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鸡娃：一场大型瘟疫
鸡娃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菲云的答案是射精前。
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中靶时间必须精准计算——教育部门规定，8月31日前满6周岁的儿童才可以上小学。也就是说，9月1日出生的孩子几乎要比同年8月31日出生的孩子晚整整一年入学，将会是同届学生中最年长的那个。
“跟成年人不一样，微弱的年龄差对孩子来说却是关键的先发优势。”在菲云看来，大月龄的孩子无论自制力、专注力，还是听说读写的表现都能轻易碾压班里的小字辈，更容易受到老师的关注和喜爱，从而获得资源上的倾斜，这种优势被马太效应不断放大，最终指向更好发展的可能性自然也会更高。
带着此番谋划，7年前的11月，在榨干积蓄买下海淀区一套30平的老破小学区房作为上车盘以后，她和配偶商议，下个月中靶，就将迎来一个得天独厚的9月宝宝。配偶深表赞同，并且提出补充意见：为了保证下月一击即中，本月应先进行适应性训练。
人算不如天算，适应性训练最终形成了决定性结果。他们被分到了一个“最吊车尾的”8月雄性幼崽。千辛万苦制定的鸡娃大计，在第一步就崴了脚，这让菲云很挫败。
典型的高筛选型社会里，刚刚积累起财富的中产们无时无刻不被阶层下滑的恐惧煎熬。而资本的煽风点火，促使这种焦虑不断往下一代的教育中转移。
于是年幼的孩子被逼成一匹匹发足狂奔的的汗血宝马，过早耗尽了气力，却依然抹不平“世界的参差”。
菲云和丈夫都是应试教育的佼佼者，她坚信好种子好地，不可能长出烂苗子。
丈夫博士毕业后一直“集邮式”考证，菲云也差不多，考博时换专业，用三个月恶补本硕阶段的七本专业书，轻松过关。
等到儿子浩浩一落地，两口子立马敲定目标：即便走不了八素八少的天才路线，至少也要用六小强保底。
在北京，海淀区几乎承包了全北京50%以上的清北录取名额，而海淀区最好的六所公立学校——人大附中、北大附中、清华附中、101中学、十一学校和首师大附中，统称为“海淀六小强”，包揽海淀九成以上的高分段和清华北大录取名额。
要进入六小强高中部，有个屡试不爽的秘诀：在小升初时考入海淀六小强本校或其民办学校和承办校，也就是六小强集团校的初中部。
派位入学的大环境下，即使小升初早已取消统一考试，但名校想“掐尖”总是不愁法子：点招、早培甚至早早培。
为了在神秘的小升初选拔中胜出，竞争被不断前置。坊间流传，以“六小强”为目标的家长，需要让孩子在1岁开始中英双语教学；3岁能看英文绘本、背100首古诗；4岁，学乐理、钢琴、画画；6岁上区里最好的小学；8岁看完《西游记》《论语》，绘画拿到全国奖；9岁钢琴过十级，运动拿到市级比赛名次；10岁奥数比赛一等奖，拿到PET证书。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朝目标迈进的过程中 ，菲云尝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撕裂。
小升初硬通货的奥数，当牛娃一年级已经进大厂集训队的时候，浩浩还困守在基础班，几次扰乱课堂纪律后被老师劝退。语文也不开窍，期末带回来的试卷，除了满眼密密麻麻的叉，最触目惊心的是一道25分的大题——没有解答，还把整个大题圈了起来，并用他幼嫩的笔触，在旁边写了大大的汉语拼音：“ci ti you cuo”。
急火攻心之下，菲云辞去高校教师的工作，回家全职鸡娃。
她仿佛回到当年高考时的鸡血状态，废寝忘食地给浩浩做古文的思维导图，所有的网课、奥数题册都要自己先完整消化一遍再投喂给儿子。
生活中的一切，都被与学习挂上钩。长城亲子游，为了从时间上的上下两千年聊到空间上的纵横十万里，菲云提前10天就开始预热，敦促浩浩消化大量知识点，历史、文学、建筑、地理无所不包。
脑细胞被压榨到极致的浩浩时常哭闹，屁股跟装了弹簧似的，坐不住。“多动，也得动到点子上。”菲云火速调整策略，操着年久失修的老胳膊老腿陪儿子学攀岩：“如果拿个亚洲少年攀岩锦标赛的奖项，没准能够上六小强特特特长的等级，倒也算曲线救国。”
同为海淀妈妈的安柏，是在儿子花生距离小学毕业只剩不到一年半的时候，才如梦初醒地穿上跑鞋，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半来用。
作为老庄哲学的信奉者，本来她在教育上没有展露多大的野心。
当别的妈妈对暗号似地激烈讨论小升初的准备事宜时，她还像个天外来客，对六小强毫无概念。听着别人热心科普六小强有多好，不仅应试过硬，学校还狠抓人文素质教育，讲座嘉宾有北大清华的教授、给学生的实验室项目辅导答疑的是中科院院士……安柏这才意识到 ，此前的“佛系”只是因为自己尚未受到足够的诱惑。
“出来玩，总是要还的。”火速给花生配齐各种辅导班和网课以后，为了更好地把控学习进度，安柏毅然辞职当起了陪读妈妈。
没想到北大硕士毕业的她，居然在鸡兔同笼、牛吃草等奥数题面前吃了瘪。即便最熟悉的行程问题，也不是简单的相遇和追及这么简单，总要东绕西绕，能把图画出来都算不错。
“永远不要用自己做学生时的经验来衡量当下的教育，时代变了，如今小学六年级的奥数题，烧脑程度堪比我们当年高考的压轴题。"
小升初，一场仅次于高考的阶层之战
上岸远比她想象中更难。就连获得参与招生考试的资格，也要过五关斩六将 。首先得考进和名校有合作关系的培训机构推出的辅导班，辅导班里50%的人能获得坑班考位，20%的人能考进坑班，坑班里又只有20%的人能拿到牛校入场券。
在这条漫长的升学链条里，那时候安柏所处的位置，大概就像周末中午12点带花生去一家特别火爆的西餐厅，问服务员拿号，对方却说：“排队的号都取完了，现在是排队取排队的号，我给你写一个号吧。”
而对菲云来说，即便能做的都做了，可每当面对闺蜜那个全靠“自鸡”的牛娃还是忍不住心态失衡。有阵子她执着地想要找到两个学霸生出学渣的原因，最后一路追溯到丈夫的小学成绩单，发现多门功课都不及格。
菲云觉得自己被骗了，“搞了半天，原来是个伪装成学霸的先天学渣。”
海淀六小强的故事并非孤例，把北京换成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能看到相似的剧情。在杭州，是“前八所”；在深圳，是“四大名校”；在上海，是“四校八大”……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具有相似性，鸡娃也成了众多家长难以摘下的紧箍咒。
和安柏的后知后觉不同，妹妹安婕是个危机感特别强的人，她觉得孩子就像幼苗，必须分分钟吸足阳光雨露，才能茁壮成长。
辅导班的孩子
儿子布丁5岁，课外班就已经攒到一周八次，直逼社畜996的节奏。鸡娃的同时，还要鸡自己——因为陪孩子练琴，安婕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搞懂了所有曲调和弹奏技巧，哪个音需要强化，哪里少停顿半拍都能立马听出来，不厌其烦地监督儿子改进。
五岁的小布丁，会拼音、会简单加减法、识字量接近400，乐高会搭故事会讲，英语钢琴也都不错。但临近幼升小的时候，和幼小衔接班的老师一聊，才知道这个水平还远远达不到目标校的选拔标准。上海优质的民办小学幼升小，一般的默认值是：孩子的学业水平要达到小学三年级。
安婕深受打击，安柏也大为震撼：原来自己眼中的牛娃，走出去根本啥也不是。
家长鸡娃就像练辟邪剑谱，第一个挥刀自宫的天下无敌，但当其他人也纷纷效仿，神功也就不再稀罕。
为了出奇制胜，大家只能挖空心思想些更狠的招数，这场卷的战争就像瘟疫一样在人群中传播开来：你三好学生，我综素全优；你亚洲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我世界机器人大赛一等奖；你6岁无障碍看英文科普杂志《How it works》，我4岁能聊核聚变原理......
每个人都“不疯魔不成活”，最终能进好学校的人数并没有增多，但不拼可能连保底的选项都没有。
今年3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的表述让无数家长陷入恐慌。实际上，上海江苏等地多年前就已实现约50%初中毕业生流向职业技校的目标。
尽管从宏观层面看，普职分流可以均衡各级各类人才，给不擅长应试教育的孩子划出一条新的赛道。但对新中产家庭而言，却是将孩子导向了与自己期望背道而驰的未来，说是“提前淘汰出局”也不为过。
焦虑的家长们，把基础教育演变成了军备竞赛。越抢跑，越发现总有人跑得更早，所有人都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当教育变成军备竞赛
“妈妈焦虑的根源就是怕孩子不幸福。一旦没教育好，他的选择权利就会减少，就有阶层滑落的焦虑。我的学历挺好的、之前工作也挺好的，如果孩子不如我，那他怎么会有幸福成功的人生？”
无论安柏还是菲云，被焦虑裹挟的家长们，大多是改革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时代助力下，靠读书实现阶层跃迁。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促使他们在子女教育上大笔押注，不遗余力。
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语境不同，中国的社会分层呈现出金字塔型。顶层精英人士掌握着社会绝对的资源和话语权，甚至可以制定规则。中产阶级们看似收入高，相应的杠杆和负债也高，上有老下有小，走钢索般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抗风险能力极弱。
往上来看，通道越来越窄，而往下，稍不留神可能就会“一夜返贫”。
没有一种焦虑会被资本放过。
如果说拼命内卷的家长和孩子在玩一场大型“零和游戏”，教辅机构就是这场游戏唯一的受益方。
K12（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的缩写）课外辅导的培训市场异常火爆，仅新东方一家课外辅导品牌的2019年财年财报就显示，净收入达30.96亿美元，其中K12成为增长主力。
当奥数，英语等“红海”产业人满为患，资本调动敏锐嗅觉，从政策中挖掘新的风口。2017年7月，国务院颁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少儿编程因此成为教育市场的顶流。
少儿编程成为新风口
“未来的文盲，就是现在不懂编程的小孩。”
铺天盖地的广告侵袭下，本身从事IT行业的张健忍不住把女儿晗晗送进了机器人编程课的教室，希望她能够在全国大型赛事中拿到名次，为升学之战争取筹码。
编程课一年近两万的学费对他而言并不便宜，创业公司业务多年不见起色，全靠几个熟客勉强维持，妻子又没有工作。在上海，他们的月收入可能连普通工薪阶层都比不过，只是赶在房价暴涨前上了车，位于普陀区的二手房已经还清房贷。
在教育这事上，张健比妻子狼性得多。他是典型靠高欲望驱动的人，高三被保送到省里一所重点大学，觉得自己还能考更好，想放弃，无奈拗不过母亲。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老家一所重点中学任教，别人艳羡不已，他却心有不甘，两年后毅然辞职来上海闯荡。
上海户口、上海房产......人到中年，他有了在老家人面前傲视群雄的资本，自然不希望女儿沦为泛泛之辈，张健对她寄予厚望，想培养出一个“十项全能”的天才少女——要么出国爬藤，要么考入国内TOP5。
钢琴，声乐，绘画，拉丁统统安排上，严格限定每天看电视、玩手机的时间。有段时间张健觉得晗晗最大的短板就是性格太过羞怯，于是又抓着她练口才，练胆量，学会在公众场合表现自己。
小升初的时候，张健本来想让晗晗上优质的私立中学，没想到小五班（进入小学第五学年度时，为升入名牌初中应对选拔性入学考试而开办的补习班）的报名名额眨眼间一抢而空。错过机会，晗晗只能直升本校初中部，一所普通的公立中学。
《小舍得》剧照
升学，表面上是考孩子，实际上也在考家长的综合实力。
张健这时候才发现，尽管已经不遗余力地把当初自己望尘莫及的教育资源全都堆叠到女儿身上，但对比成功上岸名校的家庭还是相形见绌：
别的孩子学编程起步早，更舍得在教具和考级上砸钱，到晗晗这个年纪早已斩获大奖；别的孩子奥数都报高端班型，晗晗都是自己在家里辅导；别的孩子6岁起就在请一小时1000元的私教老师，晗晗上的是一年几千块的大班课...
最让张健绝望的是，他发现在富人圈，钢琴这类技能早已烂大街，竞争已经改换小众项目的赛道：滑冰达到一定等级可以被特招到某些学校，国家二级运动员可以在高考中加分，冰球、击剑、高尔夫球则是国外大学极为看重的项目。
这些琳琅满目的小众项目，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烧钱：年投入几十万只是开始，加入俱乐部以后还要出国比赛，换更好的装备......
每一项拆分细看，对张健这样的家庭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最让张健挫败的是，折腾几年下来，没捞到鸡娃的好处，反倒染了一身鸡娃的病。
进入青春期，女儿晗晗突然变了一个人，叫她学习再也叫不动了，一回家各种吃喝玩乐 ，非得凌晨三点再爬起来赶作业。还报复式地养成了很多奇葩的生活习惯，比如夏天坚持三个星期不洗澡，拒绝刷牙，但要定期去外面洗牙，一旦父母说教她就进入歇斯底里的癫狂模式。
前期父母的过多管束导致她和身边同学缺乏共同话题。小女生关心偶像剧、女团，而她脑子里的储备却是BBC纪录片、科学探索类节目、益智游戏......因为不合群，她曾遭到同学欺负，不敢在外面爆发，积攒的压力和怨愤通通带回家中释放。
《小舍得》剧照
争吵最激烈的一次，张健感觉站在面前的女儿简直就是个“天生的恶魔”。目眦尽裂，额头青筋暴起，原本清秀的面容变得异常狰狞。在他手臂上抓出一条长长的血痕后，晗晗被母亲强行拽开。隔着空气，她又对着父亲抡了几拳。那架势，好像要跟他同归于尽。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张健仍然心有余悸，“我从来没想到养孩子会带来这么大的痛苦，痛苦到你甚至想去自杀。”
为了减少对女儿的刺激，这半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同一屋檐下，父女俩每个月打照面的时间可能不到半小时。
妻子在大量阅读各类心理学书籍后，和晗晗的关系有所缓和。有一次她试探性地问起“突变”背后的原因，涵涵面无表情地回答：
“如果我一直表现很好，你们对我的期望值只会越来越高，那是没有止境的，所以不如索性表现差一点，好让你们降低期望。”
直到在饭局上，张健听朋友说起了自己家的遭遇，才惊觉晗晗并非个案。
这位朋友的儿子和晗晗年纪相仿，就读于全区最好的重点中学，曾经性格开朗阳光，如今叛逆期到了关起门来也照样“六亲不认”，朋友身上有无数被他用笔尖戳伤的痕迹。
张健想起在晗晗班上，自从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孩在课堂上拿美工刀自残以后，割腕就像流行感冒一样蔓延开来。学生们私底下还交换心得，如何掌握力道，可以在划出刀痕的同时又不至于流太多血。
晗晗在家说起这事时，眼泛泪光，似乎对同学的痛苦感同身受，可张健没能觉察女儿的痛苦，他不满地教训道，“对外人倒挺有同情心，父母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就铁石心肠？”
没多久，在女儿手腕上，张建看到了同样触目惊心的伤痕。
鸡娃成风的大环境下，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
据我国2020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小学阶段，抑郁检出率为一成左右，重度抑郁检出率约1.9%-3.3%；初中达三成，重度抑郁7.6%-8.6%；到了高中，接近4层，重度抑郁则高达10.9%-12.5%。
负面情绪一直得不到疏通，发展到最后，往往就是剔骨还父，用死亡挣脱无解的困境。儿童发展中心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约有10万青少年死于自杀。
已经长大的初代鸡娃，真正符合主流价值体系的“精英”凤毛麟角，大部分还是成了职场螺丝钉，或是因为精力过早透支，经历过内心秩序的崩塌后被深深的虚无感笼罩。
王食欲的童年和青春期，都是在密不透风的习题与辅导班中度过，即便后来摆脱母亲控制，考入心仪的北电，似乎也已经丧失了获取快乐的能力。
从小被鸡到大，她习惯性沉迷于寻求认可，稍有不顺就怀疑自己的艺术天赋，习惯与人比拼名利，“一旦比不过，就会很崩溃”。锐意进取和万念俱灰，矛盾地叠加在她身上。
24岁那年，王食欲在英国留学，确诊躁郁症，每天走在泰晤士河岸边，都有往下跳的冲动。后来在自述中，她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鸡了20年，还是归于平凡。
其他90后鸡娃的情况似乎也差不多。“去了那么多国家，学了那么多知识，拿着硕士博士的文凭，专利著作等身……最后还是一样搬砖996，或者连工作都不要地混混日子。”
撼动不了北京的房价，也从不敢奢望财务自由，在他们面前横亘着无人能解答的疑问：这么卷，有什么意义呢？
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适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不断提高。学者何平立、孔凡河、陈道银和杨小辉在《中产阶层与社会发展：中国模式下的问题与挑战》一书中指出，中国当下的经济结构，难以为迅速增加的高校毕业生提供保证他们跻身中产阶层的就业和升职机会。
90后初代鸡娃们，即便早已在能力上超越上一辈，但财富和成就却难以匹敌60、70后的父母。
王食欲在剧组
从某种意义上说，父母们正是因为察觉到了时代红利的消失，出于巩固阶层的需求，才如此迫切地加入到鸡娃队伍里，又在不知不觉中将“当一个普通人的成本” 哄抬得越来越高。
困在无边无际的大海里，证书和奖状是唯一可以依傍的浮板。他们有苦难言，他们无法止步。鸡了也很难彻底上岸，但如果不“鸡”，就连岸在哪里都看不到。
张健本来也应该是他们中的一员，可女儿晗晗以最狂暴的方式粉碎了他无处不在的控制欲。
如今他已成为“躺平学”信徒，期中考试晗晗成绩退步，他视若无睹，不置一词；新东方报的课，晗晗偷懒没去上，他就索性全部取消。
现在，他对女儿最大的期待，就是“好好活着，不要发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