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千年战事
人类正在失去历史。
2018年9月2日晚，巴西里约热内卢东岸火光冲天，几小时的大火将两百年历史的巴西国家博物馆烧穿了顶。
消防员和工作人员绝望地抢救标本，燃烧的书卷残页在空中四散，曾经装载超过2000万件藏品的博物馆化为空壳。
封锁线外，市民相拥哭泣。
巴西总统特梅尔随后发表声明称：“二百年来的努力、调查和知识毁于一旦，这对所有巴西人来说都是悲伤的一天。”
如果说巴西国博的不幸，与国力厚薄有关，而巴黎圣母院无法幸免于难，则像是一种关于历史文物的“魔咒”。
2019年4月15日晚，拥有850余年历史的巴黎圣母院身陷惊世大火，在逾12个小时的燃烧后，约三分之二的中世纪屋顶架构焚毁，19世纪的标志性尖塔倒塌。
历史文物最终走向历史，仿佛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宿命，在岁月长河当中，所有往昔的繁荣都不堪一击。
但总有人不愿认输。
敦煌、故宫、三星堆，在博物馆、文物开掘现场，中国的文保工作者正前赴后继，不断将最新最好的技术运用到抢救文物里，向着时空的伟力宣战。
三星堆发掘现场，被钢铁铸造的大棚笼罩着。
大棚里，是4个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里面装着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高光谱成像扫描系统等设备，在这些放舱下面，才是埋葬着人类神秘过往的8个祭祀坑。
在数不清的高科技设备中，高光谱成像扫描系统，起到的作用格外重大——借助这套系统，研究人员可以对三星堆考古现场的文物进行原位连续扫描探测，就像给文物做CT一样，通过材质分类，对金器、象牙等文物的分布状态进行记录，拿到第一手数据，建立文物图谱数据库，为后期文物修复与保护提供帮助。
2020年冬天，突然接到一纸调令，从西安带着仪器远赴成都的唐兴佳，还记得自己当时的紧张和兴奋，她和团队成员们只用了1天就完成了发掘现场的勘察工作，随后不眠不休几个日夜，把仪器调整投用。
除了可以照出每个坑下究竟藏着什么，唐兴佳说，这套仪器更重要的价值是能“穿越时间”：
以三星堆新开掘的4号祭祀坑为例，最上面一层是燃烧的灰烬层，灰烬层下面有文物，通过光谱成像技术对灰烬层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可以分析出灰烬是燃烧后倒进去的，还是直接在坑内燃烧形成的，“这对了解古人祭祀的行为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同一个冬天，在唐兴佳投身三星堆发掘工作的时候，距离三星堆千里之外，零下20多度的严寒里，腾讯公司多媒体实验室的芸莹第一次见识敦煌。
莫高窟的735个洞窟、2400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一千多年的绵长历史、近十个世纪的灿烂文明，蜚声全球。这些文物古迹身披1600多年风霜，叠加环境侵蚀、人为破坏、动物活动等原因，尽管数十年来，中国文保界前赴后继，但仍无法阻止敦煌壁画继续“老”去。
敦煌壁画“病了”，这和壁画所处的环境密不可分。
资料显示，敦煌莫高窟位于三危山与鸣沙山的交接处，兴建于石质疏松的砾岩之上，这使得其饱受风沙侵蚀。
天气、水分、光照等任何一点的环境变化，都会导致酥碱、起甲、粉化、空鼓、脱落等病害滋生，而这些病害的损耗都是不可逆的。这些病害，就像癌症，一步步侵蚀着壁画残存的生命。
对抗这场“癌症”，正是腾讯多媒体实验室成员们此行的目的。
很多走过千年、饱经风霜的壁画已经“病入膏肓”，一碰就掉。这意味着，壁画的保护工作，越快越好，但按照现有的条件来看，壁画保护与修复的进度，又不可能快得起来。
横亘在这种速度面前的，有两大拦路虎。
其一是“确诊难”。
和人类的病症不太一样，壁画病害的种类非常复杂，很难用一种方案修复所有的壁画。更关键的是，壁画还得“对症下药”。在修复壁画之前，修复者必须要进行详细的病害调查，搞清楚壁画病害的类型、位置和面积，才能给出对应的修复方案。
按照传统的方式，工作人员需要带着笨重的设备在昏暗的洞窟里拍摄、拼接、标注，基本上只能依靠人工来完成。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依靠人力，仅仅是病害识别和做标记，最快也要几年时间，更别说还要制定相应的修复方案。
时间不等人，在这个过程中，又会有很多壁画变成“癌症状态”。
其二是“看病难”。
在文物领域，专家们天南海北，很难长时间聚集在敦煌。而通过视频连线的话，传统的二维视频技术方案不仅清晰度不高，而且视角相对固定，远程专家很难对现场进行自由细致地观察，“医生”们若是连“患者”的病症都看不清，还谈何“对症下药”？
空间维度上的距离，成为了时间维度上的距离，而敦煌，最缺的就是时间。
时间，是文明的摇篮，也是历史的墓场。
新中国文保史上，有一起著名的连云港汉墓“文保惨案”，让中国的文保工作者们难以忘怀。
1993年2月，连云港尹湾村发现了一座汉墓群，其中在6号墓有简牍若干，经统计，从尹湾汉墓中共出土简牍157枚，除2号墓出土木牍1方外，其余均来自6号墓。
当时的现场办公会决定，由市博物馆负责抢救和保护这批简牍，当他们要携带这批简牍回馆时，由于开工补偿费没有到位，尹湾村的民工不让他们带走，只好暂时将简牍留在办公室。
等他们一星期后回到尹湾村时，所有的简牍都被浸泡在塑料桶的水里，村民觉得太脏了打算让它们泡干净点，出土时泛着金黄、闪着油光的简牍已经软化变黑。
之前清晰可读的墨书，已经变得十分模糊，直至消失。
万分庆幸的是，这批文物后来被带到上海，经过远红外模糊图像进行处理，和考古专家长达数年的攻坚研读，这批2千年前简牍的内容得到解读，共计4万余汉字。
独独除了一方木牍。
在尹湾汉墓文物清理工作结束后的现场办公会上，当地镇里的一位领导随手从桶里取出一方木牍观看，取出的那方木牍是24方木牍中最重要的吏员簿，而他大拇指由于按在了木牍的右上部，就把这片木牍上最重要、最关键的信息抹掉了。
这方木牍的历史，自此永远散佚于人类文明长河之中。
漫长的岁月，让文物无比脆弱，氧化、微生物侵蚀、外力作用，无数因素叠加之下，任何一点不妥当的应对，都会对文物承载的信息造成破坏性后果。
在这些来自遥远岁月的“记叙者”面前，如何谨慎都不为过。
被称作壁画修复界“一代宗师”的李云鹤，当年探亲路过敦煌，后受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邀请留下，一待就是64年，修复了4000多平方米的壁画。
光修复莫高窟第161窟60多平方米的起甲壁画，他一个人就花费了2年时间。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研究人员成功修复了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病害，或者说“仅成功修复了5000多平方米”。
这对于庞大亟需抢救保护的敦煌文物而言，还是太慢了。
敦煌石窟共有超过4.5万平方米的壁画，目前仅完成了10%出头的工作量，修复路上的“万里长征”这才走了一小步。
修复工作不但因为量大，同时也来自于难度巨高，专业要求苛刻。
李云鹤曾经有个学生碰落一小块壁画皮，掉在指甲盖上随手弹了出去，被当场开除。
这位学者把文物当生命敬畏着，但他也明白，现在的敦煌研究院，修复一个洞窟最快要2年，大型洞窟则可能需要10年时间，所有洞窟修遍，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需要至少100年。
来自岁月的侵蚀，无时无刻不在损伤着敦煌壁画，哪怕研究员们可以一代一代接力，昼夜不休地工作100年，敦煌也等不了那么久。
巴黎圣母院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敲响了全球拯救文物的警钟，在自然流逝的时间之外，不可控的意外风险，更成为文保工作者们最恐惧的梦魇。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不清楚灾祸从何而来，只知道猛烈的火势，在几个小时内就将这栋历史悠久的巴黎市最古老的木质建筑吞没。所幸起火时巴黎圣母院正处于修缮状态，馆藏的部分艺术品早已移走，得以逃过一劫。
在世界范围内，法国的文物保护都算得上起步很早。
1887年，法国通过法律保护具有国家历史及艺术价值的纪念性建筑和艺术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1913年又颁布沿用至今的《历史古迹法》，设立专门负责对历史古迹分类的机构、将所有古迹登记造册。
即使如此，在巴黎圣母院的保护上，法国还是慢了一步。
实际上，多年来巴黎圣母院一直被相关部门评估为“状况堪忧”，上一次大规模维修还是在1990年代，而大火前的最后一次维修，直到2018年4月才开始。
年久失修，使大教堂在安全方面存在多处缺陷，特别是警报系统。换句话说，消防队员收到的警报可能存在延迟，也因此，火势没有及时得到有效控制。
距离塞纳河映满火光的那个夜晚，已经过去两年有余，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仍开展缓慢。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基金会主任埃里克·菲舍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黎圣母院重建工程预计需要“数十年”。
困难来自许多方面，比如建筑材料——如果要原样重建高96米的尖顶，需要约1000棵树龄在150岁至200岁的橡树。
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再强调，会在五年内重建巴黎圣母院，“我们有望在2024年回到大教堂做礼拜”，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但这项工程太复杂，“有很多工作要做”。
建筑材料已经算小问题，更关键的是，要把被烧毁的巴黎圣母院完美复现，需要有高精度的图纸或模型。
破局的人是建筑历史学家安德鲁·塔隆，在巴黎圣母院遭受这场灭顶之灾前，他用了五年时间，记录下超过10亿个数据点，在虚拟空间里构建出一座最大误差不超过5毫米的数字巴黎圣母院，并被法国著名游戏公司育碧，运用进《刺客信条》游戏之中。
这位已故学者的遗产，将成为全人类再次看见巴黎圣母院的希望。
2019年5月21日，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给出了一份提案：推进文物古迹的数字化保存。
巴黎圣母院那场大火，只是这个提案的诱因之一。在中东，由于ISIS引发的战乱，伊拉克、叙利亚文物古迹也遭受过严重破坏，造成大量人类珍贵历史遗留消陨。
为了保存这些文物，哈佛大学与牛津大学联合成立数字化考古学研究所，共同推出“百万图像数据库”项目。而在国内，故宫和敦煌研究院也和腾讯达成合作，尝试推进数字化建设，把历史文物保存到云端之上。
虽然保留下来的数字资料具有天然的缺陷，任何图片或3D扫描都无法捕捉庞贝壁画表面的纹理、尘土飞扬的气味，数字化的文物也无法进行DNA分析，但也好过一无所有。
试图借助科技拯救损失的，还有同样因为大火失去上千万件馆藏文物的巴西国家博物馆。
由于财政紧张，消防设施尚且漏洞百出的巴西国家博物馆，没有资金进行藏品的数字化，有的文物连高清图片都没有，仅有的例外是几件价值过于珍贵的埃及木乃伊——这些木乃伊经历过3D数据采集，在3D打印技术的帮助之下得以“起死回生”。
巴西国博想到的唯一方式，是众筹：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向所有人求助，寻找在博物馆内拍摄过的照片。
在这场浩浩荡荡的互联网救助当中，中国企业腾讯成为了巴西国博的合作伙伴，双方共同发起面向中国全民的“数字化资料征集活动”，征集曾经到访巴西国家博物馆的中国民众所有的记录电子化资料内容，例如数字影像资料、文字记录等，帮助恢复被烧毁的记忆。
通过这些影像资料，腾讯可以通过3D技术，用不同角度的照片测量出展品的相关细节参数，给到巴西国家博物馆，甚至其他更多的文物保管者一个参考，让消逝的文物们在数字化世界里重生。
同样的思路，也曾被运用在抢救敦煌的项目里。
进入敦煌之初，腾讯多媒体实验室的研发团队构想得很完美：一步到位，直接用AI技术完成壁画的修复工作。
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他们发现这个设想太过乐观远远没有这么简单。AI修复所倚靠的，是系统对图片的大量深度学习，系统吸收的图片素材越多，识别和修复的精度就越高。可在敦煌壁画中，很多大面积的线条都已经流失，后人临摹的壁画数量也不多。
没有足够多的完好壁画素材，AI修复根本没法进行。
转换思路后，这群年轻人们意识到，尽管壁画修复的素材不够，但病害分析的素材却不少——如果能将识别病害的时间大幅缩短，后续的进展是否会更加从容？
在这个设想下，腾讯多媒体实验室的研发团队，基于敦煌研究院提供的人工标记病害的CAD图片及深度学习算法，给出智能壁画病害识别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对症下药”的效率。
通过智能识别技术，目前，部分病害的识别准确度已达到90%，未来这项技术将有机会被应用于病害保护实践场景中，从而推动敦煌壁画病害识别效率的提高。在争分夺秒的当下，这无疑意义重大。
为了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腾讯多媒体实验室还推出了“沉浸式远程会诊”方案，为敦煌的抢救打破空间限制：4K高清，360度沉浸式画面展示，全方位、无死角、高清晰地展示会诊现场和文物细节，只需动动手指，远程专家就可以自由选择勘察视角，从而实现无障碍远程文物会诊。
技术改变时空，不只出现在科幻电影里，而是正在发生着的现实。
另一场隐秘的改变，则发生在全国各地每一个角落。
巴西国博和腾讯达成的合作协议中，还有一个重点项目，是搭建数字化巴西国家博物馆。在这之前，腾讯公司已经参与过多个文保项目，与长城合作推出了“长城你造不造”推广和保护的网络计划，与敦煌合作共同推出“数字丝路”计划，减轻游客对敦煌壁画所造成的影响。
“数字巴西国家博物馆”线上项目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文保领域，已经有了可以向外输出的成功模式和经验。
巴西国家博物馆馆长亚历山大·科尔纳
在国内，博物馆的数字化早已经成为常态，“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和数字化发展。”
看着数字化让博物馆的边界更加模糊，“云端”观展已然普及，展品们在科技支持下摆脱空间限制，实现真正的“无处不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充满感慨：“曾经，博物馆是有围墙的，展览以实物形式进行巡展”。
而现在，一切都变了。
改造升级后的三星堆博物馆综合馆，如今是历史和技术交织的殿堂。序厅里，多媒体“三星堆之眼”勾勒三星堆发现发掘关键节点；正厅里，L型视频墙用逼真的三维动画呈现了三星堆古城形成过程，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但在朱亚蓉眼里，实现博物馆上云，把展品们数字化，只是这场博物馆生态变革的开端——数字化之后，如何运用和保护才是真正的难点，“内容为王，怎样把知识性、娱乐性、互动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是博物馆发展下一步突破的方向。”
这方面，故宫开了一个好头，通过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获得巨大关注后，故宫成功拉近了和年轻网民的距离，借助流量实现了文创推广、品牌打造，让中国文物保护焕发新的活力。
2016年，故宫宣布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共建创新实验室，打造出“数字故宫”小程序、《古画会唱歌》数字音乐专辑等内容，进一步实现故宫文化的深度破圈。随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等文保单位，也开始与腾讯展开IP合作。
从简单的IP形象植入、创意比赛，到文物数字化采集保护、文化遗产数字化对外交流、长视频影视作品输出等，转型步步深入，所能创造的影响也越发深远。
9月6日，2021年“99公益日”之际，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合推出的首个公益趣味文化互动——声动画语，在「云游敦煌」微信小程序上线，以动画形式讲解莫高窟第156窟的壁画故事，用户“动动手指”，不仅能够全方位领略敦煌壁画内容，参与敦煌文化相关的问答，还能够募集善款，成为千年文化遗产的“数字供养人”。
点亮莫高窟活动画面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一站。1650年前，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为寻求护佑与指引，在敦煌出资开窟，这些出资者被称为“供养人”。
“数字供养人”的概念正是源于此。
让年轻人们主动传播传统文化，这是当代文保工作者们开辟出的保护传统文化的路径，潮流与古典的碰撞，成为文物们焕发活力的动力源泉。
2017年，腾讯与敦煌研究院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合作推出敦煌智慧锦囊，古色古香的敦煌壁画，结合有网感的趣味文案，二者碰撞出了传播的火花，很快在年轻受众中广受好评。
以这个项目为起点，腾讯和敦煌研究院的数字文保合作不断延展。此后数年，先后推出了数字供养人、王者荣耀飞天皮肤、QQ音乐“古乐重声”音乐会、敦煌诗巾、“云游敦煌”小程序和敦煌动画剧等活动，精准地踩中“敦煌热”的每一个韵脚。
云游敦煌项目上线的结果非常明显。
三年时间里，累计有超过2.5亿人次参与了“数字供养人”相关线上互动；超过4000万人在王者荣耀中遇见了敦煌飞天；40多万用户设计了自己专属的敦煌丝巾；24万用户在腾讯公益平台为敦煌石窟保护项目捐款；15万用户在线用声音演绎敦煌动画剧……
两年时间里，这些敦煌爱好者们通过购买文创产品、直接捐款等形式，为敦煌壁画数字化等项目募集超过600万余元资金，实实在在参与进对敦煌的保护行动中。
被修复的千年壁画，飞出了幽暗的石窟，获得新的生命。
2021年，腾讯与敦煌研究院的新三年战略合作正式已经启动，这一次，腾讯方面负责和敦煌研究院合作的对接人黄奕，想和同事们做更多尝试，“目前我们进入到深水区，未来会继续去运营、深化、打造敦煌相关的内容”。
在前辈们摸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之后，2021年5月28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文物局、四川省政府联合举办的“三星堆奇妙夜”活动上，三星堆腾讯新文创项目正式落地。
按照规划，和故宫、敦煌、秦陵、长城一样，三星堆和腾讯的合作，也会涵盖游戏、动漫、音乐、网文、短视频等各类产品。
数字化时代，互联网流畅的信息渠道，是传统文化最有力的宣传推手，也是让历史对抗岁月长河，恒久传承的无形载体。
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真正的文化遗产，不应在幽暗的石洞里，应该在每一代人的心里。