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果等：金融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路径研究

金融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路径研究

林子果 刘冉 陈艺曦 黄丽

作者简介：林子果、刘冉、陈艺曦、黄丽，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引用格式：林子果， 刘冉， 陈艺曦， 黄丽. 金融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路径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22（12）：03-10．

「摘要」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产业振兴与促进农民增收。金融在乡村产业的发展中既夯实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为提高农民收入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北京地区，仍存在授信额度不能充分满足信贷资金需求、贷款期限不能充分满足融资需求、金融服务未能充分满足多样化的需求、金融服务模式不能充分满足金融需求升级的问题，进而导致金融支持农民收入结构改善难度较大。金融如何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成为亟待破解的关键问题。论文以北京市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分析了金融支持乡村产业与农民增收的现状与困境，探讨金融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路径并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关键词」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农民增收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2035年远景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到2035年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2号）指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要“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并提出要“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

面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任务新要求，金融如何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和促进农民增收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成为金融工作的着力点。《中国银保监会关于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了“确保涉农金融投入稳定增长”的总目标，要求“各银行机构继续单列涉农和普惠型涉农信贷计划，努力实现同口径涉农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完成差异化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目标”。截至2021年12月末，我国涉农贷款余额43.21万亿元，较当年年初增长11.83%，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8.88万亿，较当年年初增长17.48%，超过各项贷款平均增速6.19个百分点。2021年，我国农业保险为1.78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共计4.72万亿元。

推动共同富裕的重点是高质量均衡发展，关键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陈宗胜，2021）。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面临哪些现实困境？如何为其提供金融支持？这是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北京市为例，通过分析北京市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现状、困境，探讨金融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可行路径。

二、金融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机理分析

在我国，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以及合作性金融功能互补、相互协作的格局正在形成(张林、温涛，2021)，一个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金融组织结构对农业产业化发展有重要支撑作用(唐晓旺、张翼飞，2018)。金融通过扩大乡村产业规模、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等渠道支持乡村产业振兴，拓宽了农民收入增长渠道，助力共同富裕。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与转移净收入四部分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与经营性收入高度依赖乡村产业发展，因此，金融可以扶持乡村产业发展，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和推动共同富裕。这方面的作用机制见图1。

（一）金融为乡村产业发展夯实资金保障

对于金融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已有研究多认同金融能够有效促进乡村产业发展。金融通过服务模式与流程的不断创新对乡村产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为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提供了资金保障，是农村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动力(郭威， 2022) ；并且，金融通过缓解乡村振兴资金短缺，发挥个体行为效应、产业带动效应进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支撑(王修华， 2019)。

（二）金融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赋能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到新常态时期，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对证券和保险市场的依赖性增强(孙志红、王亚青， 2016)，金融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相互促进(Patrick， 1966)，资本深化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蔡宗朝， 2022)，农业科技研发有赖于金融资本的大量投入(郭威， 2022)，带来农业产业提质增效。金融作用于农业产业链，为农业企业与农民提供金融支持，有利于发挥农业规模经济效应，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进而增加农民收入(蔡宗朝，2022)。并且，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技术大大减缓了传统金融存在的金融排斥问题(张林，2021)，提升了乡村产业发展的金融可获得性(何宏庆，2020)。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大数据风控可有效减缓信贷风险问题，有助于金融机构精准营销，从产业经营主体的需求出发，为其提供合理的金融服务，显著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孙倩、徐璋勇， 2021; 谢地、苏博， 2021)。

（三）金融为促进农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对于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郭威， 2022)。已有研究表明，农村金融通过完善资源配置，重点支持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农户和涉农企业发展农业生产，可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同时，金融通过支持乡村产业规模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也为农民等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促进了非农就业和私企就业规模的扩大(方观富、许嘉怡， 2020;张林， 2021)。例如，随着农村观光农业、乡村旅游、农事体验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和农村能人返乡创业，农村地区休闲农家乐、乡村民宿等新型农村创业主体不断发展壮大，从而拓宽了农民的收入增长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金融通过包容增长、创新效应、创业效应等，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提升收入水平，促进收入子系统与平等子系统的协调统一，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蔡宗朝， 2022）。

三、北京乡村产业、农民增收与金融服务的特征

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北京市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积极探索“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乡村产业呈现稳定发展态势。

（一）特色乡村产业稳步发展，科技成果转化显著

2021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 269.1 亿元，同比增长2.8%，实现自2014年以来首次增长。到2021年底已形成顺义、平谷等养殖主产区，创建2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4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88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累计创建市级以上星级休闲农业园区224个，乡村民宿经营主体近5000家。2022年5月底，北京市已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35种、大兴西瓜等特色农产品117个。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订单农业、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联农带农，形成了以基地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的发展模式。为了强化农业品牌的引领作用，北京市发布了“北京优农”品牌目录，推出10个区域公用品牌、75个企业品牌、45个产品品牌，实施“昌平草莓”“平谷大桃”2个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和“北京鸭”全产业链标准化提升项目，推动15个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北京在全国率先组织实施了地方科技攻关和承接国家攻关成果的转化任务，出台了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农业科技应用场景建设方案。并强化科技成果应用，创建了74家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2个部级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组织实施30个乡村振兴科技示范项目。开展智能农机装备的推广应用，建设京西稻智慧农场、农机无人作业试验示范基地，打造养殖机器人应用场景。

（二）北京农村居民收入逐年稳健增长，但收入增长动力有待提升

“十三五”时期以来，北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保持稳定增长，由2016年的22310元提升至2021年33303元，年均增长8.34%，同比增速高于城镇居民1.03%。在收入结构方面，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工资性收入占比最大但呈下降趋势。北京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贡献率保持在70%以上，成为拉动收入增幅的首要因素。但工资性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7.09%，且贡献率年均下降1.16%，增长动力不足。二是经营净收入偏低且呈现下降趋势。从2016年的2062元下降至2021年的1874元，年均下降1.89%，且经营净收入的贡献率自2016年的9.24%下降至2021年的5.63%。三是财产净收入增速最快但潜力有限。北京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始终保持快速增长，贡献率也稳步提升，但受制于土地等资源总量有限等因素影响，缺乏增长潜力。四是转移净收入是北京农村居民收入的第二大来源，从2016年的2260元提高至2021年4552元，但转移净收入主要依赖于财政资金补贴，受政策影响较大，缺乏可持续性（见表1）。

（三）金融服务在农村地区的下沉力度增强

21世纪初以来，北京市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振兴的支持，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金融组织体系，信贷供给力度持续加大，产品与服务不断多样化，服务模式持续创新并逐渐数字化，支持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北京市逐步形成了以银行机构为支持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以担保机构和保险机构发挥增信和保障作用，以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作为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补充后备军的多层次组织体系，为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2021年末，14家法人银行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32.1亿元，较年初增长28.2%，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23.7%。北京农商银行持续加大信贷供给力度，2021年末，累计为农业产业类客户提供2800亿元授信支持，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累计投放资金40亿元，支持北京市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

北京市金融机构结合郊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与农民创收需求，创新推出多款金融产品以满足涉农经营主体的差异化贷款需求。北京农交所与农商银行合作开发了“集体资产经营权质押融资产品”，北京银行推出“农旅贷”，工商银行开发“农保e贷”等涉农专属金融产品，以实际行动践行推动首都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

同时，为降低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北京金融部门创新推出数字金融服务平台服务乡村产业与农民增收，有效提高了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效率。“北京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站”就是由小微金服公司、农担公司和银行机构等联合打造的数字普惠金融平台，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以数字化服务模式更好满足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需要。

四、金融促进北京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困境

促进京郊农民增收依然存在现实困境，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仍存在诸多挑战，例如农村金融支持力度不足、担保体系不健全、信用环境不佳、保险基础薄弱、金融产品单一等问题(胡世录， 2020)。乡村产业振兴金融服务还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集中表现在各类新型经营主体融资难问题突出(何广文、何婧，2019)。随着北京市乡村产业的迭代发展，农民就业渠道不断拓宽，金融需求呈现出大额化、长期化、多样化、数字化等新特征，与金融供给之间产生了一定鸿沟。

（一）授信额度不能充分满足信贷资金需求

在乡村振兴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化农业有机衔接的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带来了更大规模、更长周期、更高质量的农村金融需求(郭威，2022)。尽管农户仍是乡村经营主体，但“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农户”等各种产业联合体方式推进，农户成为农村产业链发展、农业产业联合体发展的参与者，农户逐渐具有规模化经营的外部环境和条件，金融需求特别是信贷需求额度大幅提升(何广文、刘甜， 2018)。随着北京市乡村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建设转型，乡村信贷需求主体由传统的小规模农户、小微企业逐步转为新型经营主体等。信贷需求主体的变化使得乡村产业发展的信贷资金需求由传统“散而小”向大额化信贷需求转变。尽管北京市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不断增加，但单笔授信额度较小，乡村产业发展仍然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导致涉农贷款额度未能满足产业发展需要。据调研，房山区金鸡台村计划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及专业的运营公司打造整村旅游产业：一是打造文化艺术产业，计划联合大专院校、艺术团体进行文化的展演和相关的艺术创作；二是打造社交休闲产业，规划通过运营公司吸引企业团建资源和新兴职业者前来工作和交流；三是打造康养涵养产业，计划以当地健康宜居的生态环境吸引退休老年人养老居住。根据以上规划，金鸡台村提出了借贷资金需求，资金缺口预计为3000万元，其中包括对现有的一栋四层楼房中120个房间的改造支出及会议室装修支出，约为1000万元；对古宅改造民宿的修缮费用，约为1500万元；对300亩休闲观光农场的规划建设费用，约为500万元。但在与几家金融机构的实际对接过程中，普遍遇到村集体资产没有产权证书，没办法落实抵押担保的问题。因此推荐引入担保公司进行增信，但是农村普惠金融的最高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难以填补该村旅游产业建设的资金缺口，且存在综合资金成本过高的问题。

（二）贷款期限不能充分满足融资需求

银行业已有的产品多为1～3年期限的中短期贷款，无法充分满足乡村产业振兴持续投入的需求(何广文、何婧， 2018)。乡村产业投资回报周期一般较长，有些甚至在十年以上，因此更需要长期化融资支持。金融机构为把控信贷风险，提供涉农贷款一般在3年期以内，只能够满足季节性、周转性的融资需求，贷款与涉农经营主体生产周期不匹配的问题频现。为了充分满足乡村产业振兴持续性的资金投入需求，应通过担保和贴息政策、放贷利息收入税收减免等，鼓励金融机构发放中长期贷款。据调研，北京丰森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北京市种猪繁育、生猪育肥领域的农业龙头企业，主营业务为养殖、销售、育肥生猪，其日常生产经营有较大的融资需求，但是通过与多家金融机构沟通，难以申请到与其生产周期相匹配的中长期贷款，无法满足其资金周转的需求。

（三）金融服务未能充分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金融需求呈现多元化特征，除传统信贷支持、融资需求以及农业保险外，还需要市场资讯、金融培训、财务规范、公司治理等多种类服务，以满足产业链发展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除此之外，部分乡村还具有投资理财咨询、贵金属和金融衍生品交易等金融服务需求(牛玉莲、宫兴国，2019)。而北京市农村金融体系仍以银行为主体，金融服务及产品多集中于信贷业务和支付结算业务，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现象，提供“三农”保险、基金、信托、抵押担保、资产管理方面的金融机构相对较少，无法满足农民在投融资、防风险、保值增值、咨询决策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乡村产业的发展需要综合依托当地特色产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多种产业的融合发展，而北京市金融机构对这些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尚存不足，服务多以贷款为主，金融综合服务不突出，创新相对滞后。延庆区属国企北京绿富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正从有机蔬菜生产、加工、销售、配送等向生产服务、营销流通、科技创新、金融保障平台转化，业务在转型升级，但企业的历史债务包袱过重，债务主要是拖欠原县镇政府及某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款项。因企业自身盈利能力有限，优质资产不足，且陆续几年偿还对私债务，资金压力较大，偿还具有一定难度，因此企业有获得“融智”方面的金融诉求，需要制定历史债务解决方案和融资方案，推动企业较快较好地完成债务剥离及偿还。

（四）金融服务模式不能充分满足金融需求的升级

随着农村电商的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模式成为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数字化金融服务多局限于依托数字平台、电子化渠道完成线上标准化的贷款业务，缺乏提供即时化、实时化、定制化的金融服务。此外，涉农经营主体多缺乏规范抵质押物，影响到承贷能力，迫切需要金融服务模式创新，通过平台化、场景化方式，搭建涉农大数据应用平台，探索以乡村产业链信息流创新农村抵质押物，实现乡村产业和金融资源的无缝衔接。顺义北郎中农工贸集团因受疫情影响，种猪销售、花卉产业、屠宰配送与果蔬种植等四大产业均受到严重冲击，月度运营成本较高，急需获得融资支持。然而，因产业经营风险较大，无法预测未来现金流的稳定性，难以获得信用贷款且无可用于质押的集体资产物业，融资存在卡点。后续的解决方案为引入担保公司进行担保，但是一方面因为有担保费增加了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信用担保最高额度仅为1000万元，难以填补集团的资金缺口。因此，提升产业自身的融资能力，探索创新抵质押物势在必行。

（五）金融支持农民收入结构改善难度较大

农民就业主要有外出转移就业与就近就地就业两种途径，受制于综合素养与职业技能，外出就业从事的主要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平均薪资较低，就近在村委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企业等从事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及管护等工作，工资也较低，工资性收入“天花板”效应明显。考虑到行业盈利能力、企业经营实力等限制，金融对农民所从事的产业支持力度不够，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获得的金融支持比较少，金融对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提升作用受限。金融对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也不足，为盘活提升农村集体资产、农村土地资源、农民房屋等方面的价值，所采取的引入金融要素创新步伐较慢，难以带动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方面，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是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而北京市农业保险仍面临投保率较低的瓶颈，主要原因是政策宣传力度、农户保险认知、保险服务水平仍显不足，部分农民在发生险灾时只能独立承担损失，未能享受转移净收入。农民各项社会保障水平依然偏低，与城镇居民存在较大差距。据调研，绝大多数农民依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福利养老金制度，2021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为每月860元，福利养老金每月775元，平均领取金额为900元左右，仅为城镇职工的五分之一。

五、金融促进北京乡村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路径

为更好地发挥金融对乡村产业与农民增收的支持作用，可疏通金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难点、卡点，进而提高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具体体现在：通过多渠道创新农户融资模式、优化供应链金融以深化产业融合、完善乡村产业融资的风险分担机制和提供融资和融智相结合的金融服务支持涉农中小微企业发展，这样既带动了产业的发展，扩大企业规模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升农民的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专业技术水平，又能拉动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提升。同时，还可以为农民提供多样化的资产管理与配置，完善保险及社会保障制度，提升财产净收入与转移净收入（见图2）。

（一）多渠道创新农户融资模式

一是结合乡村产业的不同生产周期，确定合理的贷款期限、金额、利率等，稳步推进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长期信贷业务，满足信贷需求主体贷款额度较高、期限较长的资金需求。二是创新乡村信贷抵质押方式，拓宽抵质押物的范围。发挥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动产质押融资平台、信用信息平台的联动支撑作用，积极探索集体资产股权、农业生产技术和专利等抵质押融资模式，盘活土地、资金、信用等各类要素。

（二）优化供应链金融以深化产业融合

一是打造供应链金融服务，以数字技术为依托，为供应链金融提供信息基础，实现金融服务与乡村产业数字化融合。二是以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重点服务对象，提供系统化综合金融服务，支持产业链集群发展，实现多环节增值。例如，探索发展基于产业链的供应链金融，积极推广“金融+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链式服务，在供应链金融模式下加强供需双方的精准化匹配，提升“三农”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带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增值，进一步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从而拓宽就业渠道，进一步强化增收效应。

（三）完善乡村产业融资的风险分担机制

一是整合数据信息，构建乡村大数据分析平台，运用大数据进行风险识别、降低运营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以合理成本付出和风险分担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二是发挥保险业资源配置、风险保障的独特优势，完善以政策性险种为主导、商业和创新性险种为补充的农业保险体系。三是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如“政银担”模式、“贷款+风险补偿金”模式等，分散信贷风险。四是对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劳动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给予贴息、担保、风险补偿等融资优惠及风险分担政策，针对不同企业规模合理设置贷款利率，降低融资成本，反哺于就业的进城农民，间接提升工资性收入。

（四）提供融资和融智相结合的金融服务

一是金融机构需重视乡村产业科技创新的推广普及，通过技术辅导和能力培养，提供销售信息、市场咨询、财务顾问、技术咨询等增值服务，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与乡村产业转型的效益、效率、效能互动。二是创新金融服务，支持农村电商等乡村振兴主体发展壮大，推动全产业链提质增效。三是针对有信贷需求但暂未获得融资支持的涉农个体经营户开展重点金融辅导，加强财务规范化的指导，提升其获贷能力，最终帮助涉农个体经营户使用金融资本助力生产经营，提升盈利能力，实现增加经营净收入的目标。

（五）开发适配的农民金融服务产品体系

一是加大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金融支持力度。设计多元化的集体经济投融资产品，金融助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一步盘活闲置资产，促进农村土地、宅基地、住房等以多样化的方式参与经济循环，支持发展集体主导的特色产业，扶持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升农民从集体经济获得的收入占比。二是开发与农民需求适配的金融产品。随着农民收入的逐年提高，农民对理财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应适时开发满足农民实际需求的理财产品，开展金融知识和产品宣讲，提高财产衍生收入。三是围绕进城农民创业、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金融需求，研发专属产品，通过在线保险、大病众筹等金融产品加强对进城农民意外伤害、疾病等风险保障，获得来自社会的转移支付实现增收。加快将进城农民纳入城镇职工保险体系，提高基础养老金和和福利养老金标准，提高财政直达资金的政策实施效果。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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