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荣元主席专访（一）在台湾的“超稳定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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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荣元主席曾经提过台湾所存在的“超稳定政治权力结构”已经出现了改变，那么目前造成其发生改变的因素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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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荣元：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代政权在“超稳定结构”延续了几千年，我借用这个概念来解读台湾政治势力长期在台湾社会经营的“反共拒统”路线。台湾没有经过社会主义思潮的洗礼，也缺乏长时间的社会主义运动，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力量从而在社会上缺席。从1950年代的“反共”威权体制，接着在冷战体制之下，进入西方世界经济体系里面，台湾快速的经济发展，使得台湾很快速地具备了已开发的经济条件。台湾社会的阶级矛盾，在快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快地从战后饥饿经济的困境中脱离出来。

另一个主因来自于西方最大的霸权，也就是主导冷战的美国，支持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来跟大陆对抗，因此内部阶级矛盾没有那么尖锐。而且在反共威权体制压制下，没有人能够去反抗这个政权。1970年代中国大陆和美国调整关系，对台也走向了和平统一政策；1980年代两岸关系进入了和平交流与和平统一的政策氛围，使得台湾社会也没有感受到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军事政治压力。

台湾的统治阶级只是两个政党轮替而已，并没有相应于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权危机”，台湾社会内在也没有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人民力量。所以在台湾从事统一运动、从事社会改革运动，都没有办法撼动台湾的政权体制。

只有当大陆因素进入以后，台湾特殊的“超稳定政权结构”才可能出现松动，并且感受到危机意识。两岸在和平发展、大交流的那个时期，既有中国崛起的效应，中美关系也有一段战略合作关系，台湾才感受到美国有可能要放弃台湾而与大陆合作，所以有了政治危机的意识。大陆因素在经济方面更是强势影响台湾的社会生活，台湾对大陆出超每年屡创新高，有人开始产生了台湾经济被大陆牵着鼻子走的疑虑。

台湾的上层社会先体会到危机意识，接着慢慢扩散到一般群众生活，致使过去台湾对大陆的优越感，转变为看到大陆发展起来之后的自卑感，又进一步产生“你家的事跟我们家没有关系”的情绪。这十多年来，台湾社会确实面临着大陆社会对超稳定政权结构的挑战。

国民党被民进党拉下台的政党轮替，背后也有强烈的大陆因素。台湾的两岸交流过去主要是国民党在主导，台湾社会对大陆的疑惧心理，结合原来的“反共意识”，对国民党产生了不信任，担心国民党继续执政推进两岸交流，台湾会被国民党卖给共产党。台湾社会心理的转变，反共意识对两岸交流的恐惧感，成为了台湾最高共识。当台湾担忧两岸交流被大陆并吞的社会心理，升高到理性层次时，社会集体意识内化为个人行为意识，表现在投票让国民党下台，太阳花运动也是台湾社会集体危机心理的体现。如果中国大陆没有发展起来，没有影响到台湾社会，台湾的“超稳定政权结构”就很难有所松动。

当然，台湾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结构矛盾，也慢慢在滋生蔓延，但是以台湾的财政条件，要化解一般性的社会安全危机仍绰绰有余。所以在台湾内部推动资源重分配的社会改革运动的号召力并不强，唯有来自于外部的大陆因素带来冲击时，“台独”才会紧张于两岸经贸交流、大陆惠台政策产生的效应将“没完没了”，就算用意识形态来防堵也很困难。

民进党上台后，推动“转型正义”、《反渗透法》等等，就是要切断国民党跟大陆交流的利益输送。通过“转型正义”断了国民党在台湾内部的金库，通过《反渗透法》、“国安五法”等切断国民党从两岸交流取得经济利益的渠道。背后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政府警觉到大陆经济发展对台湾社会的强势动力，没有人能够挡得住，这是很现实的因素。

两岸经贸交流给台湾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中国大陆便有人认为这样的做法，反而给了反共的台湾更多的“活路”，因此反对再给台湾经济资源。但事实上，必须通过交流才能把台湾的经济跟大陆连接起来，把台湾社会生存的经济命脉套起来。大陆通过经贸交流把两岸经济连结起来，这是必然的过程，而且是和平统一很重要的条件。这就是闽南语说的“紧事缓办”，拉住了经济命脉之后，一步一步来解决台湾问题。

备注：本内容原文来自多维张钧凯对台湾劳动党主席的专访的重新编辑整理.

两岸同舟，同舟共济

张老酥20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来自中国台湾是台中丰原出身的客家人，大学学习自动化控制，研究所就读金门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13年背包重走红军长征路，同年开始就读北京大学，2015-16年参与国家西部计划分派到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支教，多次参与边疆调研扶贫支教任务，15年参与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观礼，目前担任海峡之声齐说两岸栏目主持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嘉宾，2008年至今常年参与组织两岸青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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