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益40年
9月5日晚上，一张长图传遍公益圈，图里的主角手把手教人怎么在今年99公益日里薅鹅毛。简单来说，就是自己准备了钱，化整为零分发给热心网友，从腾讯手里套配捐。
想出这招的那位朋友，还实时更新着朋友圈文案：“已筹集994万，冲刺1000万……联系我报销，又做公益又报销”。
很可惜，小动作被抓了现行，相关项目募捐冻结、款项封存。
子弹还在飞，但靶子几十年来从没变过——盖在公益行业上的黑箱子。
套捐的本质，是滥用公共信任，这一点，从国内现代公益体系搭建之初，就始终伴随着这个行业生长。
1981年，中国首个公益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到1988年，国务院出台《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公益基金会的登记管理细则，正式承认公益基金会的合法性。这年末尾，春晚的舞台上韦唯柔情款款，一首《爱的奉献》，唱哭台下的观众，唱响了中国公益事业的集结号。
公益基金会及各类相关组织开始井喷，20年时间，冒出来2000多个公益基金，从扶贫到动物保护，无所不包。
企业家、明星、官员，人人都赶着献出一点爱，无数汇聚而来的爱，由于缺乏监管措施，被一股脑装进密不透风的黑箱子里。
黑箱子第一次被揭开，是1998年。
那年，赤道东太平洋附近水温异常升高，在中国北方和长江一带，形成了两个大型降雨区，随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突然南退，乌拉尔山、贝加尔湖和鄂霍茨克海三个地区出现阻塞高压形势，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
超乎所有人预料的暴雨，突然降临。长江上游出现八次连环不断的洪峰，西江、闽江、松花江、嫩江，集体出现大水。
截止到1998年截至8月22日，全国有29个省（区、市）遭受不同程度洪涝灾害，受灾面积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受灾人口2.23亿人，死亡3004人，媒体的记叙是：“发生范围、影响程度和造成的损失，均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
国难当前，有人却在其中发了财。
洪灾期间，不少企业宣布要慷慨解囊，为了鼓励和宣传这些企业的慈善行为，媒体们通过义演、晚会等形式对捐助单位进行宣传和表彰，算是对善行的回馈。
等到救灾结束，回过头查账，才发现6亿元的募捐款项，有一半没有到位——很多企业根本没有捐赠的意图或实力，只是蹭个热度，打打名气。
这是有据可查，国内最早的诈捐，然而，没有任何企业或个人为这场闹剧付出过代价。
归根揭底，资金流动不透明，给了借公益沽名钓誉的人机会。同样的戏码屡屡上演，2008年雪灾，湖北省收到1.06亿元承诺捐款，但实际到账仅7383万元，湖北省民政厅能做的只有把开“空头支票”的企业公布出来，用社会压力催着对方给钱。
企业们接二连三的赖公益账，倒逼出了《救灾捐赠管理办法》：对不能按时履约的，应当及时向救灾捐赠受赠人说明情况，签订补充履约协议。救灾捐赠受赠人有权依法向协议捐赠人追要捐赠款物，并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告说明。
法规出台才十几天，汶川遭遇大地震，“公益人”们又故态复萌。
2010年，章子怡、成龙、余秋雨等名人先后被指在汶川大地震中存在诈捐，民政部下属机构随后进行了一份抽样调查，发现在经历汶川地震、南方雪灾等多次捐赠井喷后，中国公益组织的透明度并未提高——约有75%的慈善组织“完全不披露或仅少量披露信息”。
这份调查里，还有一个数据更有意思：近九成受访者表示从未接受过慈善机构的信息反馈，超过九成公众对慈善信息公开程度不够满意。
那年，中国的社会捐赠款项总额接近700亿，依然被放在在黑箱子里，撬开箱子，是中国公益事业面前最大的难关，这关不过不行。
拦路虎很多。
实际上，早在2005年9月，民政部就曾正式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提出起草慈善事业促进法的立法建议，2009年，民政部向国务院法制办提交立法草案，慈善法就此进入立法程序。
但这部法律却迟迟难以落地，除了对慈善、公益等概念的定义分歧，还有部分阻力来自认知层面：好人好事，怎么可以用法律去严格要求？
朴素的善良，受到了经济社会的挑战。
2011年，一个叫郭美美的女人火了，除了“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奢靡生活，更激起网友们热烈讨论的，是她的身份——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山呼海啸的质疑，朝红十字会涌去，2011年8月，中国各地红十字会收到的慈善捐款锐减，其他慈善机构也被牵连。
据那时新周刊的一项调查显示，82%的网友表示不会再给中国红十字会捐款，15%的网友表示查清了账本把每笔去向公布之后再说，只有2%的网友表示会继续捐款。
实际上，所谓的商业红十字会本身没有任何慈善募款，总会也不拨任何经费，只是挂了红会的名，吸引企业赞助半商业、半公益性质的合作案，卖卖保险和广告。事发之后，红会宣布暂停商红会一切活动，北京警方也确认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总会无直接关联。
可惜，信任的崩塌难以逆转。郭美美事件后，新上任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赵白鸽面对烂摊子，只能感慨一句：“三天毁掉一百年。”
以这场炫富闹剧为引子，牵出公益领域的一团乱麻，快刀随后狠狠劈下。
2012年的3·15晚会，“中华学生爱眼工程”被扒下了底裤，这个子虚乌有的“公益项目”，宣称要用十年时间使全国学生近视发病率下降30%，还说已经在全国上百个县捐赠3000万元物资，而他们实际发放的物资，就是一张张标着价格的“爱心捐赠卡”。
“受捐”的孩子可以到指定爱眼工程工作站兑换一副特供的镜片，镜片标价360，抵扣掉“爱心捐赠卡”的260，只需要100元。但有了镜片，总还得配个镜架，店里那些所谓“一劳永逸解决近视”的眼镜，动辄一两千元起步。
靠这个路数，“做公益”的刘金顺，和他生产镜片、镜架的老婆，夫唱妇随把眼镜生意做成了诈骗，还带着加盟店主们一起发财——原本加盟店一年只有五六十万流水，自从刘金顺开始他的“公益”事业，收入直接翻了十倍。
至于那些被骗了钱的家庭，根据媒体报道，孩子们的近视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还都加重了，最轻的加重100多度，最重的加重300多度。
事件曝光后，“中华学生爱眼工程”和相关企业被全面查封，刘金顺连夜丢下老婆跑路，公益行业的大整改全面开启。
无数骗局被刨根问底，不少曾经被捧上高台的“公益领军人物”倒塌，比如要建设“世界敬老村”的“中国著名慈善家”张田，又比如贪墨玉树震后贫困儿童募捐款的“公益达人”湛蓝。
病灶剜去，怎么提高公益事业的免疫力，又是一个更难的议题。
公益的本质，是基于公共信任的基础上，让社会内存在的善意，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在这个过程当中，公共信任是一切的基石，而反复出现的负面新闻，无疑在动摇整个公益事业的根本。
捍卫社会公共信任，已然刻不容缓。
2013年，推进缓慢的慈善立法工作迎来转机——慈善法被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并最终确定由全国人大内司委牵头起草。
随后一年多的时间，全国人大内司委先后召开十几次各种类型的立法座谈会，总结出5部慈善法民间建议稿。2015年年初，慈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形成，这部难产十年的法律，终于走到临门一脚。
但要解决公益行业的积弊，只靠制度武器还不够。
善于包装宣传的骗子，打着公益的旗号大肆敛财，而那些有切实需要，却不懂得如何向公众发声的个人和公益组织，却长期面临着无处求援的困境。
求助者和捐款人之间，有一道信息不流通的天堑。
越过天堑的努力，一直在进行。早在1995年，中国就实现了首次互联网互助，那年3月，清华女生朱令被投毒，人们在国际互联网传播病情描述，进行全球医学专家远程会诊，确诊认定为铊中毒，为抢救赢得了时间。
这之后，零星的网络互助时有出现，但直到2007年，国内才出现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公益平台，腾讯公益。
最初的腾讯公益平台，更接近于一个公益圈子的社区，虽然包括了募资、义卖、资讯传播、社区等模块，也和中国青基会、中国儿基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10余家知名公益组织建立起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社会影响太小，募捐能力也有限。
转变发生在《慈善法》即将出台的同一年，那年9月9日，腾讯宣布拿出9999万元，限期三天进行配捐，全面掀起网络公益的热潮。
205万人次参与，用户捐赠额1.279亿元，让99公益日成为“国内首个全民公益日”——腾讯旗下QQ、微信，正是公益募捐所需要的熟人社交环境，更重要的是，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发布的项目，都有严格的资金使用、项目执行等披露要求。
但对于这种公益模式，反对声也从没停过，最常见的一种声音是，认为99公益日过于强调筹款，机构与捐赠人为“抢钱”一哄而上，非但对社会组织培育自身必备能力起不到促进作用，更伤害了公益的初心。
那时，公益时报把99公益日称作“运动式”捐款。几年过去，这个提法早已无人在意，公益组织们争先恐后参与进这场一年一度的“公益盛宴”里，毕竟，不管多好的初心，要做事都必须有钱。
腾讯公益平台借99公益日破圈之后，大量互联网公益项目遍地开花，轻松筹、水滴筹等募捐平台开始盛行，这种高效直接的公益方式顺利越过信息天堑，开始改写“公益”的运行逻辑。
随着《慈善法》正式出台落地，以及互联网公益模式的全面普及，笼罩在中国公益上方的黑箱子，被突破了。
黑箱子掀开以后，中国的公益事业，终于越来越接近它本该呈现的样貌：
信任、干净、真实。
时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公益萌发之初，由于公众缺乏对公益组织的信任，项目开展得十分艰难。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创始成员顾晓今回忆，1989年成立的青基会，是国内最早尝试通过民间力量筹资的机构，开创了国内公开募捐先河。
那时募捐的方式很原始，青基会的工作人员买了本《邮政编码大全(工业企业卷)》，一个个发信。七八个人，发出去13万封募捐信，钱虽然募到了，但效率太低，而且一封信两毛的成本也不少。
最让顾晓今哭笑不得的是，有的收到信的人还到公安局举报，“怀疑这是不是一个骗局”。
这个被当作“骗局”的项目，就是改变了无数孩子人生的希望工程。
1991年，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前往地处大别山区的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拍摄系列照片“我要读书”，在他的镜头下，一个小女孩手握着笔，齐肩短发，一双大眼睛看着镜头，解海龙说，那双眼睛“有一种直抵人心的感染力”。
这张照片，成为了希望工程的代表。在同年5月25日人民日报7版刊登了“希望工程——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募捐”的广告，配图正是这个叫苏明娟的小姑娘。
广告发出后，青基会终于打开了局面，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几个以公益为事业的年轻人摸着石头过河，发明出很多做公益的新办法，比如后来被广泛借鉴的“1(家)+1助学行动”，就创造了一对一结对资助的新模式。
2007年，腾讯公益平台成立后，青基会也成了最早接入的机构之一。
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募款、公布项目进展，前所未有的便捷、可信——腾讯公益平台制定出国内首个公益机构财务透明披露标准和机制，加强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对上平台的项目、组织进行严格的合规检查。
对于公众而言，这点尤为重要。今年7月，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做了份问卷调查，2029名受访者中，有90.6%的受访者参与过网络平台上的公益活动，参与过网络公益的受访者里，又有68.3%最关心钱款物资的使用去向。
有专门的审查机制，在捐赠后，平台方可以做到定期向参与募捐者发布项目进展、资金使用情况，最大限度做到公开透明。
良好的公益环境，让更多爱心畅通无阻地汇聚了起来，早在2019年，国内社会捐赠总额就已经超过1000亿。
这些善款中，就有当初那个大眼睛女孩的一份。
2021年9月，腾讯公益回响计划找到了苏明娟，30年前报纸上的小姑娘，已经成了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的职员，在被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改变命运后，她也开始改变别人的命运。
早在走出大山读大学的时候，苏明娟就开始靠自己勤工俭学，把每学期定额发给她的900元生活补贴转给其他贫困生。毕业工作后，也一直坚持每年向希望工程捐款救助大学贫困新生，从未间断。
不止苏明娟，胡善辉、席秋兰、杨怀保...在这次探访里，那些昔日曾经被希望工程帮助过的孩子们，都展开了和过去截然不同的人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也力所能及帮助着更多的人。
回响计划，对很多人而言，是解决信息确认的问题。但腾讯公益，则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更多的可能性——除了通过制度对财务信息进行监督，对公益受助者、项目现场进行探访，则让公益项目的效果、公众对公益模式的了解和探讨，以及公益项目之间更高效的资源协调成为可能。
7月17日开始的连续降雨，让河南部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水侵袭，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随即联合厦门市曙光救援队，召集全国11支队伍赶赴河南郑州，就地展开救援。
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还记得，当时总共380名民间救援队人员，昼夜不休协助超过1300余名受困群众完成转移，在救援转移完成后，腾讯公益基金援助的物资就位，救援队立刻又投入了当地的防疫工作当中。
这场紧张的救援闪击战，都被镜头记录了下来，通过回响计划，民间救援力量做出过的卓越贡献，直观呈现在公众面前，被看见，也被记住。
通过这种探访的形式，公益项目的效果被直接展现出来，接受大众监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突破。另外，公众也可以在了解公益项目的运转方式后，加入对公益模式的探讨之中。
深圳南山区，首个公办养老护理院里，正酝酿着一场关于社会化养老的隐秘变革。2018年，腾讯内部掀起了一场公益热潮，除了腾讯公益基金会向这间护理院捐出3000万元的财物外，大量腾讯内部的计算机工程师也被鼓励，参与进技术辅助养老的尝试当中。
在这间养老院，每个床位前都有基于平板电脑开发出的健康检测系统，可以实时让护理人员了解老人的身体情况。另外，针对高龄老人骨骼脆弱、不能滑跌的痛点，工程师们通过摄像头、运动捕捉等技术，在护理院内架设了防跌倒系统，用技术实现风险防范。
今年9月，来自北京的KOL“时尚奶奶”们通过网络连线，考察了这间护理院的运行情况，引起网络针对科技养老的热烈探讨。与此同时，通过这个案例，企业如何在捐献资金、技术的基础上，实现公益项目的良性循环，也得到了充分的讨论。
而远在深圳一千多公里外，另外一支探访团队，则把冷门公益项目“老兵回家”推到了台前。
怀化市辰溪县，密密麻麻的松树林下，埋葬着数百名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先烈，这些抗战英魂被遗忘于黄土之中，骸骨或被树根缠绕，或被白蚁蛀蚀，而昔日立下的烈士墓碑，早已不知所踪。
如今，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们来到这片肃静的松林之中，为抗日先烈收捡骸骨，送英魂归乡。
昔日无人问津的冷门项目，获得了巨大的关注，过去筹措困难的资金、志愿者等资源，快速汇聚起来。
实际上，类似“老兵回家”这样的冷门项目，长期以来不受关注，更遑论得到公益资源倾斜。比如罕见病肺动脉高压，也是去年通过回响计划，才获得钟南山院士注意，从而成功进入医保体系。
换句话说，通过回响计划，腾讯公益找到了一种协调公益资源、引导公众关注冷门公益项目的有效方式。
跨越30年的时空，中国公益的初心和成果，在屏幕上铺陈开。从2018年开始，延续至今的回响计划，通过微信视频号和直播等最直观的方式，展现着公益对这个社会的改变。
40年的不断发展后，中国公益事业，已然兑现了那句最初的承诺：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