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考公洪流：逃离35岁死线
考公热潮从未如此汹涌过。
铺天盖地的公务员考试培训广告占据了各个城市街边的广告牌。背着帆布包的大学生、夹着电脑包的职场人，都会停下来，抬头看上两眼。而在驻足观望的人群中，有不少行色匆匆的中年人，他们多在职场中陷入困境，像沉入海里，急切寻求一处可以停靠的岸边。
从银行离职的郭晓东、刚刚本科毕业的李薇，也都曾站在这样的广告牌下，看着醒目的“中公教育”字样，思考着自己即将踏入的激烈战场。
这条人头攒动的道路，名为考公。
人到中年，命运的面目逐渐清晰，考公年龄限制在35岁，更是成为许多人眼前的一道门槛。社会压力与被剥夺感，驱使他们不断汇成洪流，抢在35岁前考取公务员。
考公务员，对于这些中年人而言，是一种艰难的诀别与取舍。但做出决定与行动，是远远还不够的。他们的对手不止是同样迫切追求改变的同龄人。洪流之中，也在涌入越来越多的，学习能力更强，又充满朝气的年轻人。
潮水，已经改变了流向。
郭晓东走进考公培训班的教室，才发现周围自习的同学们看上去明显比自己稚嫩许多。
他今年34岁，刚从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某街道的银行离职，在此之前，他的生活就像无数生活在粤北小城里的中年人一样平淡而无聊。
工作的银行在龙川县的一条街道上，每天朝九晚五，穿着西装坐在玻璃隔板的后面，近乎机械化地处理着对方递过来的一张张银行卡、存折和各类表格。郭晓东本以为这份清闲又稳定的工作非常符合自己沉闷懒散的性格，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一种强烈的不安开始浮现。
这份不安最初点燃于周末回家后与父母的一次闲聊，郭晓东的父母在龙川县经营着一家肠粉店，父亲今年刚过60大寿，母亲58岁，皱纹和白发已经密密麻麻爬上他们的脸庞。
郭晓东进厨房里帮着剁肉，一旁择菜的母亲坐在小板凳上拉着家常，她聊起了郭晓东的一个远房亲戚，比他小5岁，本来在深圳一个广告公司上班，去年把工作辞了，去参加了公务员考试，考上了。“与其在深圳那种地方累死累活地打拼，还真不如回来县城里当个公务员。至少真的舒服。”
几句闲话，在郭晓东心里激起了涟漪。他对那个远房亲戚还有印象，没想到对方如今摇身一变“当官”了。
在他老家这种朴素保守的小城里，“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反观每天坐在银行前台的自己，除了指腹和手掌的茧子，几乎毫无长进：拿着不咸不淡的工资，过着不咸不淡的生活。
34岁是个尴尬的年纪，银行柜员这份工作虽然稳定，但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很难形成专业优势。这个岗位的评价标准，也只以能拉来多少存款作为标准，换句话说，晋升的机会只会倾斜向那些家里有钱、人脉广阔，能够为银行吸储的业务骨干。
但在生活上，经济压力却与日俱增，孩子要上学，父母在变老。每一次计算家庭收支，查看储蓄数额，郭晓东都忍不住叹一口气。不管是朝夕相处的妻子，还是隔三岔五聚一聚的哥们儿，都不止一次地跟他感叹过：“人到中年百事艰”。
郭晓东自己也偷偷惶恐着，眼看着是没有晋升加薪的机会了，要是有一天再失去这份工作，自己是不是就会山穷水尽——毕竟，他的工作本身并没有多少不可替代性，而在他身后，多得是更有能力的年轻人在排着队等着替代他。
中年危机，就这样鲜明地出现在眼前。
晚上睡觉前，郭晓东和妻子聊起考公的话题。黑暗之中，妻子沉默一会儿，突然坐起来，带些些许的兴奋，问他：“不如你也试试吧？过了35岁这个门槛，可就没机会了。你看你在银行干了这么些年，工资几乎就没涨过。到手就是三四千块钱，这样的日子也没什么过头。”
这话击中了他的隐痛，六年多来，房价、物价一直在涨，自己到手的工资却维持在4000左右，连给家里换一套改善性住房的底气都没有。即使只是个县城，龙川地段、配套好的小区房价也要8000多一平，买套大些的两居，每个月的月供就已经比拿到手的工资还高。
大城市里靠跳槽提升收入的那一套，在郭晓东的世界里完全失效——银行工作这六年，熟练的不过是柜台里的那点事，连“一技之长”都算不上，两次去私企面试，都在HR问起“你的能力和特长”时偃旗息鼓。
考公，成了这对中年夫妻眼前最可行的转变的机会，妻子把这件事提上了日程，开始积极搜集省考信息、培训班的情况，把一个又一个链接甩给丈夫，往家里搬回一沓厚厚的复习资料。
面对这场可能改变命运的考试，他心动了，他决定孤注一掷，脱产以后全心备考。
郭晓东依然记得办完辞职手续的那天，走在回家的路上，说不清楚等待自己的是新的开始，还是一场无谓的挣扎。
每一个中年考公人，都别无选择地参与进豪赌之中，和过往的行业积累以及职业生涯彻底决裂。考上了，逆天改命，考不上，一无所有。
在妻子坚持下，郭晓东忍着心疼，报了两万多元的全程补习班。
补课的费用并不便宜，课程设置也是五花八门。从基础视频课到线下小班课，从笔试练习班到面试培训班，价格也从2000-10000不等。郭晓东反复挑选，终于狠心刷了银行卡。
班里24个人，郭晓东坐在教室里，局促与紧张的感觉始终缠绕着他。身边都是年轻人，他们的话题自己也参与不进去，另一方面，太久没做学生，阅读、写作、整理错题对他来说都不轻松。
班里的小年轻们都能迅速进入状态，看书、刷题、与老师互动，而郭晓东却反复翻看着手里的申论讲义，迷惑于怎么组织行文才能不那么生硬。上了年纪，记忆力也有衰退迹象，同样的知识点，他就是不如同桌的25岁的小王记得快。
像郭晓东一样，人到中年才重新进入考公战场的人并不罕见。
郭晓东的班主任姓刘，是个28岁的泼辣姑娘，说话利索又响亮，“他这样的学生不罕见，不仅是广东，我去其他省和市区的培训班里上课的时候，也见过不少中年人辞职考公的。”
李清就是踩着35岁红线顺利上岸的幸运儿，考公以前，他在广州一家私企从事宣传工作，每个月到手6000多，而招聘网站上，公司开给新人的薪资，都比李清高。
看着两年前还和自己同级的年轻同事，已经升成部门副主管，自己还迟迟没有迎来晋升的机会，李清意识到了危机：比起年轻人，他对新出现的平台、渠道和相应内容的把握都不够敏感，远不如部门里新来的大学生们灵活。
即使尝试去学习和了解，文化层面上的脱节始终鸿沟般难以跨越，当工作的主导权逐渐被年轻人们掌握，他知道，自己被公司优化只是时间问题。
做出考公的决定，对于李清来说并不容易，但他别无选择。
根据郭晓东的班主任小刘老师观察，考公的中年人们处境都很类似——中年危机阴影下，他们只能争取考公这个最稳妥的选择。
金字塔结构，注定了每个行业的中高层岗位注定只属于少数人，当年龄接近职场边际效应最小的35岁红线，又迟迟看不到升迁的希望，放在这些中年人们面前的路并不多，要么在基层岗位上混到退休，或者被单位“优化”，要么，离开原有的岗位另寻门道。
创业，对于这些人来说风险太高，餐饮、零售这类小生意，只会被大平台盘剥得喘不过气，想在新业态上下功夫，又不可能比得过那些大学毕业就出来试错的小年轻。
在所有的选择之中，相对没有硬性技术门槛的公务员，才是是他们最有可能接近的选择。
去年，小刘老师在江西带的一个班，班里也有个三十多岁的男学生，连着考了两年，刚好35岁上岸。拿到结果的时候，那个学生忍不住哭了起来，拉着小刘老师不停道谢。
“上岸”，成了许多在讲义题海中默默挣扎的中年人的梦想。
据《现代汉语词典》显示，“上岸”这个词，对应的是30年前的“下海”。
“下海”是在中国刚刚开始开放时的用词，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开始走向繁荣，新的自由与空间正在出现。一些人，主要是政府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金饭碗”，转而到这一新的空间里谋求发展。
数据显示，光是1992年辞官下海的人就超过12万，停薪留职、兼职投身商海的人数超过1000万。
时至今日，情况调转，越来越多的中青年调转方向，倾心于 “上岸”——回归体制羽翼之下。据中国新闻网报道，今年国考计划招录2.57万人，共有157.6万人报名，平均竞争比达到61：1，不少岗位甚至是千里挑一。
看着一个个学生顺利上岸，小刘老师也有些动心，“我也在想要不明年辞职考个公算了，外面干总是累些。看那些考上的人，感觉公务员的生活还是舒服。”
随着社会内卷化竞争加剧，越发激烈的职场压力，开始逼迫着更年轻的人们投身考公浪潮，在中年人们身后，那些把他们逼出企业的人，再一次向他们逼近。
以北京大学官方发布的《2019年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为例，北京大学取样了9904位北大毕业生，其中有近50%的毕业生选择进入体制内。
高等学府的精英学生尚且如此，更何况还有无数普通迷茫的学生们，一波又一波地投身于这场突围之中。
刚从北京某211财经院校的金融专业毕业，时年21岁的李薇也参加了省考。
北京、211、学金融，这些词语向来是家人的骄傲，但其中苦楚，只有自己清楚，“别人都觉得我们这些学金融的是香饽饽，高薪工作随便挑，但哪儿有那么容易。”
大四的时候，她还完全没有把考公纳入自己的选项，那时的她，纠结的是考研还是找工作。
考研之路，在李薇仔细搜集了各个高校金融系的分数线之后终结了。本科就读的院校在全国排名已经很高，考研的时候总想要进更好的学校，但放在眼前的复旦、人大、北大、央财这些选择，都难以触及，“简直是绞肉机的竞争水平，我觉得太难了，就放弃了。”
没想到，找工作也并不容易。四大事务所的正职工作，根本不会选择李薇这种成绩平平、缺乏实习的普通211金融学本科生，而普通的事务所又事多钱少。
整个秋招，她都忙忙碌碌，投简历、准备面试，压力真切的让她疲于应付，“人多，人真的太多了，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
李薇前脚说完自己本科成绩前50%，就发现同一个面试中很多竞争者都是前30%，想说自己考了四六级，抬头一看，不少人直接写下了雅思成绩，还带着四大的实习经历。
屡屡受挫以后，她深刻地意识到，在狼多肉少的企业求职战场，自己毫无优势——每年秋招和春招，像李薇这样的毕业生比比皆是。
李薇的家乡在中部一个四线城市，父母都是普通工薪阶层，对女儿的无措不以为然，“干嘛非要留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呐？几千块的工资，在大城市，流水一样的就没有了。”
在他们眼中，与其又辛苦又存不下钱，不如回家考个公务员，一家人还能经常见面。
李薇一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公务员在她眼里就是稳定但无趣的象征，比起每天按时坐在办公室里，她更希望辗转于大城市之中。
和老家不同，北京的繁荣体现在生活里的每个地方，无论教育、医疗还是就业，都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资源足够充分，意味着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如果回到老家，就必须放弃大城市的所有便利和机遇，挤进曾经抗拒的人情社会里，游走在蝇营狗苟之间。这是李薇不愿向父母妥协，返乡考公的核心原因，她不想放弃自己寒窗苦读，为自己争取来的留在大城市的机会。
直到爸爸突发脑梗，妈妈在电话里跟她感叹，“要是你在身边就好了。你还能接替我，照顾一下你爸。”
挂了电话，还没定好秋招去向的李薇买了张机票，从北京飞回家里。
生活突然简单下来，医院和家两点一线，李薇每天在病房里陪着爸爸，父女俩聊聊天，等妈妈送饭过来。
看着朋友圈里那些在四大工作的同学，她突然觉得自己很幸运——当同学们996的时候，李薇每天都有时间看书、看剧、跑步，每周末还能回家喝上妈妈炖的鸡汤。
越适应在家悠闲的日子，心里对大城市激烈竞争的厌倦就越强烈，和父母聊过以后，她决定拒绝广州某家私企的offer，专心准备考公。
考公并不容易，稍微热门些的城区、岗位竞争并不比大城市里的私企轻松，同样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李薇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以接近高考冲刺的态度，才总算从四百多名竞争者中争取到了老家小城市里社区会计岗的职务。
而其他的“战友”们，要么降低标准去一些偏僻的乡镇，在基层又苦又累摸爬滚打，要么只能选择殡仪馆这类冷门单位。
直到发现自己所在的女生宿舍群里，经常有人求考公资料分享、拉群分享经验，李薇才意识到，身边其实有不少人选择考公。当全社会竞争的烈度足够高，在每一条可能的赛道上，都必然挤满了人。
过去，她以为自己选择考公是一种逃避，算过待遇和福利以后，李薇释然了：“这就是一条路而已，还是一条性价比很高的路。”
直到如愿以偿地上岸以后，李薇终于想明白了考公给她带来了什么：“踏实”。
对于这代年轻人，网上有句调侃，说他们“不是正在考公，就是在准备去考公的路上。”
考公，似乎成为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代生活里，一处可以遮风挡雨的“避风港”：规律的工作时间、不算繁重的工作压力、稳定明确的上升通道、相对优渥的待遇条件、旱涝保收的工作性质，都在吸引着无数人走进考公这条洪流。
从待遇水平上来说，公务员的工资在全国各地普遍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以一线城市广州为例，公务员月到手收入约为11000元，其他福利待遇一年约为8万左右，算下来年收入大概是24万元。
根据19年的统计数据，广州市在岗职工的平均年收入只有不到12万元。以二线城市青岛为例，公务员的月收入在7000元左右，算上各种福利政策，年收入也能维持在13万元左右。这在青岛也是非常优秀的收入水平。
不仅如此，绝大多数机关单位都有自己的食堂，有些单位还会提供宿舍给外来的年轻干部，因此生活成本相对来说较低。拿同样的工资，公务员的可支配收入明显更多。
削减掉房租、高昂的日常支出，又有着足够多的收入，考公上岸，意味着可以过上体制外同龄人们难以获得的体面生活。
另一方面，成为公务员也代表着对生活更多的选择权——要追求仕途长远，可以凭借资历和努力，不断往更高级别跃迁，想要淡泊名利，也可以守着普通科员的位置岁月静好。
这是体制外无法提供的安全感：大部分职业，越老越失去竞争力，人到中年，面前铺陈开的只有职场的下坡路，尤其在一切都追求效率和快速迭代的互联网等行业，“35岁危机”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每个个体都要直面的现实。
要么在岗位上疯狂内卷，当一颗从来不敢停歇的螺丝钉，要么在不断涌入的新人冲刷下，成为被优化淘汰的过时零件，能够在被替代前掌握生活主动权的人，有，却也只是幸运的极少数。
成为公务员，则相对“安全”许多——按照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体制内基本不会出现辞退公务员的现象。
特别是在2020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受到疫情影响，大量企业招聘收窄，应届大学生、研究生却有增无减。根据今年年初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公布的《2020应届毕业生春招求职报告》显示，38.73%的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选择是考公务员。
趋同的就业选择，折射出了当代年轻人共同的困境和焦虑——在应对生存压力和探索自身可能性之间，他们只敢选择那条看起来更稳妥的道路，关闭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大门。
小刘老师的考公培训教室里，又迎来了新一批学生。
有而立之年想改变家庭命运的中年人，也有临近毕业，想抓住机遇的大学生。大家都低着头，专注地翻阅着手上的讲义和习题，仿佛新的生活已经握在手心。
他们在考公这片望不到边的海里，日复一日，寻找着自己的“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