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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养女的鲍毓明,和他背后的合谋者们
Original
嘉年华
蓝字计划
2021-06-24
作者 | 嘉年华
原创首发 | 益周刊(ID:NPO2020)
上市公司高管鲍毓明性侵养女事件,给社会投下一枚深水炸弹。
撕开的,并不只是鲍毓明有多邪恶。
非法送养链条,被推入险境的孩子们
2015年,鲍毓明见到了李星星。
据李星星母亲回忆,那年4月,她通过网友牵线认识了鲍毓明,律师、名校毕业生等身份编织的光环,让她很快对对方产生信任,“确实就像个爸爸”。种种原因下,她决定将未满十四岁的女儿交给对方教养。
在鲍毓明口中,事件又呈现出另一番面貌:李星星的母亲在看到他发布的收养孩子的帖子后,主动和他取得联系。
“我和她妈说觉得这么大了不好相处,她妈说那你就有空带她出去玩或是到你家看看,试试能不能相处”。
无论真相如何,鲍毓明实际上都不符合对李星星的收养条件。
《收养法》第四条规定,在三种情况下,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可被收养,即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或者是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另外,《收养法》还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而无配偶男性收养女性,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
鲍毓明只比李星星大二十九岁。
非法送养,是一个反复被提上议程,却始终没能禁绝的灰色地带。
根据中国日报,1992年到2005年间,仅重庆一个地区的家庭私自收养儿童数量就有近19800例,同时期,该地区的合法收养数量只有5100人。那是网络还没有如此普及的年代。
2014年2月19日,公安部破获一起全国特大网络贩婴案,涉案网站“圆梦之家”浮出水面。
这个成立于2007年的网站,以向有收养需求和送养需求的人提供交流平台为名,行贩卖婴儿之实,形成一套完备的产业链,寻找孕妇、高价购买出生证明、牵线搭桥,甚至还能通过审查不严的福利院,协助办理合法的收养手续。
时隔六年,李星星的悲剧冲入公众和媒体视野,这条庞大灰色链条才再次得到重视。
自称以孤儿救助为主旨的“孤儿网”,在其付费会员板块“孤儿助养”内,赫然充斥大量弃养、有偿送养、有偿求购信息。类似的信息,亦出现于妈妈网、宝宝树、妈妈帮、妈妈社区、宝宝知道等母婴网站APP,以及天涯、知乎、豆瓣等社交网站中。
水面之下,还藏着多少相关的交流群、论坛,无法估量。
在非法送养的圈子内,有一套成熟的网络暗语,"S”代表领养,"L”代表贩卖,“补+”则是明确的价码,这笔交易款,则被冠以温情的“营养费”、“辛苦费”之称。根据媒体报道,收养者们需要支出的费用少则两三万,多则数十万。
没有经过资质审核的收养者,以及他们付出的高昂费用,为不当对待埋下伏笔。
自称遭受性侵、人身限制与暴力对待的李星星,只是这个庞大群体的缩影。在她身后,是无数已经,或正在被推入险境,又无法被看见的孩子。
性教育缺失,被扭曲的“知识”
被鲍毓明“收养”,让李星星的人生迎来意外。
2015年12月30日晚,鲍毓明为“养女”李星星订好到天津的车票,第二天下午,他在停车场给李星星发去QQ消息,说自己已经到达。
那是新年前的最后一个晚上,近200斤的鲍毓明抱住只有70多斤的小女孩,实施了侵犯。李星星说,因为疼痛,她一整夜没有入睡。
按照其说法,直到因为下体疼痛上网查询,李星星才从一位医生那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你被强暴了。”
中国作为世界上青少年人口最多国家之一,性教育普及状况却并不理想。
为了应对高发的儿童性侵案而成立的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就试图通过更科学的性教育,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
据女童保护发起人孙雪梅回忆,曾经有一位小学女生直到听完课后,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性侵。由于及时告知家长,性侵者最终被警方抓获。
还有学生在课后反馈,校内一位老师经常对他们施行猥亵行为,“女童保护”因此与学校交涉,将该教师调离岗位。
但一个公益组织的力量,在庞大的需求面前,显得杯水车薪。
“女童保护”曾对全国31个省份的9151位家长开展问卷调查,结果不容乐观。
近七成家长从未对孩子进行过系统的防性侵教育,假如孩子遭遇性侵害,过半家长不能确定是否可以从孩子言行中识别,还有近三成的家长,认为性侵害的危险只可能发生在女童身上,男童没有危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公布的《中国初级中学性教育实施状况报告》,则揭露出我国性教育存在的观念规避和形式主义。
截至2018 年,国内唯一开设性教育教师职前教育项目的高校仅有成都大学一所,从事性教育的师资力量匮乏,性教育课程被纳入心理、生物和德育等学科教学中,并未被单独作为一门学科看待。
在已经开设的相关课程中,学校性教育较多关注青春期生理发育、HIV/AIDS和性传播感染、友谊和人际关系主题。但对暴力、性权利、性和性别多元、社会情感技能、大众媒介与性、避孕和流产等敏感话题的关注却相对较少。
腾讯《2019中国年轻人性现状报告》,调查对象的性启蒙途径
与无力的性教育相对的,是巨大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数量。
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检察机关起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25万人,2020年1至3月,全国检察机关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决定起诉4151人,同比上升2.2%。
这些仅是冰山一角。
根据估算,由于受观念影响,受害儿童、家长没有报案,或由于缺乏证据,公安机关没有立案等原因,儿童性侵案件只有大约1/7会进入司法程序。
缺乏防范知识的孩子们暴露在巨大的危险之中,却无法及时觉察自己遭受的侵害。这种无知构筑出的“纯真”,给了别有用心者趁虚而入的机会。
李星星说,被侵犯以后鲍毓明开始向她展示未成年人性题材影片,其中充满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色情场面。通过这些儿童色情,鲍毓明向她灌输着一套另类的观念。
“你看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国外也是这么做的。别人家都是这样,只是没有告诉你而已。”
模糊地带,未成年人的性同意
2020年4月,随着南风窗发布《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一文,李星星与鲍毓明之间的纠葛被揭开。
对于李星星作出的性侵指控,鲍毓明一口否定,坚称自己与这个年龄相差二十九岁的女孩之间是“恋爱关系”,曾约定过在李星星满足法定年龄后就结婚。
鲍毓明的姐姐也向媒体表态,称李星星及其母亲已经到过鲍毓明老家,见过男方父母。
李星星承认她和母亲见过鲍毓明的父母,但在她回忆里,那是在被侵犯之后,她们母女去找对方讨要说法。
“当我妈问这事儿时,他们说得很过分,那个奶奶说是因为那个坏蛋太开放了,那个爷爷说,我爸那个坏蛋(鲍毓明)他们从小就管不了,他们家全家都要听坏蛋的。我都被这样了,然后他们还问我要不要嫁给他。”
自从2019年10月9日,李星星再次报警,烟台市芝罘区公安分局作出《立案告知书》以来,案件推进一直缓慢艰难。援助过李星星,并跟进本案长达半年的周桃律师认为,这一局面主要是由于“构成强奸案的证据不足”。
2013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对外公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李星星与鲍毓明初次发生性关系时已满十四周岁,在法律意义上具备性自主权,要构成强奸案,必须证明鲍毓明在实施侵害时,违背了她的个人意愿。
这一点,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难题。除非有确切的目击证人、监控、录音、伤痕,否则只能依靠男方自认或更多的间接证据。
对于是否出于自愿,李星星与鲍毓明各执一词。
只有一件事毋庸置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刑法规定,在本案中并不适用。
相较更注重性教育的欧美国家,性教育不足的中国,法定性同意年龄反而明显偏低。
未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美国,各州的性同意年龄都不低于16周岁,有的州甚至定为18周岁。《德国刑法典》第176条“对儿童的性滥用”规定了14岁的性同意年龄,但实际上有14岁、16岁和18岁共三个年龄界限,适用于不同的情形。
新城控股时任董事长王振华案其中一名受害人仅为9岁,未满足法定性同意年龄
同时,对于特定关系人与未成年人之间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我国法律也有所滞后。
针对这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发文称,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滥用信任地位型强奸罪,“当双方存在特定关系,未成年人对特殊职责人员有关性的同意在法律中应视为无效,只要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特殊职责人员就应该以强奸罪论处。”
即使这条提议得到落实,也已经与李星星当前的困境无关。
李星星之外,藏起来的阴影
再次立案,却迟迟没有结果,经历着漫长等待的李星星对采访她的记者说:
“不只有我,还有其他小孩儿,现在我受伤害,将来还会有别的小孩受伤害。”
根据《“女童保护”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17起,受害儿童超过750人。
在这些被公开报道的案例中,网友作案高达39起,占比18.57%,成为仅此于熟人作案的第二大施害者群体。其中,有16起发生于网络聊天平台、社交视频平台等网络平台,不法分子诱骗儿童发送裸照、裸体视频、进行裸聊、猥亵。
网络性侵害这一更隐秘的威胁,正向孩子们展开爪牙。
2018年1月,通过网友“黑客凯文”提供的举报消息,哈尔滨警方破获一条儿童网络色情产业链。涉案人员长期非法拍摄、售卖儿童色情视频或图片,以猥亵、侵害儿童牟利,甚至将与男童发生性关系明码标价——每名男童每次2000元。
付费会员制论坛、社交软件群组、在线直播软件、网络游戏社区,乃至专门的儿童色情网站论坛。侵害者们组织庞大,管理机制严密,又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为破获该类案件增加了难度。
以打击儿童性侵、儿童色情为主业的“黑客凯文”,平均每个月会收到数百条爆料信息,但不是每一条举报都能得到回应。
“犯罪分子以游击战术见长,善打擦边球,且不少涉及跨地域、跨境办案,抓捕难度大。”
除了有组织的儿童色情黑产,网络也为恋童癖们隔空实施侵害提供了便利。
2017年,有媒体记者潜入涉嫌儿童色情的qq群内,发现该群00后未成年人数量过半。在这些有准入门槛、隐蔽而分散的所谓“交友群”中,成年人堂而皇之以经济利益为诱惑,寻找未成年人“出来玩玩”。
同时,部分主动混迹在这类群组中的未成年人,已经形成通过网络色情赚取零花钱的习惯,“只要20块钱,就可以提供裸聊,30块钱,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除了社交网站、平台,就连游戏也无法幸免。面向少女儿童的网络换装游戏小花仙,就曾被爆出沦为恋童癖的猎场,孩子们为了一套价值仅几十元的虚拟服装,在潜藏于游戏中的恋童癖们引诱下,以分钟计费,进行视频裸聊。
而一旦接受了视频裸聊,就是更深的噩梦的开始,施害者极可能以此为要挟,要求在线下发生关系。甚至有惯犯要求遭受侵害的女孩在游戏内为他留言,从而吸引更多孩子下手。
国内某游戏内的恋童癖,通过游戏虚拟货币吸引儿童
在这类侵害面前,家长的不当应对只能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
据“女童保护”对16152位家长的调查显示,如果孩子被人教唆诱骗,给对方发送裸体照片、视频,有2.32%的家长会选择严厉责骂孩子,12.73%的家长选择马上注销孩子的社交账号。
注销账号,会在一定程度上销毁证据,为后续报警及侦查工作增加困难。
而对孩子的责骂,除了让受到过伤害的孩子们背负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外,于事无补。
据研究显示,约一半性侵受害者会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其他创伤性事件所造成的应激障碍不同,性侵受害者更普遍地产生被社会谴责感,或强烈的自责——通过归咎自身的方式使遭受的侵害合理化。
这种合理化,会加重受害者精神与身体上所承受的痛苦。
已故作家林奕含,就曾借笔下角色”房思琪“之口道出这种复杂的心态:“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李星星会把鲍毓明当成“她最亲的人”。
结语
2016年4月,林奕含公布了自己在婚礼上的致辞。
她一身白衣,用平和的语气说,“我原谅了他,因为这样我才能活下去。你们不能原谅他,因为这样其他女孩子才能活得下去。”
一年后,这位小说处女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刚出版的作家,在住处上吊自杀。
即使选择了原谅,她依然没能活下去。
2019年4月8日,李星星尝试自杀,想结束自己还未成年的生命。
第二天,被救下的她坐在派出所里,陈述着自己这三年来的经历。一个个词汇,勾连成一场触目惊心的噩梦。
“高烧”、“经期”、“掐我脖子”、“射在里面了”。
两个星期后,这次报警有了结果——由山东烟台公安局芝罘分局给出的《撤案决定书》。不愿接受的李星星再次报警被拒,随后她被诊断出重度抑郁症,创伤性应激障碍,阴道损伤发炎。
事件另一方,被指控性侵的鲍毓明后来回应:李星星是希望通过“假自杀”,“达到她不可告人的目的”。
林奕含和李星星背后,还隐藏着无数没被看见的孩子们。
有的孩子因为性知识的匮乏,遭受侵害而不自知;
有的孩子迫于家庭、社会压力,在侵害发生以后不敢发声;
还有的孩子,即使用尽全力发声,依然没能得到公正对待。
给未成年人正确的性知识,建立健全的相关法律和救助机制,在侵害发生以后及时发现、干预,尽可能减少他们心灵的创伤。这些,是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如果我们的社会做得不够好,给犯罪者留下可以伸出黑手的漏洞,那么,当侵害发生那一刻,这个整个社会,都是罪恶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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