处理行业。2021年11月，COP26大会上美国和欧盟宣布“全球甲烷减排承诺”，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承诺到2030年将甲烷排放在2020年水平上削减至少30%（朱松丽，2021）。

部分组织通过倡议支持甲烷管控。201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部分国家联合发起“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CCAC），该联盟发布油气甲烷伙伴关系（OGMP）倡议及“OGMP2.0框架”，以帮助生产企业减少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甲烷排放（张建宇等，2019）。石油公司也组成自愿性组织，通过设置减排目标等方式促进企业层面甲烷的减排，如2014年，中石油等13家世界主要油气企业成立了全球油气行业气候倡议组织（OGCI）（贺晨旻等，2022），承诺在未来10年内投资至少10亿美元鼓励甲烷减排创新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以实现甲烷近零排放。

3.中美联合宣言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的合作，中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在COP26大会进程中，中美两国联合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简称《宣言》），《宣言》提出将在甲烷减排等领域开展合作，强调在减少甲烷排放方面的行动计划，“双方计划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制定强化甲烷排放控制的额外措施；中方计划在其近期通报的国家自主贡献之外，制定一份全面、有力度的甲烷国家行动计划，争取在21世纪20年代取得控制和减少甲烷排放的显著效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团结协作，美中应加强合作。

（二）国内政策及相关要求

1.国家政策支持

近年来，国内政策大力支持甲烷管控。2021年3月，中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甲烷、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等其他温室气体控制力度。”2021年10月，《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11月，中国决定设立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支持包括推进煤层气开发利用等。2022年6月，先后印发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均明确包括甲烷在内的重点领域减排。生态环境部表示，“十四五”期间，将推动开展中国控制甲烷排放行动。

2.监管要求

金融监管部门明确将甲烷管控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部分。人民银行绿色贷款统计制度、银保监会绿色融资统计制度分别界定绿色贷款、绿色融资统计标准，两类统计范围均涵盖甲烷管控。《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明确，将畜禽养殖废弃物污染治理、油气回收设施、畜禽粪污生产沼气设施等纳入绿债支持目录，符合要求的企业可将特定的项目作为抵押发行债券；而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等高碳排放项目不再纳入支持范围，并采纳国际通行的“无重大损害”原则，使减碳约束更加严格。

3．金融机构应对经验

从应对气候变化来看，用于甲烷管控的资金不足，CPI（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研究指出，根据2019-2020年平均数，用于甲烷减排措施的资金在气候融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不到2%，略高于110亿美元，而现实至少需要将资金增加10倍，才能满足甲烷减排相关的融资需求；且资金分布不均，近2/3的甲烷减排融资集中在废物和水部门，而能源和农业的排放占比超过4/5（Paul Rosane et al.，2022）。目前来看，商业银行也在积极行动，采取的主要气候投融资模式包括与国际金融机构、政府基金、地方政府合作，气候贷款与绿色信贷有效衔接，开展碳金融方面的实践等。

4.国际金融机构应对经验

世界银行已持续探索支持甲烷管控产品与服务，如成立碳基金、开展甲烷减排和气候变化缓解试点拍卖机制（PAF）试点及贷款等（见表3）。世界银行宣布，在2021财年没有进行新的化石燃料融资，且于2019年停止了对上游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upstreamoil and gas）。欧洲开发银行也于2021年年底停止贷款给不采取甲烷减排措施的天然气项目。

此外，甲烷管控问题也受到投资界的重视。“负责任投资原则”项目（PRI）要求在投资过程中考虑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因素，及时披露气候变化相关风险；该项目出版了《油气行业投资风险规避指南》，为2000多家投资机构提供了决策参考。根据环境组织350.org的统计，已有控制着14.5万亿美元的1300多家机构以某种方式从化石燃料领域撤资，如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Black Rock）。

5.国内金融机构应对措施

近年来，国内金融机构积极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创新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支持甲烷管控，主要体现在信贷产品中（见表4）。202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增加1000亿元-3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额度，利率与同期限档次贷款的市场报价利率大致持平，人民银行可按贷款本金等额提供再贷款支持；目前，国内金融机构积极报送相关项目。此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方面，目前中国已经签发的CCER项目包括猪粪便沼气利用、低浓度瓦斯发电、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填埋气发电等；以北京为例，2013年-2019年，北京涉及甲烷减排的CCER项目共25个，交易量675万吨，交易金额将近5600万元。

三、甲烷管控带来的融资机遇与挑战

作为最重要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无论是温室气体排放管控的客观需要，还是国内碳达峰、碳中和新发展理念的内在需求，商业银行支持甲烷管控，将为其业务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

（一）甲烷管控的多重收益

与二氧化碳减排不同，控制甲烷排放，不仅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带来效益，而且通过利用甲烷的能源或重要化工原料属性，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同时带来安全、环境等多方面收益。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CH4)，与煤和石油相比，天然气燃烧时产生的污染物极少，且具有明显的减排优势。油气行业通过技术或设备升级，可以有效减少或消除设备泄漏和工艺排空，在实现甲烷管控的同时，协同控制挥发性有机物，可获得额外的天然气用于销售和使用。煤矿瓦斯泄露及爆炸亦是煤矿生产作业的最大安全隐患之一，管控甲烷排放能降低安全隐患。另外，甲烷还是对流层臭氧的前体物，甲烷管控有助于控制空气污染，从而获得环境与健康效益。

（二）带来的商业机遇

目前，国内甲烷排放主要集中在煤炭行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农业以及废弃物处理四个领域，减排潜力巨大；据《全球甲烷评估》报告研究，通过针对性措施，可在2030年前减少不少于1亿吨/年的甲烷排放，如煤炭行业降低约1.2千万吨-2.5千万吨/年，石油与天然气行业的甲烷排放量可以降低约2.9千万吨-5.7千万吨/年，农业部门甲烷排放量减少约3千万吨/年，废弃物减少约2.9千万吨/年；还能带来防止因暴露于臭氧中造成的过早死亡、农作物产量增加及劳动生产力增加等多重正外部性收益。

1.煤炭领域机遇

煤炭行业实现低浓度煤层气的安全合理利用，能扩大煤层气利用的范围和规模，提高煤层气利用率以及实现节能减排等效果；据称，煤炭领域相关措施可实现50%-75%的甲烷减排。“双碳”政策推动下，煤层气企业的盈利模式为开采、收集和售卖煤层气，赚煤层气加工费以及未来交易碳排放权等。根据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数据，中国煤炭开采导致的甲烷排放占中国人为甲烷排放总量的38%，约为2100万吨，碳减排认证的方法学规定减排1吨瓦斯（甲烷）可以获得25吨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国内煤层气2020年的产量为102.3亿方，开采率仅为25.8% ；据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现有煤层气发电项目资料测算，利用10000m3立方米甲烷预计可减排约165吨二氧化碳当量，按照CCER碳价60元/吨测算，每万方减排收入近1万元，全国煤层气减排市场空间可观。

2.油气领域机遇

油气行业中甲烷排放产生于每个环节，从上游生产采集端到下游用户，每个环节都会产生甲烷排放，其中上游领域约占甲烷排放的75%。此外，国际能源署（IEA）发布报告指出，全球油气行业75%的甲烷泄露可以通过现有技术得到控制，其中40%-50%的减排没有额外成本。以2021年为例，全球化石燃料行业泄漏的甲烷足够为市场额外提供1800亿立方米天然气，这一数量同欧洲电力部门消费的天然气量相当。

3.农业及废弃物处理领域机遇

农业兼具固碳、排碳双重属性，如稻田既是重要的甲烷排放源，又有着巨大的碳汇潜力；废弃物行业垃圾填埋过程产生的甲烷气体也可能成为管控重点，焚烧替代填埋为行业趋势。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情况下，据报告分析，每吨农业甲烷的平均减排成本在270美元到1390美元之间。此外，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王凯军教授表示，沼气行业是万亿元的大产业，预计2030年可获得沼气生产潜力为1690亿立方米（2060年达到3710亿立方米），相当于2021年全国天然气消费量46%，与2021年天然气进口量相当（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等，2021），发电可形成7420亿千瓦时的发电量，相当于全国2021年用电量的9%。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2.42亿吨，其中焚烧总量1.21亿吨，填埋量1.09亿吨，填埋占无害化处置的比例为45.59%，与欧盟的24%（2018年）相比仍有较大降低空间。可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开展有机废弃物堆肥，减少沼气排放和水污染，并获得堆肥销售收入和核证减排量（CER）收入。

（三）金融机构面临的挑战

一是金融机构对煤炭和油气行业融资，将面临国内外政策压力。从国内来看，相关客户已纳入高污染、高排放管理，部分行业还纳入高耗能管理，如原油加工及石油制品制造、炼焦、煤制液体燃料生产等行业，这使得这些客户融资渠道受到限制，在甲烷纳入碳市场的政策导向下，企业减排成本加大，相关客户面临潜在气候转型风险。从国际来看，减排对国际油气领域项目投资与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如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而进口的天然气在其生产和运输过程中都会产生甲烷排放，天然气贸易各方均将面对包含化工产品在内的相关全产业链甲烷管控的约束。

二是甲烷排放源特征使得其回收面临较大问题，影响金融机构介入。甲烷排放属于无组织逸散，其泄漏浓度低、波动大、持续性强，回收利用技术难度大、成本高，甲烷的检测也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如高浓度煤层气利用技术及相关产业成熟度高，占比较小，而大约80亿立方米低于10%的低浓度煤层气直接排空，导致国内煤层气利用率总体偏低，高成本制约煤层气开采。来自动物肠道发酵的甲烷排放，管控方式涉及个体行为改变，是管控重点但也是难点。

三是甲烷管控项目投入大、风险高，金融机构激励不够。甲烷管控项目初期投入大、短期回报不明显及技术风险大的特征，使得目前市场投资动力和融资激励不强，管控项目一直较难获得融资，目前其投融资更多地依靠行政手段；碳金融相关产品服务相对单一，主要围绕碳排放权展开，而当前碳交易市场活跃度有待提升。

四、商业银行应对策略建议

（一）积极支持甲烷管控

一是持续优化绿色金融制度体系，突出绿色低碳、生态循环导向。紧跟包括甲烷国家行动计划在内的相关政策，扎实推进气候投融资，明确目标营销客户和项目清单。积极支持煤电、煤炭等传统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保障其甲烷管控融资需求；优先支持煤炭安全生产和储备的项目贷款；严禁对符合支持条件的煤电、煤炭等企业和项目违规抽贷、断贷，防止运动式减碳和信贷“一刀切”。积极支持以绿色低碳、生态循环为增长点的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支持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化减排固碳技术的应用（叶兴庆等，2022）。

二是明确绿色金融重点支持方向与领域。积极探索支持煤炭、油气、农林牧渔业、垃圾处理、沼气、废污处理、生物质能等领域的甲烷管控，如低浓度煤层气开发利用项目、煤层气收集发电、智能化矿山建设、煤矿安全改造、碳减排技术研究与应用领域、温室气体和水质监测、集约农业、气候智慧型农业、数字农业、精准农业（唐博文，2022）、绿色农业及稻渔综合种养、大水面生态渔业养殖等生态循环农业、垃圾填埋气治理、生物堆肥项目、污水处理、畜禽废弃物利用等领域。逐步推广碳排放权、排污权抵押贷款等环境权益相关金融产品，探索包括水稻在内的农业碳汇项目融资；在绿色信贷产品基础上，发行气候债券、蓝色债券以及转型债券等创新绿债产品，创新推广绿色基金、碳基金、绿色理财，积极参与碳市场交易等业务。

三是加强激励约束机制和信息披露。健全绿色金融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通过资源分配、经济资本考核、风险容忍度、贷款定价等工具落实激励约束措施，如对符合甲烷监控要求的企业客户给予优惠的利率，在绿色通道考核方面给予支持，鼓励拓展中长期项目建设。严格落实国家政策，积极运用人民银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加大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中有利于甲烷管控的支持力度。加强对气候相关信息的披露，定期对融资支持的甲烷减控项目进行环境效益测算，并在社会责任报告、官网、新闻媒体等内外部渠道进行披露。

（二）强化 ESG 及气候风险管理

强化风险引领，逐步完善ESG及气候风险评估体系，将ESG及气候风险理念落实到授信决策过程中。一是完善ESG及气候风险制度，借鉴国际标准完善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管理办法，将气候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从风险政策、风险限额、授信政策、客户评级、审查审批、资金拨付、贷后管理等方面，将ESG风险管控纳入授信业务全流程。二是加强ESG及气候风险的识别、计量、评估、监测、报告与控制，开展ESG及气候风险专项排查，将甲烷排放相关行业纳入重点排查范围；开展风险动态评估，并将相关结果作为其内部评级、授信准入、管理和退出的重要依据；积极推动风险管理数字化，在绿色金融系统中接入甲烷等温室气体数据，做到对环境与气候风险的有效识别与准确计量，持续有序推动企业客户碳核算等环境信息非强制性披露等；推动建立客户ESG评级体系，将甲烷等温室气体管控纳入ESG评级指标；建立健全客户重大ESG及气候风险内部报告制度；加强ESG及气候风险控制，开展ESG及气候风险分类管理和名单制管理。

（三）加强能力建设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绿色低碳宣传教育，推进绿色办公、绿色运营和环保公益活动，构建绿色企业文化；不断加强气候融资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储备具有经济金融、管理、环境、农学、工程等方面知识背景的专业人才，提升对甲烷排放监测、CCER、碳市场等前瞻性趋势研判与分析，同时提升展业能力和审查审批能力，打造一支熟悉气候投融资政策和产品设计运营的专业队伍（雷鹏，2021）；积极与监管部门、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中国银行业协会绿色信贷业务专业委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内外金融同业及科研机构等展开合作交流，积极参与银行业甲烷减排组织倡议，持续加强能力建设，以促进气候融资和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助力实现2030碳达峰和2060碳中和目标。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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